作者：卞祖善

　　北京电视台“通过音乐圈内人的推荐”邀请我于2001年10月27日下午参加“国际双行线”节目与作曲家谭盾先生对话，我考虑到谭盾在1996年与我有约，于是我同意参加。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事到临头谭盾拂袖而去，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事后我还要面对谭盾的父亲和专家的教训--这十足地反应出一个家长和几位专家居高临下的霸气和自以为是。

　　谭盾的父亲在2001年11月8日的《天府早报》上云：1994年卞祖善“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看法，指责谭盾音乐根据安徒生童话改编的作品《皇帝的新衣》。”而实际上是一位记者所写的《中国音乐界不要赞美‘皇帝的新衣’》一文，文中提及一则评论“能从两个指挥的手势和体态中传达出休止符的力度起伏”，“这样的评论无异于赞美‘皇帝的新衣’。”如此而已，哪来的“根据安徒生章话改编的作品《皇帝的新衣》”？一个信口开河、自说自话的人还要教训别人“讲话要有根据”是不是太霸道了？再有，谭父还说“后来谭盾在厦门开音乐会的时候，卞祖善又站出来指责谭盾。”真是怪哉，我至今都不知道谭盾在厦门开过音乐会，我怎么可能“站出来指责谭盾”，根据何在？谭父还教训我“讲话要有分寸。”事实上，有我的文章(和讲话)证明：我对谭盾的音乐评论是有根据、有分寸和一分为二的。因此，不存在谭父所指责的“以长者的口吻要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谭盾”的问题，否则在1996年谭盾又何苦主动要与我相约讨论音乐观念呢？谭父还在与南京《金陵晚报》记者通电话时说：“卞祖善批评谭盾的音乐是‘皇帝的新衣’，皇帝是谁呀？”这是什么意思？谭先生，你不觉得你说话应该注意分寸吗？！

　　日前，北京广播学院《现代传播》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众多专家由于年龄关系，从音乐观念上，大多同意卞祖善的观点，但普遍认为，卞祖善在节目录制中对谭盾的态度是不好的。”(见2001年11月14日《京华时报》)有人指责我“不让人”，还说什么“卞祖善则在节目中表现出一种非常态的表演欲”云云。请问，在研讨会上不是有人口口声声赞赏“难得卞祖善、谭盾在这次节目中没有这种‘自卫’，想说的和想做的，就去说了就去做了。”(见11月14日《北京晚报》，下同)怎么会又指责我“不让人”呢？我有必要请某主任再仔细看一看现场的画面，不是我“不让人”，而明显的是有人不让我把话说完。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要把表明自己观念的话坚持说完。某主任，难道你不觉得对我的指责有悖于上述的宗旨吗？所谓“非常态的表演欲”，更是哗众取宠的无稽之谈。“非常态的表演欲”不是我而是谭盾，他从出场开始就一直在作秀，由于我对他的音乐的批评遏止了他的“非常态的表演欲”，令他无言以对拂袖而去；而我只是向在场的观众模拟再现了当年两个指挥企图“传达休止符的力度起伏”的动作，难道就应该遭到嘲弄吗？某教授一边这么嘲笑我，一边又赞赏“卞、谭二人坚守信念，没有造作，来的踏实，这是电视访谈节目难能捕捉的一个场面”，岂不是言不由衷吗？

　　还有一位博士导师说什么“同意卞祖善的观点，但不同意他的态度。不过她认为卞祖善虽然在节目前面没有风度，但后面面对观众的批评很有风度。”如此既有批评又有表扬，看似颇为公正的说教，可惜与事实不符。因为事实上后面面对观众的并不是对我的“批评”，而是艺术观点之间的争论。导师还说什么“做人不光是谭盾要思考的，也是卞祖善应该思考的。”说的对，谭盾要思考，我也要思考；难道导师你就不需要再思考了吗？对于你能同意我的观点我很欣赏，但也有些让我感到意外。很难设想，一旦你面对演播室摄像机的镜头时，能否真正做到“想说的和想做的，就去说了就去做了”：还是只会说：“今天的天气哈哈哈……”(2001年11月14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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