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得意的那一刻

　　伊夫

　　让我得意的时候并不多，除去小学四年级前受到老师宠爱和同学羡慕外，很快就因为出身缘故而饱受政治歧视甚至迫害。后来，社会秩序正常了，政治阴影渐渐消散，但又因没

有学历不能转成“干部”身份而再次受到精神的重创。

　　在衡量人才以学历为唯一标准的当时，我的全部工作成绩皆因为缺少一张大专毕业的证书(那时街头尚未出现兜售各种假文凭的生意)而前功尽弃。没有成就感的日子，心情是灰蒙蒙和压抑的，在我生长的这个城市北京里，我甚至有一种局外人的尴尬。

　　90年代，我成为媒体的一员，这为我发挥自己的潜质提供了可能。可是，我很快就因为忍受不了终日被动地让领导指派去采访、报道我不情愿面对的人物或事件以及其他多种原因而离开报社。94年，我成为一名不隶属于任何一家媒体的独立的撰稿人。

　　因为身份是独立的，因此我有了相对独立的报道空间，能够较为从容地自主选择我的报道对象。我选择了几乎不存在什么政治风险的娱乐圈报道，这样，我能招惹的最大灾祸就是电影局某个领导大为光火，或充其量是某个自以为是的导演、明星扬言跟我打官司而已。

　　我也的的确确经历了不少有关名誉权的官司，对方起诉原因都是因为我的“文章对其构成了名誉和身心的严重伤害。”我当初真没有料到寥寥千八百字的一篇豆腐块文章，居然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威慑力，如果说鲁迅先生的短文是匕首的话，那我的这些文字撑死了也就算个微型水果刀罢了。一口咬定小小水果刀能够造成如此伤害，显然是夸张和高抬。

　　不过，我也从中发现：舆论的威力的确非同寻常。你看《焦点访谈》，镜头一闪，就把衣冠楚楚贪官污吏吓得乱躲，而蓬头垢面的老百姓却争先恐后地往镜头前凑，这说明了什么，还用我废话叨唠吗？

　　我渐渐从报道带有纠纷的新闻事件中察觉出来，凡是主动配合我采访的一方，基本属于“没干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范畴，而想方设法回避采访、甚至扬言如果谁胆敢报道就要谁付出怎样代价的一方，肯定是最最害怕曝光的！

　　于是，只要遇到一张口就声称“我们不想谈。”或者“我们法院有人、报社领导我们认识。”的对方时，我肯定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坚持追踪采访到底，看看哪些法院或报社的大人物们替他们撑腰打气？！

　　94年，一个剧组内讧，制片人把导演炒掉。尽管双方的知名度都不足以构成娱乐版头条新闻，但在当时“导演被制片人炒鱿鱼”还是一件新鲜事。我先采访被废黜的导演，他一脸委屈地讲述了制片人从选中他到淘汰他的全部经过，并且还提供了相关的文字材料和证据。然而，当我电话联系制片人时，他的回答极不礼貌：“我不允许报道，不会接受你的采访。如果你敢写，我就告你，而且我法院有人。”我冷笑道：“是否报道不取决于你，我不是你雇佣的导演。第二，我肯定要写，并且丝毫不在乎你的起诉，而且我非常乐意看到你在法院的人。”

　　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他最后终于答应了接受采访，但又在时间上拖延，我断然拒绝，限令在24小时内接受采访。不是我苛刻，而是遇到这类难缠的采访对象，记者必须非常强硬、坚定，否则一事无成。他不情愿地答应了。但采访完还执意要求我暂时不能发表。理由不再是“法院有人”而是“先容我把片子卖掉，不然文章出来会葬送我的全部投资。”我同意缓发。

　　然而，直到95年，他还拒不给我“已经发行完毕”的通知，而全国各地都已经陆续在播放那部电视剧。我再次找他，他却千呼万唤终不给回复。于是，我将封存一年的新闻通稿，通过两台传真机倾刻发送给全国各地主要媒体。

　　从第二天开始，各地媒体陆续刊出，一些中小城市报刊迅速转载，瞬时间，此事曝光于全国。这时，我独自环顾我所处在的这个不足20平米的工作间和看着眼前一台陈旧的电脑及两台半旧的传真机，感到神奇又得意。就在这陋室，就这些简易装备，但与此同时窗外竟然就会有千百万读者在阅读这个新闻报道、在抒发自己的观点和评判当事双方。而当事人或恼火或激动或决定起诉或甚至要对我采取不理智的野蛮手段……

　　当然，最为得意的是，他们不仅扬言诉诸法律并且还真的落实到行动上后，最后却灰溜溜地撤诉时，我才发现：自己孱弱的身躯，在外界竟然是铁骨铮铮。因为我是独立撰稿人，企图通过行政手段让上级领导压制让我屈从是痴心妄想。无理取闹的被曝光者们只好一次次向我发出威胁，但居然没有一次能够吓退我。相反，拥有钱财甚至拥有“靠山”的他们却屡屡败下阵来、自讨没趣。

　　难道，这还不够一个“没有组织”的穷弱文人得意和自豪的吗？何况，这样的穷却“横”的文人在我们身边又实在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