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简单越有力量！越简约越象大师！于是乎“下一站大师”的张艺谋、徐克、陈凯歌甚至冯小刚都争先恐后拍片名只有两个字的电影：《英雄》《七剑》《无极》《夜宴》。两个字掩藏不住蓬勃野心，两个字照见“神坛”所处方位。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华语影坛，很快就有跟黑泽明黑大师《乱》相似的一个字电影出炉了。
名字简约而不简单的李敖与金庸是早就有“大师”尊号了，因此不用再费尽心思将
作品改个小名，《我将归来开放》改叫《归》，《射雕英雄传》改叫《雕》，这可能会冒丢失铁杆读者之虞，甚至被当成伪书。“伪善”可以，“伪书”不行。李敖曾经颇精辟地形容金庸“伪善”，但也有论者将这个“高帽子”戴在李敖自己头上。面对两人谁“伪善”的争执，最公平的做法是赶潮流来场PK赛。天遂人愿，几乎在同一时间，两位大师一位北上京华，一位东赴宝岛，媒体播报中一二场景，又正符我辈好事者“大师暗战”期冀。当然，这绝非他们本意。
李大师在北上之前是在《李敖有话说》连打了好几期自己作品广告的，大有“不看我这本书的人都傻逼”的嚣张气焰；而金大师也不是省油的灯，在台北机场他就开始将新版作品举于胸前，摆出的“甫士”也是“快来买吧”。促销方式各擅胜场，但金大师的商业头脑显然是李大师需要学习的，因为他关于作品改编的部分细节是早就公诸于世了，引众人翘首。本着大师与“简约”的正比关系，将韦小宝老婆的数目降下来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何“降龙十八掌”涨成了二十八掌就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不过，这个悬疑反而会增加金大师新版的神秘感。李大师呢，以前零星的看到他那本许多人都看不懂的《北京法源寺》欲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这多半是在“娱乐版”，现在伴随登陆也有了“新著将出版”的豆腐块资讯。但更多的还是《李敖和他的女人们》诸如此类的“艳史”“野史”流传坊间，这些东西李大师大概是挣不到钱的。因此，从“有效传播”角度讲，办过报纸的金大师总归要比办过杂志的李大师成功。
大师似乎都有“健忘症”。李大师是无数次在书上、采访时说过不回大陆，在《李敖有话说》里也发过誓，这是我亲见的，因此，突然推翻立场宣布要返京还是坐飞机，内中转变也太大了，睿智如李大师者一下也不知如何圆这个场。看到李大师回答《北京晨报》记者就此提问时“顾左右言其他”的情景，真是全然没了“不是林黛玉，没有眼泪”的潇洒劲儿。金大师最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开始时把张纪中那部被人诟病的《笑傲江湖》吹上了天，欢呼是自己作品改得最成功的一部，后来发现这部戏在网上被人恶贬后马上“顺应民意”改为批评，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举这两个例子，似乎只想证明两位大师都“伪善”，五十步笑一百步，但实情恰恰相反。我以为，在商业社会，任何公众人物的姿态都难洗商业味，难免带“作秀”色彩，本就不是圣人，所以没必要以圣人的标准去要求两位大师。“为了销量而选择表达方式”也好，“民意秀”“广告秀”也罢，他们做出任何举动都自有他们认可的道理，没什么道德评判的必要。不能要求金大师象梁羽生梁大师那样，书都快被人拍成系列了，却连徐克的面都没见过；也不能要求李大师象鲁迅那样，无一字是废话，无一句是垃圾。“金庸式伪善”抑或“李敖式伪善”是生存之道，大师都是大师，入世法则不同罢了。
我不能同意朱学勤等学者对李敖的判断，他对当下社会显然还有巨大价值；我也不能认同王彬彬等学者对金庸的判断，他对中国文学的确贡献匪浅。任何人都有青年、晚年，任何人都会从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到夕阳，任何人都可能前后矛盾、判断失准，任何人对财富的合法要求都应受尊重。想赚钱不表示“泯然众人”，说错话并不代表就是“变色龙”，他们自知“失言也多”，他们还没妄称自己的话“一句顶万句”。对大师人格的过分苛求不仅徒劳，更是对生理规律的不尊重，年过七旬，颠簸来去，贡献良多，夫复何求？！
因此，有关李敖与金庸谁“伪善”的终极PK得出的结论是：两人都不乏“伪善”一面，但更“善伪”。善于伪装，把自己打扮得有卖相，在商业社会里懂得利用媒体，在语言或文字传播中暴露或隐藏自己，目的明确地表现或隐瞒个人观点。媒体朋友也真是，把人家李大师送给女儿1万美金以及小学老师的1000美金红包数大报特报，羡慕人家能挣钱？市场经济社会，大家都去挣呀。谭飞/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