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和《给这一点颜色》，需要的首先不是知识，而是常识，不是资讯，而是阅历，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基本的感受力：饥渴和疼痛。
崔健说：给你一点颜色。但又喊：给我碗水喝。贾樟柯说：给你一个世界。但又问：谁有创可贴？
突然音乐响起，像是个葬礼
立刻英雄转世走来拯救大地
《小城故事》的音乐给我感觉不太强烈，但这两句歌词最后升起来，牢牢钉在天上。让我想起我的小说家朋友哈建，当年走了几十里路去县城，就为了买一盒《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想起《任逍遥》的开头，贾樟柯在昏暗的楼道在明亮的街角，一遍一遍地苦练美声，那饥饿的歌声……
但无论是《给你一点颜色》还是《世界》，都超越了抒情，超越了叛逆，超越了简单的批判，崔健不再是个启蒙斗士，贾樟柯也不再是个搬弄庄子的老文艺青年。《任逍遥》里有个令人忍俊不禁的小败笔，赵涛竟然扯到了什么“庄子写的”。与其庄子，不如任贤齐。好在《世界》这回彻底割掉了文人的阑尾，当抒情的赤红脖子和文人的绣花马脚有所收敛，更真实的世界，才会从一口破嗓和一双烂鞋不断延伸，延伸为天空和大地，而不是雨果所唾弃的“那些可憎的小道”。
摇滚教父和第六代旗手的身影没有挡住现实和世界，而这回文学教授也不会把一个唐山农民的唠叨当作诗收进课本了。崔健把《鬼子来了》中的台词拎出来，从抗战年代扔到现在——“给我碗水喝”，焦渴的现实立马发出呛人的味道。这句混沌咕囔不清的话，甚至比“舞过三八线”、“超越那一天”那样的励志口号给人震动更强烈。
《世界》的镜头画面充满了仪式感，这也是《世界》异于贾樟柯前作的一大特点：工地丛林上掠过的飞机；城堡中跑出的骑马人；宫殿巡逻者手电筒扫到的，却是兵马俑死寂的头颅；镜头不是对住二姑娘的那张欠条，而是让其占据整个银幕……而Flash也加强了这种仪式感，这是一种微缩世界的启示录般的力量。还有银幕上大书特书的地点：“大兴的巴黎。”三分之一埃菲尔铁塔前的拾垃圾者，这是《南方都市报》和《城市画报》屡见不鲜的图像。想起旅法艺术家杨诘苍的一个笑话，杨诘苍老妈去巴黎看儿孙，孝子要带她去看埃菲尔铁塔，不料被老妈断然拒绝：“我来巴黎是来看你们不是来看塔的，那个塔在深圳早就看过啦。”“美丽城”。巴黎的美丽城，也是温州人的美丽城，还是川剧武生王磊的美丽城，。“强烈的太阳把我的眼睛刺伤。”他在美丽城重新发现了故乡，于是有《美丽城》专辑中川剧和电子的百感交集。“汾阳来的人。”这是对《小武》、《站台》、《任逍遥》的继往开来，似乎也在向侯孝贤的早期电影《风柜来的人》致敬。不管多么花花世界，始终别忘了来处。这也是崔健用山东话唐山话用西北云南朝鲜族民歌给你的一再提示。《世界》和《给你一点颜色》多少体现了一致的、直面本土现实的艺术态度和情感。
很少有人议及《世界》在电影配乐上的突破，林强用简简单单的电子舞曲节奏和吉他旋律的变幻交替，勾勒出城市的疏离和酷意，但最终贾樟柯还是抑制不住地，在冷静乃至冷酷的写实背后跳出来抒情，《乌兰巴托的夜》在片中只唱了大约一分钟，你可以用这动人的一分钟，用两个女人头发上的微风和长夜，去对抗那一个个无助的死亡。贾樟柯刻意制造了主人公的死亡，但也刻意用《乌兰巴托的夜》来渲染一种脆弱而纯洁的情感。不管整部电影的配乐多么洋气，不管《乌兰巴托的夜》左小祖咒改编得也有多么洋气，这毕竟改编自熟悉而亲切的民歌，太容易勾起我们的集体记忆，如同崔健的《迷失的季节》哪怕只是一声古筝，就是一股暖流袭来。崔健自命为“城市船夫”，贾樟柯和左小祖咒将一首民歌改编为城市民谣，他们懂得把握城市和土地之间的情感和艺术张力。贾樟柯在电子舞曲、Flash动画和手机短信的世界讲述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崔健则以震翻迪厅的令人雀跃的Big Beat舞曲，包藏农民最后的抱怨，这不只是民工题材、底层意识和苦难主题，而是以多重的悖逆、反差变本加厉地发掘世界的真相和艺术的可能性，假如可能的话，再捎上一份爱。
然而在一个情歌泛滥的世界讲述一个爱的故事是危险的，我看到的对《世界》的最严厉的指责竟是“伪善”。无论崔健还是贾樟柯，都不得不面对如此两极的受众：劳苦大众没钱没闲、恐怕也不会喜欢，而打口青年、MP3青年和DVD青年洋荤尝遍，却容易嫌弃土豆和苦菜。
打口青年当然远远领先于卡拉OK，早就赶上了电舞和Hip hop的节奏狂欢，但喜欢“化学兄弟”的会嫌《农村包围城市》的电子没有一High到底，喜欢痞子阿姆或“野兽小子”的会嫌唐山说唱土得掉渣。但这恰恰是老崔的牛逼，他做出了一心二用不三不四五颜六色七嘴八舌的一张唱片，然而九九归一，仍然是一颗五角星，照耀故国，依旧是一个小泥孩，来自故土。
某些DVD青年对《世界》的批评，诸如线索松散、Flash粗糙之类，实在是牛头不对马嘴。这让我想起从前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也曾引来“剪辑粗劣、灯光业余”之类令人哭笑不得的批评。《世界》的结尾即使不能说是败笔也确实值得商榷，但我绝不是要批评贾樟柯没有满足大伙的情节癖。是的，如果把结尾处理成一个三角情杀殉情案——比如赵小桃杀了成太生再自杀或者成太生杀了赵小桃再自杀，或者双双相拥自吞煤气——似乎才是死得其所。如果交给冯小刚，保证让你看得唏嘘不已皆大欢喜深受启迪。
按照冯小刚最近关于艺术片和商业片的理论，《世界》这样的“艺术片”是“自私的”，而《天下无贼》才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币服务之间确实是很容易画上等号的。所以崔健质问，为什么是《同一首歌》去慰问矿工？崔健和贾樟柯最近都投身于浩浩荡荡的宣传，但在商业机制之外，他们其实还可以有新的实践。要下矿去给矿工放李杨的《盲井》太难，而崔健至今北京个唱都批不下来，“摇滚下矿”也难了点，但贾樟柯其实是不妨去工地放一放《世界》的。我的木刻家朋友刘庆元说他曾好奇地问过贾樟柯那些从小一块混大的汾阳朋友是怎么看他的电影的。贾说有一回回汾阳大伙聚会，那些朋友都笑说“北京的大导演来啦”，最后大家一块看《小武》，看后他们一个个都不说话。
最近在现场，崔健又重新唱起了《投机分子》，重新用回这歌最初的名字——《摇滚游击队员之歌》。崔健早已是所谓教父，贾樟柯也终于走上地上，但对他们来说，游击战仍将持久。
面对《世界》和《给这一点颜色》，需要的首先不是知识，而是常识，不是资讯，而是阅历，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基本的感受力：饥渴和疼痛。《给你一点颜色》不是什么先锋，《世界》也不是什么艺术片，没错，只是一碗水，一个创可贴那么简单。
那么迫切。张晓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