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我们越来越发现好人坏人不再像以往理解的那样有那么明确的分野了。新闻媒体上没少出现这样的报道，早上这人还是一个本分人，晚上就当砍手党去了。因此我想，黑皮在这部电影里是个笨贼，可如果这电影有前传的话，没准儿他就是班级里的劳动委员
李海鹏
“再现生活”
如果有人站到你面前，宣称是他发明了内燃机，是他发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也是他创立了美联储，你会怎么看他？如果你觉得他是个可笑的幻想狂，那么一旦他向你暗示是他拍摄了盖·里奇的最优秀的电影，你是否就会改变成见，对他刮目相看？你不会，我也不会，所以我不喜欢《疯狂的石头》(blog)。
毫无疑问，这部电影在90%的程度上是盖·里奇的杰作《两杆大烟枪》的翻版，拍这样一部电影就像是一个农夫把自己的驴子刷上黑白条纹，然后拉到爱斯基摩人的冰窝前面说它是斑马，是对大家肆无忌惮的愚弄。对这样一部电影的艺术成就进行赞美，哪怕一点点，都会是极其失当的举动。
不过，还是可以说说它对我们的社会风俗的呈现的功用。在我看来，这部电影等于是在《两杆大烟枪》的人物、情节和结构外面，罩上了一层有关中国的民间生活的彩色玻璃，这层玻璃倒是画得有点儿意思。
电影中有这么个细节：厂长的儿子谢小盟在游戏厅里泡妞，瞄上了两个自认为挺时髦其实很土的姑娘。姑娘们正在那儿打枪呢，谢小盟跟她们要电话号码，其中一个相貌平平的姑娘很拽地说：“干什么你，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这一段儿之所以有趣，在于你能感受到这姑娘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大概出身于平民家庭，可能是县城里的姑娘，爱慕虚荣又不会打扮，学历在初中以下，没什么牢靠的职业，有时候在街头混着玩，性格浮躁，有点儿玩世不恭，刻薄，爱瞧不起人。她没有说，“干什么你，不给！”而是用书面语揶揄对方，甚至还带点儿打官腔的意思，而从这种官腔的熟练中你又可以感到，这种勾搭的伎俩她早就见惯了，至少是听说得多了。再进一步推测则是：这种姿色的姑娘都那么多人勾搭，这社会风气确实有点儿不挑不拣。最好玩的是，我们都知道，所有这些推测都绝对正确，因为一切都有我们亲眼所见的现实生活作证。
在口语中使用书面语，并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而是所有喜欢装蛋的人的特征，包括一部分缺少文化的人。在王朔的小说《看上去挺美》中，陈南燕对方枪枪正儿八经说：“我们快别聊了。”这句话跟上面的台词一样逗，因为语言和说话的人不衬。他们一个6岁，一个4岁，哪会聊什么？
这么一琢磨的话，我们就不仅可以勾画出那个姑娘的基本履历，还能知道她的性格，甚至还能猜测出她在那以后的经历和故事。比如说，过了两天有个看上去没有谢小盟那么油腻的男人跟她要电话号码，她就给了，然后就发生了点儿没结果的事儿。能这么推测的基础在于，这种姑娘在我们的社会中成千上万地存在着，看似对什么都无所谓，其实她想所谓的话也没那个生活环境让她所谓。饱含创意的电影当然令人激赏，比如《两杆大烟枪》。这部模仿之作没有什么创意可言，不过能够在少数细节里“再现生活”，在当下的中国电影中也算是稀罕之物了。
现在的中国电影，钱多，想象力极大丰富。现实主义落伍了，至少有两个大艺术家超越了这一步。关于它的一个问题是：生活就在那儿，还再现它干什么？可是我们面临的事实是，如果不再现的话，就没有谁能看见。这部电影要是没标记这么个姑娘，谁会琢磨她代表的那群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呀？时代的钟声丁零咣当响，我们每个月一看自己的纳税单就发愁，没事儿买本儿时尚杂志琢磨上面那些模特以为遣怀得了。
当然了，还得说句丧气话，我看对这个可怜的姑娘的刻画，也未必是编剧和导演的蓄意。我这个阐释者太古板，自说自话，其实艺术本身很单纯，没准儿就是捋戏路，起承转合到那儿了，添点儿笑料。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翡翠
古板地看看这部电影里出现的那些中年妇女，也挺有意思。她们全是龙套，不过该表态时从不含糊，两次都说了同样的台词。第一次说这台词是谢小盟在缆车里泡道哥的女人菁菁，装艺术家，胡扯“城市是个子宫”，中年妇女们就不高兴了。第二次是三宝爬楼，从阳台往隔壁房间翻，穿着宽松的裤衩，打麻将的中年妇女们抬头一看，估计是一览无余了，又说了一次。这第二个情节有意思，我也喜欢，可毕竟只是个带点儿色情的笑话，相比之下第一次更让人浮想联翩。前些年艺术家们常常写到“子宫”，跟提到“村庄”和“麦子”的频率差不多，确实有点儿矫情和可笑。对不知道这个背景的观众，那情节是个笑话，对知道的，它还算是个讽刺。
其实要是琢磨一下如今的情况，你会发现知识分子群体里的类似情况并没见少。举国贤达奔一处使劲儿，要谈明史都谈明史，要谈美国都谈美国，叫“知识时尚”；对名词狂热喜爱，凡有话题必为“公共”，凡有较劲必叫“博弈”，我以为是“慕词狂”。日复一日，我们当中有这么多人全指着名词活着呢，可见也没比谢小盟高明到那里去。中年妇女们在电影里评论得不错：“流氓！”
这话说得狠，不能怪我，只能怪中年妇女们话糙。说句题外话，只要不是愤世嫉俗者，就不会愿意美化劳动阶层以诋毁别的人群，可是你得承认他们至少有一个优点，就是评论起别人来都很坦率。
另外还应该说说导演和编剧蓄意谋划的部分。比方说，绝世翡翠发现了，工厂重现生机，厂长为什么还要把它卖给房地产商呢？简单的回答是，房地产商冯董买到工厂的地皮之后会盖一栋挺高的住宅楼，而他许诺，只要拿到地，就会把几层楼送给厂长，厂长在利诱面前终于变了节。再比如说，房地产商为了拿到地皮，为什么使了那么多手段呢？同样是简单的回答：地皮很值钱。另外一个回答是：普通百姓大多不喜欢房地产商，给奸角安上这么个身份，最后还让他死掉，观众们会比较解气。还比如说，道哥、黑皮和小军，为什么有那么多假的中奖可乐罐呢？他们本来只是骗点儿小钱的货色，怎么一旦见到绝世翡翠，就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迫不及待地升级为江洋大盗呢？香港来的高手麦克，像《碟中谍》中的汤姆·克鲁斯一样垂悬到目标上方，可是为什么功亏一篑，折在了卖给他不够长的绳索的奸商手里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只有一个：电影这么演，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就是有这样的事。《两杆大烟枪》里就没类似的细节，里面的枪个个好使，黑恶势力也很难做正行，那也不是人家的主创人员没灵感，而是因为英国的国情不适合这么演。至于那电影不像《疯狂的石头》这么不疯狂，而是动辄就打死一堆人，是不是证明了英国社会不够安定，人们没有安全感——如果你这么说，我倒也没有什么好反驳的。
回到我们开头说到的内燃机上来，这东西要工作，需要两个部分，一是各个部件，二是燃料。我们可以把《疯狂的石头》当成内燃机分析一下。部件有好几个，包世宏和他的保卫团队是一个，道哥和他的草台劫宝班子是一个，麦克这个香港黑道高手是一个，房地产老板和四眼组成的幕后黑手是一个，共同组成一个动力结构。燃料只有一个，翡翠，它是部件们的共同动力。翡翠是什么？包世宏这人传统，当它是宝贝，兴许还当成是拯救工厂的最后一丝希望，可别人看得透彻，不就是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钱吗？
如今钱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燃油，驱策我们像拆了刹车的奥拓一样不停地奔驰。或者说，金钱是一把豆料，逗引着大家围绕磨盘转个不停。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一部文艺作品做类似社会学意义上的解剖是个很耗心力的事情，想来想去，你就会觉得自己是瓮中之鳖。未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断臂山，但肯定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翡翠，可这块翡翠总是被别人惦记着，还没准儿早就被掉了包。
房地产老板有点儿像“007”系列电影里的幕后黑手，性格单一，又用弩杀人，比较漫画化。麦克至少说过4句“我顶你个肺”，香港人，不知道跟麦兜是什么关系，反正离我们的生活远。真正有意思的人物还是道哥、小军和黑皮，不是说这3个人物的形象刻画有多出色——再出色也抹不掉《两杆大烟枪》里原型的影子——而是说他们被塑造得不虚，多少有事实依据，看着能让人觉得脸熟。
黑皮眼皮浅，没见过什么。以前宋丹丹在春晚有句台词：“有钱！一身上下全是名牌，鞋，阿迪达的！”黑皮也有句东施效颦的台词：“牌子，班尼路！”观众一听就乐了，这土老冒——敢情观众们都穿杰克·琼斯。我的意思是说，黑皮的阶层与我们的距离，要比我们与名仕的距离近得多。要是有人跟你说“牌子，阿玛尼！”你可能有两种反应，第一种是心生羡慕，第二种是心中暗笑。如果是第一种，恕我不恭，其实你也跟黑皮差不多。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的地位千差万别，可是品位这东西总是按牌子来算，算怎么回事？在我们的国际大都市里，时尚青年的自豪感还是来自我的A货比你的B货强，这样的青年我看亦可名之为“黑皮青年”。
风云激荡的年代
不管怎么说，黑皮是被嘲笑的对象，包括他被困在井底下，怎么想辙都出不来，看着很好玩。我相信幽默就是幽默，用所谓严肃思考来煞风景，实在是大大不该。不过我也想，偶尔严肃一下也毁不了什么。看到这段儿戏时，我比较无趣地想到了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一些矿工，其中在阜新认识的一位，有过被困井下的经历。我琢磨着要是煤矿出了事故，一个矿工在井下跑来跑去找不到出路，大家一定笑不起来。人皆有恻忍之心，怎么能笑一个无辜的不幸者呢？大家笑黑皮，是因为他是坏人呀。
可是问题是，我们越来越发现好人坏人不再像以往理解的那样有那么明确的分野了。新闻媒体上没少出现这样的报道，早上这人还是一个本分人，晚上就当砍手党去了。因此我想，黑皮在这部电影里是个笨贼，可如果这电影有前传的话，没准儿他就是班级里的劳动委员。当然了，看《疯狂的石头》就是图一个乐，没看过《两杆大烟枪》的人还可以大呼几声“好看”，不是为了思考其中包含和不包含的社会问题是怎么造成的。不过既然能在这部电影里看到我们的社会的各阶层的龃龉、折冲，那么在看这部充满娱乐精神的现代电影同时，也没必要对其记录的时代的浮光掠影视而不见。
电影里的那个厂长有点儿不像厂长，确切地说，他像是一个15年前的厂长，不像是现在的。为什么呢？因为15年来市场经济长足发展，厂长们在这个社会中的角色定位越提越高，哪个会像电影中的那位那么臊眉搭眼？香港人讲话，“话事人”，必有一种主宰他人的权威感。我们可以猜测，电影中这个厂长还有道德感，至少还身在传统的社会关系之中——他感到自己对工人们有责任感，把大家出卖了，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要不怎么说他是15年前的人物呢：还没卖习惯呢。
电影情节在这里存在着一个漏洞，就是要卖地皮，光厂长同意可不行，因为我们的土地出让制度不是那么规定的。我们在这点上较个真儿，会比较有意思：冯董把顶楼那几层送给了厂长，那么底层送给谁了呢？
一些不厚道的观众可能会这么想：反正包世宏是没得着，要不他怎么会在工厂转让的时候大闹会场呢？
这位保卫科长得不到贿赂，就像罐闷鲍鱼永远不会掉到小人物嘴里一样自然。他奔来忙去，最终在整桩事件当中一无所获，除了前列腺炎奇迹般好转，落得个撒尿痛快。其实这是相当不错的结局了，我看比人们熟悉的现实生活规律还要乐观一些。包世宏出身于警校，懂得“犯罪心理学”和“痕迹学”，可是被分配在玉石厂里，多年难有用武之地，整个人跟他的小便系统一样很不舒畅。在电影中他好像就做了两件事，一是在盗贼们下手之后猛然醒悟，“诶呀！”，二是痛苦、艰难、长久地撒尿——用句俗话讲，就是个连尿都撒不好的主儿。最后，翡翠失而复得，他忽然元气大振，小便畅通，宛如滔滔江水，再多的遭逢抑郁也不能遏止。从这个角度说，这部电影还是相当传统的，坏人做恶业，全部得到惩罚，好人坚信传统道德的力量，终于得到了报偿。不能否认，我们都喜欢这个结局。前提是，在每个人感到自己混得不好、碌碌无为的时候，都会好像得了前列腺炎，憋得够戗又没处使劲儿，在我们周遭的生活中，这大概是很普遍的感受，包世宏的畅通让大家看到了点儿希望。都说电影是“梦工厂”，它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结尾处，包世宏拿了块仿制品送给妻子，这是很平淡无奇也很令人满意的一场戏。其实想想，价值几百万上千万的翡翠真有那么重要吗？我们通常会忘记，它不如痛快撒尿重要。王小波早就在小说里写过，人一旦出人头地，性功能就会大大下降：“当了人瑞就如此的不行，要是当了领导，岂不是要缩回去？”
其实领导缩不缩谁知道？王小波那只不过是本分君子的自我安慰而已，可见君子们往往都是小人物。这电影中最有意思的，也是那些小人物，虽然他们很不君子。道哥的土贼三人组施展易拉罐骗奖的伎俩但是没人上当的那个小段落很逗乐，有点儿像改编过的童话，大灰狼一系上头巾，小红帽们全跑了。说是反讽也好，白描也好，归根结底它体现了今日中国生活的特色：一时一地全是戏，我们都过得很有情节。
小时候看闲书，有两句话我们都很熟悉，一句是“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还有一句是“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觉得前一句很有动感，但后一句让人觉得塌实。如今有些外国的庸俗电影，飞机导弹满天飞，可是说的全是假事儿，不靠谱，他们的小说里也都是假事儿，小孩上魔法学校，骑着扫帚斗龙。这说明他们的社会生活太平淡了。确切地说，我们模仿他们，纯粹是糟践自己的题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