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铃唱作先锋大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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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一个叫井上大佑的日本人在神户的夜总会自弹自唱，灵机一动制作了空奏的磁带，并在播放装置上安装了投币箱，最原始的卡拉OK机就此诞生。去年，井上大佑从哈佛大学抱走了“搞笑诺贝尔奖”(IG Nobel)的和平奖，获奖理由是“发明卡拉OK，向人们提供了宣泄的工具，促进彼此的宽容谅解”。
有人曾提出“无聊经济”的说法——一个人无聊的时候，心智最脆弱，也最容易受
诱惑，因此蕴藏着巨大的市场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厕纸广告也能变成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有预测说，未来彩铃的利润中将有1/3来自彩铃广告，已经有不少商家认识到这十几秒等待时间的广告价值。
无论就营销诉求或是消费行为来看，彩铃都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两年前，欧美的电信商还在怀疑，用户会不会愿意为那些只给别人听而自己永远欣赏不到的彩铃买单，这并不符合资本主义人性自私论的逻辑。但是，至少在亚洲，人们已经迫不及待去“娱乐他人”了，他们可能花钱为手机上的每个联系人都设置了不同的彩铃——老妈打来就放“今夜不回家”，女友打来是“十年”，欠了钱的家伙打电话来听到的就是周星驰式的“还——钱”不过，这种“悦人”的方式很难说有多无私，说到底，最终娱乐的仍是自己。
年轻人的兴趣瞬息万变，品味飘忽不定，是最难取悦的一个人群，他们像得了强迫症一样天天换彩铃，可能就跟10年前的年轻人彻夜不眠照顾生病的电子鸡一样，只是一种青春期的无所事事。从电子鸡、大头贴到彩铃，这些看似无聊的小玩意儿似乎特别容易在亚洲流行。各大电信运营商也绞尽脑汁征集各方创意生产搞怪彩铃。如果搞怪是新时代的创意方式，有时候很难分辨，大众文化到底是对创意的抹杀？还是激发了新的创意？
卡西尔曾说:“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世界似乎在成比例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不断的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如今，新生一代青年人的整个精神世界似乎都在往小小的手机上移民，急切要在这个狭小的新空间里为自己寻找新的外壳。对他们来说，彩铃不是简单的音乐，而是他们包裹自己的方式，是建立自我认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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