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足球》为什么能在本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威风八面？原因众说纷纭，但有一组数字是不能忽略的：《少林足球》的票房突破6000万港元，改写了港产片的票房纪录；去年共上映港产片96部，总票房不到2.4亿港元。也就是说，《少林足球》单枪匹马支撑着港产片票房的四分之一强。如果没有这部片子，香港电影的票房收入将大步倒退21年，回到1980年的水平。

　　即使是这样，《少林足球》的神话也只堪堪把倒退的速度延缓了一年，目前的数字仅仅与1981年持平。从1981年到1992年，香港电影票房用了11年时间不断攀升达到12.4亿的顶峰，然后用9年时间回到原地。今年，香港电影界曾做过一个叫做“香港电影20年”的专题活动，后来没什么声响了。确实，从票房的角度来回顾这20年香港电影走过的道路，是一件颇耐人寻味的事情。

　　而今年为第21届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华语电影的共同困境

　　4月20日，金像奖颁奖典礼举行的前一天，金像奖协会组织了一个“凝聚亚洲新力量交流会”，包括两个环节：与中国内地合作的探讨和与亚洲地区合作的探讨。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日本、韩国、泰国的电影制作人在会上就亚洲电影的发展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会上，台湾导演协会理事长朱延平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还有两三个月，台湾电影就要起来了，欢迎大家到台湾来投资拍片！”但在私下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朱延平对台湾电影的现状却是满肚子牢骚：“过去一部片子1亿台币是很平常的，现在100万台币就要烧鞭炮庆祝了！(注：100万台币约合20万港币)导演？改行！还有什么其他出路？拍电视！做小生意！开出租车！开个面馆！卖便当，这是台湾很有名的。”

　　文隽是正在中国内地发展的香港电影人，他制作的国产片《我的兄弟姐妹》是2001年中国内地的票房冠军，但他同样是一脸的无奈：“《我的兄弟姐妹》是票房冠军，收入两千万人民币，按平均10元一张票计算，有200万观众看了这部电影。13亿人口，200万观众就能造就票房冠军，这是多么不相称！”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旁边，我们从来不曾留意的韩国电影，却在2001年以令人吃惊的速度窜升。韩国电影票房冠军《我的黑帮老婆》单在本国市场上就取得了800万人次的观众，约3亿多港元的票房收入，超过香港全年港产片总收入。而韩国的人口数大约为4000万，仅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四城市人口就超过这个数字。韩国影片《快乐到死》的导演郑址宇在会上的发言显得很谦虚：“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韩国电影突然就起来了。我们现在首要的事情是努力从香港电影中学习，争取让电影业的繁荣能够持续下去。”

　　在最辉煌的20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曾经是亚洲电影的领头羊，亚洲各国尤其是东南亚，争相购买港产片，用港产片来支撑本国的票房。但现在的情况呢？陈可辛导演痛心疾首：“我们刚刚拍了个新片，有一部分在泰国拍，泰国方面说，只要你这个戏能变成讲泰语，只用在宣传上讲泰语就行了，马上你的价值就100倍以上，但你一讲广东话，一是港片(的概念)，就只剩1%，港产片就是在这么一个恶劣处境中。”

　　出路·向左走

　　作为拥有1000多从业人员的香港电影工业，2.4亿的本地票房收入显然无法承托起这样一个行业。现在香港电影已经不是处在谈发展的时候，而是生存都面临着威胁的时候，电影人都在寻找突破的出路。

　　从现状来看，中国内地并不是一个好市场。但13亿人口的基数绝对让全世界所有电影人垂涎三尺。一个没有开发的富矿，往往意味着未来的辉煌。在挖掘这个市场方面，香港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先发优势，因此与中国内地合作的探讨环节显得异常活跃。

　　但对香港电影人来说，到中国内地拍片似乎是很让人望而生畏的事情。原因很简单，目前香港电影还不能自由地在中国内地上映，要受每上映两部国产片才能上映一部引进影片这一规定的限制。因此，目前香港电影与中国内地的合作还主要是偶尔以合拍片的方式制作一两部影片，真正以中国内地市场为主要目标的香港电影人还不多，文隽算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现在加入世贸组织了，什么都透明了，以前(中国内地市场)对我们来说是个梦，现在我们能在这个地方把钱赚回来了……《我的兄弟姐妹》跟我个人原来的影片真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了，我以前是拍‘古惑仔’系列的，怎么会拍这么健康的题材呢？小学都拿去当作教材。我想自己要在中国内地发展，就必须遵守那里的游戏规则，所以我会绞尽脑汁去想健康的题材。我们绝对不能用香港原有的思考方式，必须要考虑到中国内地的国情。中国内地的市场这么大，我们不要做王小帅、以前的张元，拍地下电影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一定要在地上玩这个游戏，今年中国内地会推行院线制，这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在操作方式上，文隽提出了“合拍片”之外的另一种方式：“《我的兄弟姐妹》不是合拍片，是国产片，是北京的朋友拍的电影，聘请我去制作，就是这样一种方法。因为国产片不用单片单报，只要想到题材就可以去申报拍片了，而合拍片则要先在合拍公司的剧本小组通过剧本，然后等电影局审查，拍完之后则要等到各方审查完，走错一步都不行，否则就会遇到像《少林足球》那样的处境。”

　　在交流会上，组织者专门印制了一份到中国内地拍戏的指引，内容包括“如欲在中国内地拍戏，需要注意什么事项？”、“与中国内地人士合组电影公司的掣肘”、“合拍片冲印情况”、“合拍片办理程序”等具体问题，非常详尽，真可谓用心良苦。

　　但并不是所有香港电影人在中国内地拍片的经历都是艰难的。钟再思刚刚在中国内地拍摄完成了投资2000万美元的动作片《天脉传奇》，他介绍了自己天堂般的待遇：“我们在敦煌有个外景，每天要花10个小时来回，拍片前我们向当地党委书记反映了这个情况，他让我们放心，说会做好一条公路给我们。结果当我们的摄制组到达敦煌的时候，发现一条通往外景地的新路已经修好。这在香港是无法想象的。”其他与会者纷纷交流自己在这方面的遭遇，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在影片拍摄之前能够预先妥善处理好相关方面的关系，拍片、市场和发行等方面的优待将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给予的。

　　或许，文隽的话很能代表香港电影人北望神州的心态：“(到中国内地拍戏)这条路是打开的，但这条路上还是充满着坎坷，要很小心走才行，但前途总还是光明的。”

　　出路·向右走

　　目前的香港电影业，有两部影片格外引人注目———钟再思制作的《天脉传奇》和陈嘉上导演的成龙新片《Highbinders》，前者制作费为2000万美元，后者制作费更高达3500万美元。这两部影片的制作费加起来已远远超过2001年度香港全年票房总收入，仅从这点上就可看出，这两部影片决不仅仅针对香港本地市场。

　　陈嘉上手头有成龙，而钟再思则是杨紫琼的丈夫，他们得天独厚的优势可能让正苦于无资金下炊的其他香港电影人觉得眼红：“你们一个有Jackie(成龙)，一个有Michelle(杨紫琼)，当然可以谈几千万美金的制作费，我们没有，就只有谈怎么获得然后用好那两三百万港元。”

　　陈嘉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一种类似脑筋急转弯的另类思考：“我们在谈几百万的制作费，然后想怎样像《少林足球》那样获得6000万的票房收入。但想过没有？在欧美、在好莱坞，取得1000万美金的票房收入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那就是8000万港元啊！”他接着说，“成龙认为好莱坞不懂动作。但我们懂啊，他们爱看动作片，现在正在向我们学习动作片的制作。我们制作电影的成本要比他们便宜，又比他们更懂动作片，只要我们能编出不比他们差的故事，我们就可以打到好莱坞去！”

　　这条道路的思考模式是：与其考虑怎样节流，降低成本来勉强维持生存，不如集中力量依靠我们的最强项，用大制作的影片攻打欧美商业电影市场。

　　更早之前就开始到欧美发展的陈可辛导演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发展海外电影市场的模式：通过联合多个国家共同制作影片，大家共组摄制队伍，分摊制作费用，独享本地发行的收益。这种方式将单个公司投资电影的风险降低。而制作出的作品由于拥有充足的制作经费，将能够保证作品质量，在票房方面就不会像目前这样让人放心不下，而摄制组的“多国部队化”则能更加促进各国电影业的交流，提高水平，发现新的商机。

　　2001年，泰国拍摄、香港演员钟丽缇参与的影片《晚娘》就是这种模式下的一次操作尝试，结果皆大欢喜。但这种模式对香港电影人的自尊心是一个挑战。毕竟，在十多年前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整个亚洲电影业都仰香港之鼻息，现在要由居高临下指点江山转变为唯唯诺诺地针对国外市场偏好改动自己的作品，对不少香港电影人来说还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情。但世易时移，香港电影在亚洲电影业地位的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面对严峻的现实，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不得不开始使用这种方式。

　　在采访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过程中，我们很少听到有香港电影人谈论艺术电影的问题，最被频繁提到的字眼是“资金”和“票房”，这与之前影评界对本届金像奖在艺术方面的热切期许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世纪之交，香港电影曾出现了一个艺术电影创作的短暂高峰，但随之而来的急速下滑，使得香港电影人面临艺术追求与生存压力的两难抉择，由4月21日金像奖的结果来看，这个抉择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本报特派记者风端

　　张彻致辞

　　(张彻，本届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香港武打片辉煌时代的重要人物)

　　韩国电影已经赶上来，香港电影若不努力，“东方好莱坞”迟早是人家的。

　　香港的档期一年中大致有四个，春、夏、秋、冬四个档期。香港电影人应该针对这四个档期，有计划地进行部署和总结，也就是举办一个电影论坛。

　　针对春季档，应该在2-3月开一个研讨会，总结圣诞档和贺岁档，订下一年的计划；针对夏季档，应该在4-5月开一个会，总结复活节档期的电影，部署暑期档；秋季档则应该在8-9月开会研讨，总结暑期档；10-11月则可以部署圣诞档及贺岁片的上画安排。

　　抓好档期，是香港电影励精图治的第一步。

　　本版摄影本报特派记者王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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