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能听到诸如此类的财富故事:60年代，美国黑人青年小贝里·戈迪，花了600美元注册了一家唱片公司，他为这家公司取名“摩城”，在随后的30年，这家公司成了美国乃至全世界黑人音乐潮流的风向标，他创造的价值完全可以和他公司所在地底特律汽车业创造的价值相媲美。70年代，23岁的英国青年理查德·布兰森带着他公司的一位艺人的唱片到美国寻求合作，当他走进大西洋唱片公司的办公室，他希望那个叫阿特曼·厄特冈的老板能以15万美元把这张唱片的版权买走，结果，厄特冈出了100万美元。或者，在我们跟前也有类似
的故事:雪村带着他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走进一家办公室，他希望这张唱片能卖掉6万块钱，然后回家开个小饭馆。结果老板给了他25万元现金……
今天的音乐家财富故事，应该这样书写：有一位歌手，出了一张唱片，市场反应平平，于是他跑到西北的一个歌厅打工，一个月也能有1万元的收入。老板打电话给他，说有一首歌很好，让他回来唱，他不情愿地回来，唱了这首歌，出专辑时候，他也不想收录进去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太俗了，会让他的专辑掉价。在老板的强烈要求下，他勉强同意，半年后，他发现，这首歌至少给唱片公司创造了1000万元的收入。这个歌手叫庞龙，这首歌叫《两只蝴蝶》。还有这么一个故事：龙腾阳光在开设彩铃业务后，专门到广州机场路音像批发市场，留意这些音像店里都在播放谁的歌曲，发现一首《你到底爱谁》常常被播放，他们便找到版权方，以2万元的价格将歌曲买下来，几个月后，这首歌给他们带来1400万元的收入。制造这些传奇故事的不是音乐家本人，而是一个新生事物——彩铃。
1992年，中国内地出现了唱片工业雏形，到1994年达到一个高峰。随着盗版的侵蚀，这些唱片公司接二连三地倒闭。1999年后，随着互联网兴起，唱片业面临双重夹击，到了21世纪，唱片业基本上走到了穷途末路。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彩铃拯救了唱片业。
当一家家音像商店纷纷关门，当正版唱片越来越少，当很多音像发行公司逐渐改行的时候，彩铃却像电脑病毒一样在无线通讯领域蔓延，并且在为一直摇摇欲坠的唱片业创造着令人吃惊的财富，它成了定海神针，让中国的唱片业从来没有如此地稳固。从前，中国音乐家只有羡慕美国人拿高额版税的份儿，如今，他们也可以通过彩铃下载领取高额版税。从前，音乐可以欣赏，但是拿不到版税，唱片公司卖的是人而不是作品；如今，音乐仅仅成了装饰，但是可以拿到版税，唱片公司真正开始了卖作品。这个改变看上去有些荒唐，但恰恰说明了某种格局在打破，变成了新一轮的整合，从而带来新的财富机会。
2002年，韩国人率先发明了彩铃技术，发明者想到的仅仅是让打电话的人在对方接电话之前能有一段放松的机会，也许1秒，也许30秒，但就是这么一放松，转眼变成了创造财富的空间。
2003年，彩铃业务被中国移动通信率先引入中国市场，经过一段试用、测试，2004年5月17日正式推出彩铃业务。到2005年，彩铃收入是34.23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303%，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中国现在有3亿多手机用户，中国移动的用户超过了2亿，使用彩铃的移动用户超过了4000万，而且目前还有更大的上升空间，中国移动仅彩铃一项每个月向服务商支付1亿元以上的信息费。
从2005年4月中国移动通信的“无线音乐排行榜”推出至2005年底，彩铃销量的排名前3名是:《你到底爱谁》(1588万次订购)、《两只蝴蝶》(1207万次订购)和《童话》(621万次订购)。今年，截止到目前，彩铃销量前5名分别是《一万个理由》(郑源)、《你是我的玫瑰花》(庞龙)、《吉祥三宝》(布仁巴雅尔)、《披着羊皮的狼》(谭咏麟)、《不得不爱》(潘玮柏)。从这个排名不难看出，人们对彩铃的消费和对音乐的消费概念还是不一样的，彩铃不是用来欣赏的，它和人们欣赏音乐的习惯刚好相反，消费彩铃的人希望通过彩铃来表现一种自己的外在个性或气质，而欣赏音乐则是人们希望通过音乐来感受其中内在的共鸣。
手机改变了音乐消费方式，也改变了唱片业的命运，在娱乐行业，唱片业是率先受到风险基金青睐的领域，之所以风险基金看重这一块，就是看中它在无线增值业务上的广阔前景，于是，传统唱片业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传统的服务商在慢慢改变经营策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让他们更适合这个看似简单、无聊、毫无技术含量、毫无音乐欣赏可言的彩铃业务。
如果人们留意的话，这两年很多服务商在慢慢改变经营重心，tom.com加强了“玩乐吧”原创音乐的经营，新浪自己做了一个网络原创音乐排行榜，掌上灵通收购了九天音乐，华友收购了华谊兄弟和飞乐唱片……这些服务商为什么殊途同归如此看重内容？他们知道，自产自销不仅可以在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而且可以获得更大利润，内容为王这句话在今天是一条赚钱的真理，没有内容的服务商就会被淘汰。所以，服务商纷纷给自己寻找后路。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作为内容提供商的唱片公司，被服务商扒一层皮的做法感到很不舒服，中国移动和服务商之间有个“1585”的分成协议，一条彩铃移动拿15%，服务商拿85%，然后服务商把这85%的一部分再按一定的比例分成分给内容商。今年3月，中国移动通信数据部副总经理高念书对外宣布，去年移动分给服务商的彩铃信息费有9.3亿元，如果按五五分成的话，内容商至少可以分到4.6亿元。但是去年通过彩铃获利最大的内容商太合麦田和鸟人音乐(庞龙所属的唱片公司)则分别拿到了2000万元和1000万元，整个内容商拿到的利润也不超过1亿元。那么，剩下的3.5亿元哪里去了？这笔不清的账目让内容商感到不满。如果内容商能拿到该属于他们的那部分钱，像庞龙这样的传奇故事也许会多出一打儿。
这直接导致了4月21日中国移动成都会议的召开。参加成都会议的内容商认为，这是一次遵义会议，它为未来指明了方向，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移动宣布建立“中央音乐平台”。这个平台意味着什么呢？表面上看，移动解决的是内容商与各省之间的接入问题，以往，内容商必须和全国30多个省市分别签订合作协议，有了中央音乐平台，就不用重复签协议，省了很多麻烦。但是，它的更大意义在于，不管是内容商还是服务商，都可以直接接入移动运营，内容商突破了移动跟运营商之间的藩篱。对于有内容优势的公司来说，完全可以绕开服务商，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利益将会最大化。
这次成都会议对服务商来说是黑暗来临前的征兆，如果再不寻找新的模式，将会被淘汰。
同时也不难看出中国移动把口号从“移动通讯专家”改成“移动信息专家”的意图了，手机在传播信息方面越来越集成化，它现在不仅仅能满足通讯，而且成了信息传播的平台，此举为无线通讯行业成为第五媒体奠定了基础，“中央音乐平台”显而易见是为未来移动集成信息铺平了道路。
转自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小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