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钧的大字报
在郑钧的身上，体现着太多的矛盾性和模糊性，这一点，恰好成了他最好的保护色，让他可以在各个原本相对的领域里，左右逢源。
歌手生活VS歌手职业
很多媒体采访完郑钧之后，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个人比较难搞。对于他不爱回答的问题，他的回答往往又直又硬，少有情面可言。在他的小说《菜刀温暖》里描写过一个摇滚歌手上电台做一个娱乐节目直播的场景：一开始主持人跟他之前就有些文不对题，当主持人对他的新专辑提出批评时，该歌手问主持人你听过这张专辑吗，然后说下次请你先听一下别人的专辑再做批评好吗？后来主持人又要求他念读者来信，他觉得这个东西超出了他的底线，就愤而离席。这其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也代表着郑钧不肯妥协的一种态度。
郑钧说，他其实非常不愿意接受这一类的采访，但身为一个职业歌手，他又不得不接受公司安排的各种节目与采访，“但是，”郑钧说，“你觉得这些采访真的会对票房有用吗？我觉得不大可能。因为我的歌迷基础不一样，票房不是说你做了一个月的采访，一个月的节目就能提高到怎么样，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对我来讲，工体馆就这么大个地方，我做与不做这个，实际意义都不大，反正就这么个屁大点的地方，如果连这个我都没有把握的话，我看将来我就得改行了。”
郑钧说小时候他有过很多梦想，想过当科学家、作家、画家，就是没想过要当歌手，后来当当了歌手他也并不后悔这个选择，“因为对音乐的热爱是贯穿我一生的东西”，但是他并不喜欢歌手这个职业，“我觉得在中国做一个歌手，尤其是一个摇滚歌手，这个职业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的选择，因为你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妥协。”
妥协的结果，是郑钧会拿出自己的一套方式来应对媒体。这一刻他还与朋友们把笑言欢，下一刻他出现在媒体面前，就是垂头闭眼一张臭脸，除了一些常规性的问题，媒体也很难真正通过采访的方式从他这里挖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他会跟你说“我时常在痛苦中讴歌欢乐，在欢乐中怀念痛苦”、“我用颓废来表达愤怒，用伤感来表达爱情”，这些看似用心思考的话，其实是早已准备好在心理用来应对每一家媒体的标准答案。”
郑钧并不愿多做这样的妥协。他希望自己能多一些对自己的音乐和事情的自我掌控能力。我们注意到在郑钧十三年的歌手涯中，他出了5张专辑，换了4家公司。这当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都是他自己不能控制的，比如公司高层的人事变动，所以后来郑钧干脆自己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做自己的音乐，同时还帮别人做音乐。而在北京的首场演唱会也是等到自己成立公司之后才决定要做，“其实5、6年前都有人要找我开演唱会，但当时我觉得，如果好多事情还都不能自己来控制的话，那还不如不做，现在这场演唱会是我们自己的公司从非典的时候都开始在准备了，效率也很高，很早就开始操作这个事情，很多细节自己也都能把握，主办单位曾做过BEYOND演唱会的全国巡演，老板也是个摇滚迷，很多理念也都相同，所以大家一聊就觉得一拍即合。”而当年在其他公司做歌手时，如果要开演唱会，公司一定会让你这样或者那样，没有办法完全表达自己的想法，郑钧说那样的演唱会他宁可不做。
摇滚VS流行
跳出歌手这种职业身份，我们回到郑钧做为歌手的本身，却又发现一些惶惑。习惯上人们都是把郑钧称作是一名摇滚歌手，但我们又总在一些主流的颁奖礼上频频看到郑钧的身影，他的歌曲也从来都不只限在摇滚圈子里流传，但是摇滚圈子又从来不曾像排斥零点乐队那样排斥郑钧。能在这样两个本相对峙的音乐圈子都左右逢源，郑钧绝对是一个极少数，也是一个异数。
郑钧笑说：“那我唱片卖得好也不是我的错啊！”然后他说这正是他对摇滚歌手理解所不同的地方，“这其实是大家的一个误解，并不是非要过得苦哈哈的那才叫摇滚乐，外国卖的最好的唱片基本上都是摇滚乐，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过好一些的日子，这让我非常不能理解，而且我也不认为越地下越另类就越好，首先是优秀的东西应该拿到台面上，应该让人听到，你永远藏在地下，就好比你躲在矿井里边唱，谁也听不见，有什么意义啊？”
曾有媒体报导说郑钧自己也一度对自己摇滚歌手的身份表示过动摇，郑钧解释说，“不是对这个有动摇，而是我觉得北京的摇滚乐，我干得不是这个东西，因为一说起北京的摇滚乐就是地下的，残酷的那些东西，因为我始终觉得那并不是我的表达，另外，摇滚乐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英式摇滚，美式摇滚，POP摇滚或者是另类摇滚，另类摇滚还分为成人的摇滚和青少年的摇滚，但我们印象中的摇滚似乎永远都要是一头长发，可能我真的不属于这个类型。”
也有一种提法，说郑钧是摇滚圈中少数有偶像气质的歌手，郑钧乐了，“长得好看并不一定就要是偶像啊！”他说他从小就害羞，不爱照相也不爱照镜子，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究竟长得如何，他也不太喜欢别人拿自己的相貌说事。最初当歌手时，郑钧拍照时就很少露正脸，以至于和老狼一块儿逛街，别人都围着老狼要签名什么的，而对身边的他视若无睹。
郑钧也时常会出现在一些时尚的PARTY活动中，他说他其实对流行圈子里的人并不排斥：“比如我也经常和孙楠他们一块儿混，虽然我不喜欢他的歌，但并不妨碍我认为他是一个好歌手，他的嗓子很好，也不妨碍我们做为人，做为朋友之间的交流。”他所排斥的，其实是这一类型的音乐，“我们平时一块在卡拉OK里唱歌，也唱这些歌，但是我在自己做音乐的时候，我不会选择这种类型，所以这只是一个兴趣的问题，你比如说像超女啊，两只蝴蝶啊，老鼠爱大米啊，打死我都不会喜欢，你就是把它捧到天上，我也不会喜欢，我没听出有什么好来。”
温暖VS呐喊
郑钧将这次演唱会的标题定为“温暖呐喊”，这让人又再次注意到“温暖”这个字眼，这个词，在今年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而值得人注意的是，它多出现在那些曾经愤怒叛逆的摇滚人口中。年初时许巍首先宣告了他的温暖情怀，并一遍遍在他的作品表达怀念感受温暖，而后的张楚也对记者说：“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已经没有了当年那些愤怒的心境与环境。”是我们的摇滚已经到了一个要去掉冷色彩的时代了吗？
郑钧却说：“现在的我依然愤怒，甚至比十年前还要愤怒！只是我表达愤怒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郑钧将他的方式形容为一种冷暴力，或是一种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这也许就是我们为什么总看到他对媒体那样一种态度的最自然解释吧。
郑钧说他依然保持着他在摇滚乐中那种激情的成分，他说他做这场演唱会，也就是想让人看到摇滚乐的演唱会究竟该是什么样子：“就是要让大家都很HIGH，要齐声呐喊！”所以他的演唱会不会像许巍那样只是让你静静地听，一件白衬衫穿到底，“我估计我们刚唱到几首歌就会汗流浃背了。”
尽管郑钧不愿意承认，但在眼下，温暖应该更贴近郑钧的真实，温暖也是他这次演唱会的另一重要主题。那种消极的抵抗、不合作不过是郑钧应付媒体的一种假面，但生活中的郑钧，并非如音乐及公众形象中的那样冷漠。郑钧自己也说，尽管对很多事情不抱太多希望，“但这并不妨碍我享受生活，并且我在享受生活时，绝对是一种极端乐观的态度。”如今他开了酒吧，开了牧场，办了公司，同时还向公众公开了他的老婆女儿。他也不像从前那样介意谈到自己的私生活，他说了他会带他的女儿来看他的演唱会，因为他要让女儿了解到她的父亲到底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营生，为此他还向媒体透露他常常带女儿去录音棚看他录音。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郑钧在向一段更真实更平易的生活靠近。郑钧并不否认他也在向普通的听众靠近，他承认：“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正常人，我不是愤世嫉俗不容于社会的那种人，我是一个正常人，我的情感都是正常人的情感，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自己弄得高高在上，特神秘，装神弄鬼的，没什么意义，摇滚乐音乐本身就不是一个什么抽象的事，你不是一个画家，也不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你没必要搞得那么神神叨叨的。”
郑钧将自己的乐队起名为“Red Temple(红庙)”，并且为之做了一幅同名的画，一座佛像后面是一团红色温暖的祥光。他笑说起这个名字的原因是自己本来就住在红庙，但这副画的背后还暗含着他的一种信仰。
这并不是说郑钧是个佛教徒，事实上他是随母亲信仰基督教的。但重点在于，郑钧是个有信仰坚持理想的人。他说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所以他依然执着地坚持他在他的作品里的习惯的可以自我掌控的表达方式，无论是在音乐，画作还是他刚刚出版的小说里。
自信VS悲观
记者问起郑钧对自己12月3日这场演唱会票房的预期，郑钧说，到时你们来看了就知道了。但言谈之中，他流露的是一种绝对有把握绝对不担心的自信。演唱会发布会时他就说了，工体太小，在这儿开演唱会还不小菜一牒？然而纵观今年的市场，情形一派惨淡，除了许巍，几乎都赔得一遢糊涂，郑钧此言，是否显得乐观过头了呢？
郑钧却并不以为然，他说多年前他就在上海开过演唱会，那可是八万人的大场地，工人体育馆相对就小了很多，“如果连这个都应付不了，那我还真不如改行算了。”既然觉得小，为什么不多唱几场呢？“加演几场不也就那么回事儿嘛。工体馆能卖出的票也就不过8000-10000张，你就是再加好几场也赶不上上海那一场，这样意义就不是很大了。香港那边的演唱会动不动一做就是二十多场，但那样的演出也没什么实际意义，就是一个秀，至于歌手这种饱含激情的状态，我觉得最多能保持一两场就差不多了。”
对于演唱会，郑钧不放心的地方是舞台灯光音响，对于他在北京的首场演唱会他其实相当在乎，他希望那天能提供给大家的是一次“视听的享受”，希望一切能尽入他的掌握，为此他对这个演唱会每个细节都要求很高。我们也注意到他这次演唱会的乐队并非从前的老搭档，郑钧解释说，因为从前的搭档们如今也都是大腕了，也都很忙，没有办法能把人家拉过来成天泡在一起抠细节，所以他找来了新乐队。郑钧说，对于演唱会，他最在把握的就是他的演唱，他不希望也没认为这个一切可能出什么差错。他说：“我的演唱会一定会让全场都HIGH起来，激动时齐声呐喊，伤感时抱头痛哭。”
但郑钧更多的时候呈现给众人的，却不是自信，而是悲观与颓废，而多年来贯穿在他的歌声中，始终都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伤感情绪。郑钧又用他那几句名言来解释这点，“我总是在痛苦中讴歌欢乐，在欢乐中怀念痛苦。”他说人生绝不是一场喜剧，而他的人生基调就是悲观的，所以他说他也从来不计划他的人生，“你现在计划的事情有多少实现了？计划有一个缺点就是，本来这事可以成功的，但一计划之后，它倒反而成功不了了，我不要计划，我觉得应该是勤奋的工作，不要计划，结果出来反而会比较奇特，你努力的计划，然后再勤奋的工作，往往会让你觉得，你付出的比得到的要多。”
于是随意性和颓废就成了郑钧在音乐生活中的外在形态。十三年来，他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从一个公司换到另一个，他在音乐中宣称无为，却又想无所不为，表达幸福总是可望不可及，连理想都只能有三分之一。他其实是不想给自己一个很满的目标，也许正是因为那样会让他更清醒到到达不了的伤感。
郑钧也不是对将来没有期望。他曾说这是一个缺少大师的年代，有人问他那崔健算不算是大师？郑钧说老崔算是吧。那他自己呢？郑钧说：“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是时候说，但我自信我还有一些非常不错的作品。”而郑钧在这个歌坛的地位，他永远都不曾站在最前端，但又永远都保留有一个位置，郑钧也将这些归结为自己的作品，“我相信十年二十年之后，我的一些作品会依然留在这个世上，我觉得我活着的意义也就在这儿，这就是纯粹做一个商人与做一个艺术家之前的区别。” 他对自己的目标和认定，依然是一个“艺术家”。音乐周刊记者卢世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