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夫
几年前，刚被推向市场的文艺团体因为经济捉襟见肘时，纷纷各自找有财力的企业“联姻”。由于在接受人家钱的同时还要接受许多不情愿的条件，一时间，有媒体辛酸地把那种联姻比做“艺术少女被迫爬上企业大款的床。”
无论是两相情愿还是一方忍辱负重，都证明了现阶段艺术与企业联姻不可逆转的现实。别说一向清高的“艺术少女”最初难以面对残酷的屈辱现实，就是社会各界，开始的反应也多是苦涩和凄凉。几乎整个社会都在为交响乐、为芭蕾舞、为歌舞剧的艰难处境鸣不平，为心目中圣洁、高雅的天鹅、鲜花所面临的遭遇而叫屈。
后来，人们渐渐发现：一掷千金的大款并非个个都是粗俗的暴发户，大多数“婚后”的日子还是和和美美。企业靠艺术出了名；艺术借企业谋发展，同居共处对彼此都有利可图并可能使双方都进入良性循环。于是，再有某某文艺团体与某某大企业集团联姻，便不不再成为新闻热点。
不过，平静的“蜜月”刚刚度过，这种新型的联姻就受到了来自“第三者”的强大威胁。其实，在步入市场经济的今天，艺术与企业联姻的同时，身旁就存在着强大的第三者——媒体。
当计划经济的优势已经逐渐萎缩的时候，广告和媒体宣传的重要性就变得日益突出。企业要发展或艺术要表现都离不开媒体的作用，特别是在报刊日益增多、消息渠道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媒体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具体到艺术领域，娱记的热情与冷漠，甚至会对一部影片是否“轰动”、一台话剧是否“火爆”或一首歌曲能否“流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于是，无论是高贵的艺术少年和富有的企业大款便都不得不对娱记刮目相看。这种“共生现象”在自然界是普遍存在的，只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总要经过一段时间罢了。鉴于觉悟的早晚和角度的差异，艺术少年和企业大款在对待媒体态度上也因人而异有所不同。
在文艺界，领导或演员及导演都能充分认识到媒体对于自身的重要意义。无论是传统的文字还是现代的图像，对他们进行宣传都必然会带来可观的“两个效益”。他们比任何行业的从业人员都更需要媒体的支持和配合，同理，也比任何行业的从业人员都更加害怕媒体的抵制和反感。
然而，企业、特别是那些攀上了艺术少年的企业家们，他们以为有了艺术女神这根魔针，便可以随心所欲地绘绣出各种灿烂的美好前景。因此，他们对于媒体总有一副施主对待食客的居高临下的面孔。
譬如广东某个被当地报刊标榜为“影视界大腕儿”的影视制作公司的老板，他在过年分送礼物时，象薛宝钗一样滴水不漏、面面俱到。哪怕曾在他投资的连续剧里偶然露出一、两个镜头的小演员，也厚厚的一个红信封托人千里奉送。然而，对于那些卖劲为他刊发拍摄消息和冒着受领导批评、被同事鄙视和遭读者反对的风险将这个老板与某明星合影照片登在彩页或报头上的娱记们，大腕儿的出手则没那么大方和慷慨了。顶多在新闻发布会上扔二百元“车马费”，就算打发了。
精明的老板自有一番道理：我把明星笼络住，那么娱记就会追着来采访我们，只需把明星伺候好，明星自然会处处站在我的利益上讲话，时时帮我做宣传。那些娱记嘛，大多数不过鹦鹉学舌，明星怎么讲他们就怎么写，我何必把钱扔给娱记呢，不如集中财力全部投入给明星。
作为明星，更不是白痴。老板巴结我，是想通过我达到他出名的目的。死皮赖脸地总与我们合影说穿了是拉大旗、作虎皮，靠我们脸蛋赚钱。当然，我们也从他那里得到了回报，只不过我拿了小头、他逮了大头。因此，我不能就他这一棵树上吊死，他给的再多也是有数的，我应该吸引更多的老板前来与我合影。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上钩，就必须靠娱记们大力配合。诚然动用娱记是要破费的，不过有些小娱记请一顿饭就心满意足，与老板支付给我的片酬相比，再贵的饭菜也是九牛一毛。
娱记怎么想呢？我们新上任的主编位子还未坐热，审稿的原则就是“别惹事”。真的惹恼了哪个明星大腕儿，如果兴师动众地杀到报社来讨伐问罪，即使官位不会因此得而复失但至少得遭总编两句埋怨。李谷一和汤生午的较量不是最好的前车之鉴吗？所以，我也别自讨没趣专拣他们不爱听的说。至于读者嘛，不是我能负责的。去开个“新闻发布会”，有二百元就算白捞，外加一顿饭自然是锦上添花。其实无形的收入是可以对外吹嘘：“××大腕儿请我吃饭”“我与××明星是铁哥儿们”。
因此，一首最终短命的歌曲居然也能“红极一时”；一部走出影院就换来骂声一片的影片在观众进来前便被告知是“精品”或“大片”；一台插科打诨的闹剧也同样能因蹦出一个“独立制片人”而被冠以“划时代”的意义。平心而论，造成这种翻云覆雨的效果，完全应归功于“娱记”的本领。
尽管某些老板不拿正眼看“娱记”，明星却始终笑脸相迎。在严峻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明星深知“娱记”对于他们的重要性，他们许多人能主动地接近“娱记”，但绝不会发生真正的联姻关系。但狭义上的明星傍大款则不在少数，尤其是那些尚待出名的小演员和小歌手，他们要靠大款的钱拍摄MTV；靠大款的钱投资拍摄连续剧当女主角或男主角；靠大款的钱请报刊、电台、电视台的“娱记”们吃饭以实现“立体宣传”效果。
与广东遥遥相对，北京的老板虽没有广东的财大气粗，但在进贡明星方面是不甘落后的。有京城一个不敢妄称“大腕儿”的小老板，拍摄一部小制作的连续剧，想在北京及全国进行宣传，他用仅一个普通演员片酬一半的资金来打发“娱记”们，见多识广的许多主流媒体的大牌“娱记”对此置之不理。小老板喊冤：“给他们二百元呢，一个字也没发！”试探性地问人家时，遭到反问：谁叫你来送的？！
这些斤斤计较的老板们给明星钱时，也是恋恋不舍。譬如，一度一厢情愿地制定“封顶”战略、用以“抵制索要高价的明星”的制片人们，最终还是咬牙闭眼豁出去了。可慰劳“娱记”时，就总感觉是多余的支出。这些老板们的原则就是榨取最大利润和付出最小的成本。如今，过去一贯替电影制片厂作义务宣传的媒体，也开始向一心只顾自己挣钱的制片人采取收费宣传的办法。这其实也是市场的需要和平等的原则。
于是，电视剧制片人和唱片公司的老板就做出清高的状态，惊讶地表示对媒体变得“堕落”不能理解和痛心疾首。明明他们想达到商业广告的目的，但却要求媒体“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进行无偿劳动。媒体本可以大大方方、理直气壮地收费，却也在商家责难的目光下羞羞答答、底气不足。
演员、歌手与老板在“餐桌”上争抢美味佳肴，心安理得无丝毫腼腆；当老板打发“娱记”，从杯盘狼藉的餐桌撇下一块略带肉丝的骨头时，也不带半点羞涩；唯独“娱记”们不能名正言顺地与明星和老板们同坐一桌共进美餐。
尽管如此，由明星与老板形成的两角关系还是受到来自第三方“娱记”强大的威胁。特别是各个报刊已经普遍拒绝宣传那些层出不穷的无聊开机消息、鸣响效应渐渐失去了势头的今天，老板突然发现：他们手里的摇钱树由于底肥不足而果实萎缩和稀少了。明星发现：自己脚蹬的木梯子出现了裂纹且吱吱作响。“娱记”们发现什么没有？要想在这场“三角恋爱”游戏中获得平等的地位，你得在关键时刻响亮地说一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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