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前日(25日)闭幕，但是，所选出来的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竟告缺席，致使本届电影节本来因为有了李安，有了吕克·贝松，有了最后一刻来到的凯瑟琳·德纳芙，有了爱德华·诺顿等较为瞩目的幕前幕后电影名人出现，原本一直为人所诟病“没有明星的电影节”、“星光黯淡”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总算挽回了点面子，然而，最后的颁奖高潮却是主角不见踪影，那就未免让人仍怀疑这个所谓“A级”国际电影节是否名副其实？
比起创办于上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的威尼斯、柏林及戛纳国际电影节，在已有的11个A级国际电影节中，已举办过九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当然仍属年轻。但是，也有13年历史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93年)。然而，13年来上海国际电影节却每每因为少了灿烂星光而告失色。少了哪些魅力而吸引不了够分量的参赛参展影片？是因为哪些原因而不被国际影坛所重视？
撇开意识形态不论，就纯电影文化、电影产业和电影工业而论，中国电影尚未真正进入国际主流。虽然自1988年起张艺谋的一部《红高粱》夺得柏林影展金熊奖引起世人注目，继而有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王家卫的《春光乍泄》等先后在足以具影响力的不同A级国际电影节上扬威，虽然也有成龙(blog)、李连杰、吴宇森、李安等在好莱坞取得一席之地，但是，这也并不等于中国电影怎么样了——在一个非主流话语意境中，中国电影当然是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但要是转换至主流话语意境中，那就完全是另一个话题。
所谓主流话语意境，都有一套游戏规则，至少也有潜规则。所有主流话语都是要围绕着这套规则进行，才形成“意境”。任何领域都是如此，没有例外。如果越要特立独行，则离这套规则越远，所呈现的意境就越感陌生，这是肯定的。中国电影问题是在保持特立独行的同时却也要与国际接轨，这就有点别扭了。上海电影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甚至是“人工剖腹”出生的，并非“十月怀胎”后自然顺产。如此，便像先天不足。
直率地说，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电影是改革开放动作最为迟缓的领域之一。泛意识形态化固然是阻窒了她本来应有的活泼、开放，当意识到电影其实也具商品而且其商品属性也很强的时候，其时已经明显滞后了。与此同时，在滞后的当儿，却迟迟不见相应的明晰规则出台，配套性地让电影业顺利发展。如人们说得颇多的“分级制”。故而当这应有的东西或缺时，从业者就会有些不知所措。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电影节又能怎样？
具体说到上海电影节，除了上述一些不明朗因素外，电影节特点不明显、风格从缺和连我们内地影人也爱理不理时，我们又能拿什么来感动更多的人？比起戛纳的众星云集，比起柏林的选片严谨，比起威尼斯的历史悠久，我们不能因为年轻就说“没有可比性”。别人的经验早就给了我们太多的参考值了。以邻近的东京电影节(也属A级)而言，人家也不过比我们早“出生”七年，但是人家的特点早就突现出来了——“从中发现和创造未来的电影的天才”，因而其中对年轻导演的鼓励奖单元，就吸引了众多青年导演对该电影节的向往。上一届评委主席吴天明(blog)所说的大白话，对评选标准“我也不知道怎么评”其实就应引起主办单位的研究以及拿出方法来解决这一尴尬，但遗憾的是，本届评委主席吕克·贝松在记者会上所说的“标准”也极其模糊。至于我们中国内地电影人对上海电影节提不起劲，也许跟我们绝大部分影人的外语水准有关，一方面为语言问题免尴尬，另一方面则觉得与本身利益无关，更何况没有行政指令说务必出席。另一个尴尬则来自李安，他是个坦白的人，他只是因为新片选角才来到上海，既然来了，他说，也就“不得不来这里讲话，不得不应付”。就笔者所知，连上海本地主流传媒的主力电影记者中，也有人不愿出席本届的上海电影节。
尴尬至此，其实并不奇怪。上海电影节的尴尬，不过是中国电影尴尬的缩影。
■本报特约娱乐评论员列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