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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片百年十日谈之第九日:香港电影的内地因缘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8日16:50  新浪娱乐
港片百年十日谈之第九日:香港电影的内地因缘

《清宫秘史》集结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优秀影人,比如周璇

港片百年十日谈之第九日:香港电影的内地因缘

《画皮》是08年获得高票房的合拍片

港片百年十日谈之第九日:香港电影的内地因缘

王家卫、杨采妮在《东邪西毒·终极版》的制作花絮中强调,他们是第一批到内地拍片的香港影人,其实之前已有香港影人北上

港片百年十日谈之第九日:香港电影的内地因缘

越来越多的香港影人参演内地电影,黎明就出演了陈凯歌的电影《梅兰芳》

  南下与北上——百年香港电影的内地因缘

  “中国第一间具规模而现代化的电影机构,是中国大陆电影工作者罗明佑(广东人)等人,与香港人黎民伟等于1930年在香港集资而建立的‘联华影业公司’。其属下的第三制片厂‘联华港厂’,便是香港第一间较有规模的电影制片厂。在香港默片时代,‘联华港厂’在港出产的影片,占数最多。可以这样说,香港电影的发展,通过了两地电影工作者和资本家的合作,踏进了重要的一步。”——余慕云

  南下香港与北上神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电影资源的比较大规模的转移,前者,主要是在三四十年代,促使了香港电影业的繁荣与复兴,而后者,则主要是在2003年以后,是香港电影工业与内地电影工业的逐渐汇流。

  南下香港:上海电影人的三次南下

  二战之前电影在华人地区的发展,形成了香港、上海一南一北的两大基地,其中五十年代之前,又以上海为最大规模的电影制作中心,包括黎民伟、吴楚帆等香港电影人,都先后在上海学习电影工作;而上海电影人为了扩大经营规模与影响力,也曾南下香港创业,后来二战爆发后到1950年5月1日不再允许大陆人自由出入香港时,又有两次比较大规模的南下,这为香港电影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更何况,四五十年代大批内地人的涌入香港,也为香港工业(包括电影业)带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第一次的上海电影人大规模南下,是在三十年代初,这时期电影人主要是抱有创业的态度南下。在1931年时,“华北影院王”罗明佑与黎民伟以“华北”和“民新”为基础,创办了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分别在香港与上海两地注册成立。联华影业包括了联华第一厂(原民新影片公司)、第二厂(原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第三厂(原香港影片公司)、第四厂(原上海影戏公司)及北京联华第五厂,彼此之间相互独立运作,拍摄题材也各有不同。其中,联华三厂的厂长是黎北海,基本编导有关文清、梁少坡及黎北海,基本演员则有吴楚帆与黄曼莉等,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相继推出《铁骨兰心》、《古寺鹊声》、《夜半枪声》、《暗室明珠》等四部默片及少量的新闻记录短片,而更重要的是联华三厂还开办了“演员养成所”,包括李铁、石友于、唐醒图等都是毕业于此。到了1934年邵醉翁主持的天一影片公司成立了香港分厂(即天一港厂),创业作是汤晓丹执导的《哥哥我负你》,但首先面世的是《泣荆花》,形成了第一次上海电影人南下的高潮。

  第二次的南下潮,是在三四十年代之交,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但香港还处于比较平和的状态(香港是在1941年12月底才进入沦陷状态),不少的上海电影人为了逃避战乱而来到了香港,包括蔡楚生、司徒慧敏、胡蝶、袁美云等。如当时的《伶星》杂志记载,“蔡楚生、司徒慧敏、沈西苓、谭友六先后到了香港,联合在港的苏怡,共同组织了一家新时代影业公司,计划拍摄一系列影片,投资人为袁耀鸿”。这批南下上海电影人再次带来了香港电影的繁华,如在1931年到1936年之间,香港仅是出产了103部故事片,但1937年到1941年,则生产了466部,且类型多元化。当然,这时期最重要的背景是抗战的爆发,不少的爱国人士拍出了抗日爱国为题材的作品,仅是1937年到1941年间,出品了超过50部,也即“国防电影”。

  第三次高潮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这时期国内爆发解放战争,并由共产党获胜;而这时期的香港已经恢复了电影制作,仅是1948年久生产了157部作品而创下了当时的最高纪录;国内政局的不稳定,促使大量的电影工作者与资本家南来香港,无形中给香港电影带来了资金与人才,促进了香港电影的迅速发展。其中,以李祖永及他的永华影业公司最为知名。李祖永是宁波人,途径香港飞赴美国时遇到了当时知名的“制片大王”张善琨,两人商讨合作,于是在1947年创办了永华公司,并从美国订购了一批最先进的摄影器材,并罗致了大批的内地尤其是上海的编导演人才,包括欧阳予倩、姚克、李萍倩、朱石麟、卜万苍、周璇等。当时李祖永的想法是制作出内地可以接受的大型国语片,然后运回内地做全国发行上映,先后制作了《国魂》、《清宫秘史》等优秀作品,可惜后来内地几乎对香港电影进行了闭门政策,永华公司入不敷出,在五十年代中期时被转手于陆运涛。这时期还有多家的左派或者中间力量的电影公司,收纳着众多的内地电影人,包括知名的长城、凤凰、新联等。

  三次的上海电影人大规模南下,尽管原因不一,但都给香港电影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了香港电影在战后的复兴、繁华。

  北上神州:香港电影人的北上运动

  香港电影人的北上合作拍片,并非是新世纪的新事物,也不是王家卫杨采妮他们在《东邪西毒·终极版》的制作花絮中所强调的,他们是第一批到内地拍片的香港导演。早在七八十年代之际,已经有杜琪峰、刘家良、李翰祥、严浩、许鞍华等先后到内地制作了《碧水寒山夺命金》、《少林寺》、《南北少林》、《火烧圆明园》、《似水流年》等作品。只是,八九十年代的合拍片,主要还是以香港电影人为主导,且目标市场也不是在内地。如1983年1月11日的香港《文汇报》所说,“在去年,港产片中另一个最大特点是北上拍片所带来的热闹景象。除了影片予人新鲜及亲切感外,尚使影片的质素获得提高。这包括了《少林寺》、《塞外夺宝》、《四川搜秘录》、《云南奇趣录》等。此外,本港另一部分取景于中国内地,并获得中国内地协助拍摄的影片,如《投奔怒海》、《荒漠人》更带来一定的突破,展示了过往港片从未有过的状景。香港电影的现代电影技巧和中国内地雄厚的人力、物力和广袤的山川景色结合,毕竟别具魅力,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这是港产片其中比过往更广阔及更有深度的开拓”。

  九十年代中期后内地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合拍片的条例、政策规定,但偏向于香港电影人“协助”内地电影人拍片,这自然不利于合拍片的健康发展。而直到2003年6月及9月,CEPA及其附件陆续签订后,香港电影,尤其是合拍片,步入了一个新时代,并在数年的磨合后如今步入了正轨。

  2003年,中影集团合拍公司受理与香港合拍片60部,审查通过并上映的有26部,票房收入大约2亿元;2004年,审查通过并上映的达到32部,票房收入则不止是翻了一番,高达5.5亿;2008年,内地市场的票房收入40多亿元,大部分都是华语片,而这些华语片中又以合拍片为主,包括票房前十名的《赤壁》《画皮》《叶问》等,而另一部票房胜出之作《非诚勿扰》,也有港台明星舒淇的担纲主演。再看香港本土市场的票房收入状况,2004年元旦开始CEPA正式实施后,年度票房前十名中有《功夫》《新警察故事》《十面埋伏》等三部合拍片,到了2008年,票房前五名,《长江七号》、《叶问》、《赤壁》、《见龙卸甲》《保持通话》,全部都是合拍片,第六到第十名依次是《我的最爱》、《画皮》、《大灌篮》《内衣少女》《证人》,合拍片也已经占了3部,更何况,如《画皮》,内地票房收入超过2亿元,而香港本土票房只有大约1100万港元,两者之间对比悬殊。

  另一方面,众多的香港电影人也纷纷在内地自组公司或者加入内地的电影公司。如一再的凭借《双城故事》《甜蜜蜜》《投名状》等作品成功的陈可辛,今年2月时,在北京与导演黄建新组成“我们制作”电影工作室,并联合内地的发行公司保利博纳一起成立了“人人电影”制片公司,开业作为陈德森导演的《十月围城》,并计划在三年之内拍摄完成15部不同类型的影片,“同时也希望通过与中港年轻导演的紧密合作,培养出更多未来华语影坛的中坚力量”——从数年前的Applause Pictures公司到如今的“人人电影”制片公司,其聚焦对象从以香港、韩国、泰国及日本为重点转移到现在的以中港年轻导演为目标,其制作基地也从香港转移到了内地。如果算上徐克、黄百鸣、吴思远等香港知名的电影导演或监制,更加可见这支“北上”队伍的庞大,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的香港明星不断的参与进内地的电影制作呢,如《梅兰芳》中的黎明《疯狂的赛车》中的连晋,以及正在热拍中的献礼大片《建国大业》中的众多港台明星呢。

  此外,港资电影院在内地也纷纷取得比较优异的票房收入,如今年的二月份,深圳嘉禾以359万元的收入名列全国影院票房收入的第四名,UME重庆排名第八,UME北京华星排名第12。

  对比三四十年代时内地影院商人南下香港的投资电影院与现在的港资纷纷进入内地市场,也对比三四十年代上海电影人的多次南来香港潮与现在的香港电影人北上,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阿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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