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对死去的人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在入睡的枕头边，我一边啃着身体里的歌唱，一边让白光的歌声在我的眼眶上飞旋——“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
其实，比起周璇我更喜欢白光。因为我越来越不喜欢在痛苦身世里卖乖的感觉，发生的都可以当作没发生的。痛苦已经是不保鲜的了，我发誓一点都看不出历史里的泪水，我甚至有点幸灾乐祸地观看历史，我不会把崇桢皇帝的自尽当作悲剧，人生都是搭配好的，你
不承受，就由另外一个人来承受。
好比我在五月走进百乐门。是去凭吊逝去的灯红酒绿吗？孙辈才不会在祖辈的宝地里采花呢，凭什么你玩够的让小辈接着玩。但话说回来，后人有模仿的冲动，万变还是不离其宗的。我把这叫做——文化的情结，所谓的文化情结就是在别处把自己打扮得和死人很像。于是，百乐门冷冷清清，她应该叫百愁门了。
所以，我讨厌旗袍，我恨不得从那些开叉处往上剪。说不定会剪出一大块脓包来。说句公道话，这脓包不是什么人身上的，是文化里的。如果让我穿着旗袍呢(当然由于性别原因，好象不现实)，那我站在娱乐场所的门口一定会说——你很新鲜。这比一句“你好”诚实多了，而且新鲜。
所以，我会喜欢《百代唱片 重修旧好》。唱片里面请一个老外来混音，加上电子舞曲的节奏，是这个时代的玩意，我不反对也是因为：这样的方式是后人最好的纪念方式。难道还要我们钻进一幅幅老照片里吗？难道还要我们坐在旧式马桶上用厕吗？我不相信复原能接近本来面貌。我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那年我受命恢复一个现代故址，我走访了无数老人，结果发现他们的回忆出入很大，而且越走访越糊涂。后来，我在四川走访时索性跑到刚刚开放的九寨沟游玩去了。就这样，后来修复的建筑加入了不少我的判断。
所以，在某地参观都会带着别人的判断。怎样才能不活在别人的判断里呢？说起这点，我就很不喜欢库切，因为不喜欢他的买弄学识，我凭什么听你说诗人庞德好过诗人艾略特呢。当然，有个内地名作家怒斥库切“宣扬性与暴力”纯属胡扯，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怒斥这张唱片为“伪古董”。
古董有很多仿制品，时间一长，这些仿制品也成了古董。说实话，能见到仿制品的古董已属珍贵。没修复过的长城是很难爬上去的。当然，修复与仿制品是另一个概念了。就像重修旧好与另找一个相似的情侣，不是一回事，一个还是人生的前一站，一个是人生的另一站了。
我很喜欢“天涯歌女”里加上了出租车的提示录音，多亏了这个老外——Ian Widgery，原来我们已经车行于21世纪了。管它是混音还是什么的，反正它不说自己是古董。
那么为什么要说音乐有坡度呢？举个例子，我站在青岛起起伏伏的街道上，有时远眺，有时近观，我的视觉是立体的，所以我喜欢鲜有自行车的青岛。音乐也一样，你有时要进入，有时要退出来而在一定的距离听。
《百代唱片 重修旧好》的妙就在于一种距离。
我是个中国人，现在想高声朗诵庞德的《比萨诗章》——“天堂不是人造的/燕子在暴风雨中也不能/飞得像在和风里那样”，这和外国人把中国三十年代老歌重混一遍是一回事。
我也在距离里听老歌，非常愉悦，想象着外国人和中国人如何成为一家人。孙孟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