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回忆吗？没有痛楚没有兴奋只有一片茫然，那是一种单调的红色。原本负重的东西全压在了我们上一代的身上，但很快我们成了连接另一代人的那没有悬念的一代。因为我们是在动荡与激进中度过了我们的童年以及少年，而真正被车轮辗碎的又是我们这一代，当盲目信仰的时代结束时我们还太年轻，生活及生命的体验远远不足于去创造或者反省什么。但是在我们这一代终于有勇气去质问太阳时，一个五颜六色的世界夹带着一群生于七十年代的人向我们逼近。
(一)
我们在精神上没有过无限膨胀，所以也没有绝对放弃。我们在肉体上没有过真正的开放，所以也没有绝对放纵。我们经历了懵懂之中的革命与理想主义，经历了青春期的接受新信仰的骚动，经历了现实挫折后的重新选择，经历了思想固定后的挣扎，经历了实用主义大兴其道时的手足无措，经历了时代给予我们的冷漠与世故。于是我们成了最矛盾的一代。
所有在革命时代建立了道德感的人是不会大彻大悟的，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而是带着一种隐痛不是沉痛在现实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也就是80年代)，被激起的是求知的冲动，而不是求生存的冲动。于是今天我们受到了来自两头(权势与功利)的挤压。
我的小时候在幼儿园要背老三篇，尽管不能理解其中很多涵义，但“轻于鸿毛，重于泰山”的思想深深地烙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说我们内心里有过牺牲精神，以及被牺牲精神所感染的气质。幸福的童年远没有单调的童年来得印象深刻，我的第一本小说是偷着看的，那是一本破破烂烂的《罗亭》，我很欣赏罗亭最后的勇敢行为，但由于太小我不明白他在这之前的优柔寡断，还有他被叫做“多余人”的含义。略大一点的时候，在我父亲的朋友家偷听到了肖邦与圣桑，记得当时那优美的旋律直刺过我，但我生理上的反映很自然地选择了另一种回答。我说：它不够有力量。显然革命的氛围已经影响着幼小的我。
时代的承受力也是有限的，当行动走在思想的前面，我发现从教条里逃出来的人并不想保持他的独立与清高。人的品格是善的范畴，而人的价值才是智慧的范畴。后来关于信仰问题上(非本质上的信仰)的困惑与怀疑一直折磨着我们中的很多人。我们存在着相信某种东西与不相信某种东西之间的尴尬。理想的压迫带给我们的不是激情，因为我们没有像上一代人那样去过一种集体生活(上山下乡)，理想的压迫带给我们的也不是对贫穷的直观记忆，因为我们没有体验过那种集体生活带来的物质上的绝望。
七十年代末，有过“伤痕文学”，后来有过“争鸣小说”。基本上是生于五十年代那批人的人生反思，谈不上有多大文学意义。像张贤亮推出了《男人的另一半是女人》后真的身体力行了，而张承志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的崇拜精神放大，而神化了权力的乌托邦。这种对立的思维应该是被生于六十年代的这代人克服了。我们的生命不再是精神饱满的，而是被西学里的怀疑主义所浸泡。记得读大学时流行过梵高、尼采、弗洛依德、卡夫卡、萨特、马克斯·韦伯……现代意义的东西一齐向我们涌来。流行什么很容易看出时代的特质，生于七十年代的在其学生时代流行过村上春树、萨德侯爵以及很多流行文化。
生于六十年代的浪漫是骨子里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身体的反叛的意义。由于那种情感上的浪漫大于身体上的迷惘，我们学会了去恪守什么。热爱梵高的人是本质浪漫的，它使我们这代人普遍有一种骄傲，不切实际的骄傲。浪漫的必然结果是虚度青春，我们这一代的脆弱也是根深蒂固的，因为我们的成长史是从社会体验转化到审美体验。如果说这代人有虚无也是神经上的，而不是身体上的。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远没有证实好自己，即使与生于七十年代的人相比。我们是站在革命边缘的人，我们同样是站在身体边缘的人。那种远非自觉的生命体验使我们放大了我们的毛病——精神上的放任自流。而生于五十年代的人只是一种人生体验，这和社会联系起来足够写史的，而生于六十年代的没有写史的能力。
生于六十年代的做着不切实际的梦，即使破了也纠缠不清而难以忘却。
(二)
在我们这里，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并没有可能同步了解六十年代的全球发生了什么，不了解世界到处插满了红旗而用的是相同的词汇，如“反潮流”。在我苦读的八十年代，西方六十年代文化首先进入我视野的词是“甲壳虫”，第二个词是学生运动，第三个词是嬉皮士，第四个词是鲍勃·迪伦。有两个直接是音乐上的。
在68年5月巴黎的墙上，涂满了“社会是一株食人花”之类的字眼，你或许难以想象在游行队伍里除了戈达儿、特吕弗这些文化激进派，还有卓别麟、雷诺阿这样的上了年纪的人。反叛的年代到处是抗议，到处是格瓦拉。美国人狄克斯坦说：“我们的怀疑和批判的思想是六十年代最经久不衰的遗产之一，反权威与反传统在东西方有着相似的地方。”在西方首先发难的是先锋艺术家，他们选择了格林威治村过那种波西米亚的生活，以此与体面的生活隔绝。我觉得西方六十年代文化的解放是和波普艺术开发了大众文化有关，这对应犹如“垮掉的一代”在嬉皮士身上的延续。六十年代艺术家消除了“高雅艺术”在通俗文化之前的神圣，纽约派乐队“地下丝绒”的唱片封套用了沃霍尔的作品——一只黄香蕉，意义耐人寻味。
狂热的理想主义，这是青年文化运动在政治上的一种浪漫的姿态。摇滚乐代表了一个颠覆性的社会群体的产生，但它的实现过程又夹带着个人化的体验，所以它魅力无穷。摇滚在六十年代既有它的艺术宣言也有它的政治宣言。像“甲壳虫”便是乐观政治的大众艺术家，“谁人乐队”被看作是更激进的摇滚乐队也是因为他们有更反传统的艺术主张，如果从音乐上来分析，他们的音乐更像是向传统发起挑战的强烈节奏而已。在当时，新左派如马尔库塞曾对摇滚乐提出过批评，具体如文化向商业转化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旧金山得到了克服。
摇滚乐中的快感体验是不是一种逃避呢？它至少是一种集体梦幻。在六十年代后期，摇滚乐脱离了与波普艺术的关系。尤其在“垮掉的一代”的家乡——旧金山，那里几乎没有受过波普主义的滥觞，六十年代后期最大的群居公社便在那里，凯鲁亚克的不停地漂游与旧金山迷幻乐队的拉长时间的演奏是一回事。“感恩而死”乐队的杰瑞·加西亚是一个“新垮掉派”。有一种说法非常有趣：“垮掉的一代”利用摇滚的节奏更易于朗诵他们的诗歌与小说，这明显超过了他们在五十年代所利用的知识分子化的Bebop爵士。
西方六十年代文化除了反传统，另一个争议的焦点便是性解放，革命的禁欲和革命的纵欲同时诞生在一个时代里，只是在不同的半球。可能后者的颓废性是前者极力要避免的。我找不到比“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这样更直接的青年文化的口号，当然我也找不到比在LSD包围下的琳达(一个在嬉皮社区被奸杀的姑娘)的葬礼更悲壮的结局。以前有评论说：“在寻找爱与鲜花的地方——旧金山来了很多不法分子。”但我们真的无法估计性的解放其本身究竟带来多少后作用，一个15岁的嬉皮姑娘在被强奸时只知道那个被打得不省人事的17岁男友叫“诗人”。身体的革命是最敏感的，但它的伤害也是最惨痛的。
六十年代的西方知识分子受了时代的影响走到前台，他们可能不解的是：当他们在课堂上灌输自由思想后不久，底下的学生便起来反对他们。在摇滚音乐与“摇滚文学”以外的风景里，海勒、小冯尼格特、品钦包括索尔·贝娄是横跨六十年代的。我是把另一位作家洛曼·梅勒当作一个造反的玩童和精力充沛的革命实践家来看待，而更有价值的小冯尼格特在《五号屠场》里对战争的嘲讽完全建立在现实投射上。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里荒谬的绝望情绪一直弥漫着整个六十年代，黑色幽默文学是六十年代另一条反抗现实世界的主线。品钦的《V》有点特别，他的小说犹如Sun Ra，自由意义的延伸不可估量。六十年代文学的启示录意义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对价值的重估，是对新的价值的确认。六十年代的动荡实际上是在确认新的神话，当然最后肯定是要破产的。列侬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他本人成了新的造神运动的偶像。
回顾六十年代文化，免不了回忆马丁·路德·金的那篇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再次高声朗读《我有一个梦想》吧，不是虚妄的激情，也不是失落的安慰，而是对梦想永不停止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