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着中国摇滚的两万五千里-幕后篇
守望着中国摇滚的两万五千里-观众篇
活着 中国摇滚20年记
开篇 守望纪念
从“中国摇滚20年”开始，我们守望纪念。
1986年，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崔健两支裤脚一高一低地站在台上，吼出了《一无所有》。从此，崔健和摇滚以鲜衣怒马的姿态开始影响一代人的青春，再之后，缅怀中我们等来了中国摇滚20年。
大风起处，崔健、魔岩三杰、唐朝、黑豹……这些台上的英雄在哪里？而身处幕后的黄燎原、老哥……又在何方？
采访20名亲历中国摇滚20年的人物，为的是全景展现中国摇滚20年来的漫漫征程，为的是守望属于自己的理想墓志铭。
在策划人黄燎原的记忆里，1986年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引起共鸣最强的不是崔健的《一无所有》，“那时候常宽刚从国外得奖回来，而在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外来的东西一般会首先引起反响。”黄燎原是中国最早接触摇滚乐的那批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黄燎原那个喜欢音乐并且多少能和外国友人亲密接触的小圈子里，外来的摇滚乐伴随着背叛和反抗，率先流行了起来。“1984年北京就出现了‘万李马王’、‘七合板’等几支有着摇滚意味的乐队，但演出多数还是以翻唱西方的经典为主，不过1986年左右，承载着中国思想启蒙的还不是摇滚，多数文学青年读的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说的是顾城、北岛、海子的朦胧诗。”
诗人洪烛便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文学青年。1989年快毕业的洪烛到北京联系工作，接触到的各路同学，都不再议论朦胧诗了，一律改谈崔健和摇滚，“宿舍里天天放的都是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觉得他的歌词挺带劲。当时写小说的狗子和写诗的黄燎原，领我去东便门观象台看摇滚音乐会，想不起共有哪几支乐队现场表演了，只觉得那些脑后长发系成一束的摇滚歌手，绝对比诗人更像诗人。黄燎原似乎已经和那几个乐队厮混得很熟了，不断地打招呼。难怪他后来不当诗人改当音乐人了。”
那时候和洪烛一起到北京师范大学同学伊沙宿舍那儿蹭床铺的还有伊沙的西安老乡张楚。十几年前的张楚一副喜欢逃课的外省高中生模样，他和这群思想萌动的青年人一起，白天忙着结交江湖好汉，晚上围在一起就聊崔健。在灯光昏暗的学生宿舍，一群所谓校园诗人挤坐在一起，听张楚自弹自唱，先是《西出阳关》，接着是被《词刊》登在头条的《失落城堡的居民》，在伊沙的眼里，张楚在实力上应该能和崔健有一拼，“我喜欢张楚唱《将、将、将》，‘我吃自己的车，我吃自己的马，我吃自己的炮——我吃自己的心。将！将！将！’”
和伊沙想得一样，3年之内，张楚就在摇滚圈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1992年台湾滚石发行了一张摇滚拼盘专辑《中国火Ⅰ》，张楚的《姐姐》和黑豹窦唯的《别去糟塌》一时风行，据称，专辑盗版数量超过百万张。更多的中国人对于摇滚开始了认知，但现实的情况是欲求不满。1993年，邱大立第一次在安徽芜湖的老家买到了当作垃圾入关的打口磁带，“那可是真正摇滚的味道！”后来，邱大立辞掉工作，开始了倒卖打口带的生涯，他是有据可查的第一位操起打口营生的一个，被称作“打口之父”。此后，打口带、打口盘遍地开花，在这种中西合璧的影响下，一直处于半地下状态的中国摇滚仿佛看到了属于自己的繁荣。
巡演无数，仅1994年这一年，何勇发表了《垃圾场》，窦唯发表了《黑梦》，张楚发表了《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魔岩三杰”盛极一时。只是在混淆了地上地下的界限之后，中国摇滚乐赤裸了，鲜衣怒马的文化宣泄领袖们从此渐行渐远了。在资深音乐人梁和平看来，距离的产生有着它的必然性，“除了来自上面的不可抗因素之外，‘目的不纯’也在毁着中国的摇滚。”
推出过无数摇滚艺人的魔岩，因为没有在商业上取得相应成绩，无疾而终。而在门联上写着“金属与老梆子不得入内”的北京摇滚圣地“嚎叫”酒吧1998年半年内就因为资金问题关门了事。那一年余华写下的《活着》成了中国摇滚的写照，“生存还是毁灭”成了首要的问题。此后，坚持的有，但不少变成了徒有其表。窦唯不再唱了，张楚不出门了，而何勇进了医院，幸好崔健还在。现实的情况和社会的误解，逼得乐评人颜峻、郝舫等一干人在2000年发表了《树村声明》：“不能让摇滚只剩下乐器、彩色的头发和传奇故事”。
而今的酒吧里依旧有吉他、贝司的铿锵声，只是在座的男女不再跺脚嚎叫，而大声谈论的话题里净是些视觉和娱乐的味道。好像除了摇滚圈里的人还在关心曾经的“繁荣”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在丢失20年前和摇滚诞生一起复苏的热血和梦想。
2004年的贺兰山音乐节在“中国摇滚演出终于也可以赚钱了”的欢呼中落幕，人们在台下呼喊的名字是崔健，当崔健真的登台时，当年的文艺青年已是泪流满面——他们没有想到，此后每年都会有见到自己青春旗帜的机会，想不到会把回忆丢失得那么突然。
20年，中国摇滚起落于精神与物质的沉浮之间，该来的都来了，不该来的也来了，有人在坚持，有人在抱怨，有人在咒骂，有人在数钱，只是唤醒青春的摇滚仿佛不在了。火爆当下的摇滚乐人谢天笑唱着“昨天晚上我已经死了，是怎么死的我已经忘了”——30出头的谢天笑显然没有死，中国玩了20年摇滚的人绝大多数也活着。中国摇滚也活着。也只是活着而已。
经过20年的摇滚回到了起点，经历过20年前曾经激动的中国人开始缅怀，开始纪念。
为了忘却的纪念。
但有人在纪念总比没人纪念好些，正如崔健所说，“至今还在摇滚圈里坚持的人，是可贵的，至少该给这些坚持的人一些鼓励”。
听说着守望着 摇滚的两万五千里
20年之后，中国摇滚仿佛变成了一株温室的奇葩，时不时地需要拿出来纪念。久违的呐喊，霎时唤醒了曾经的记忆。站在台前的，正在用坚持和复出证明着今天的中国摇滚决不是无人喝彩；隐身幕后的，依旧努力地探询着中国摇滚的下一个两万五千里；只是身在台下的观众已经有不少在默默流泪，他们想起了窦唯的《don't break my heart》，想起渐渐在心里已经无地自容的批判和反抗。鲜衣怒马的骑士们，走了。
“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
也许是我的错
也许一切已是慢慢地错过
也许不必再说”
20年的时间，站在台前的，有的老了，有的胖了，有的去了，有的来了，意气用事了，小乔初嫁了。如此跌宕，只能让人感叹，老战士永远不死，他只会慢慢消失。
老崔的台前幕后
作为七十年代末生人的我，没有经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摇滚乐精神洗礼，是一种遗憾。遗憾的同时，也是一种幸运：跳出膜拜的狂热，这让我能用别样的眼光来冷静地看待崔健。
似曾相识的共鸣
2004年1月16日，北京首都体育馆迎来了羊年岁末最后一场音乐商业演出。台湾的摇滚天王伍佰带着他的浪人情歌光临首体。这一天的首体，人满为患，观众是为了听伍佰，更为了一个特殊的表演嘉宾——崔健。尽管，崔健只能唱5首歌，而5首歌，已经是有关部门审批时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
那一天，距离崔健上一次在北京个唱，已经过了十年。
到崔健快要出场的时候，全场观众终于耐不住性子，跺着脚大声地喊着“崔健、崔健”，首体爆发了当晚第一次如雷般的掌声，全场起立，呼叫崔健的喊声震耳欲聋。这种热情和激动，让我目瞪口呆。几声Solo之后，崔健用《飞了》开场，我想在现场的每一个观众，都会记得那一晚崔健说的开场白：“北京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10年了，我们终于又在北京的舞台上见面了！这十年你们过得怎么样？摇滚乐有很多是说反话，就像爱情要说假话一样。所以一会儿我唱的时候，请大家跟着一起说‘凑合’！”当崔健吼出那句“我曾经问个不休”时，全场就又爆发了如雷的掌声、跺脚声、喊声。这首歌，也是演出当晚全场观众唯一一次如此整齐而又卖力的大合唱。这场面让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当他离开时，带走至少一半的观众。谁敢说崔健“一无所有”？他几乎霸占了主角的全部风头。
从这一刻起，崔健，回来了。
完全陌生的成熟
2006年，中国摇滚乐二十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采访了崔健。这和上次的首体演出，又隔了两年。见到崔健，依然是T恤、棒球帽，一如既往的惯见经典形象。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经纪人，有了各种商演合同。在操作这个“摇滚二十年”的选题时，有幸采访当年拍摄电影《北京杂种》的导演张元(blog)。依然和崔健是朋友的他，说：老崔都这个岁数了，已经不再需要发展了。既然不需要发展，那还要经纪人干什么呢？听到这个疑问，张元嘿嘿笑了：“你让我把自己陷入了一个悖论。”
也许崔健，也在面对这样一个悖论。二十年前，摇滚面对的是大棒子，现在，摆在面前的是胡萝卜。在胡萝卜和大棒子之间，他选择了前者。毕竟在大棒子面前，做一个精神领袖的责任感太过沉重，谁都会不堪重负。
摇滚二十年，二十年，是时间长河的弹指一挥间。但是二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讲，足以从婴儿长成弱冠，从青年走到中年。已是中年的崔健，说自己已经变得成熟，这是他二十年来，学会的最重要的东西。但是许多人说，成熟了的崔健和从前不同了，不再粗粝，不再较劲。
可是在采访进行到高潮时，谈论到某些问题，崔健依然激动不已，依然欲罢不能。好几次，身边的经纪人不停打断他的话语，也不停提醒记者有些东西非崔健所能左右，也许是怕老崔情绪高昂之下说出什么敏感的东西吧。
从这个小小细节，我们依然能感觉到，圆润背后，崔健依然直接单纯；成熟背后，崔健也还是有血性和坚持。本报记者 闻原
崔健：20年里我好像只学会了忍耐
倘若要找个人去谈论中国的摇滚20年，非崔健莫属。中国摇滚走过了20年，崔健当了20年的旗帜。很多人喜欢摇滚，是因为喜欢崔健；很多人坚守在摇滚的阵地，是因为这里有崔健。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崔健一再强调对中国摇滚乐的现状应该给予保护和鼓励，但从他的字里行间仍然能让人感到，他的急迫和无奈，这个当年与青春、梦想、叛逆、热血这些词密不可分的中国摇滚青年，在20年中成熟了，学会了妥协、合作。
“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分不清好坏/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二十多年来我好像只学会了忍耐/难怪姑娘们总是说我不实实在在/我强打起精神,从睡梦中醒来/可醒来才知这个世界变化真叫快。”
20年前，崔健写下这首歌词时，不知是否有一种预感，未来的20年，对他和中国摇滚乐来说会是多么的不易，虽然任何一种说法对于他来说都是片面的，虽然任何评判对中国摇滚乐现状都显得有失偏颇，但崔健的一段话颇为耐人寻味：“当年的摇滚盛世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而中国摇滚则是生长在这片绿洲上的一个生物，绿洲中生长的植物，生命力肯定会比温室中的花草要强，所以当初才会出现如此顽强的状态，而现在的中国摇滚已经进入温室阶段。”
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
“我们粗略地算过，这20年中真正看过摇滚乐现场演出的观众不过几十万人次，这跟中国的人口数跟本不成比例，辉煌只是说出来的，我并不这样认为。”崔健说，语气中透着不满和无奈，即使这样，谁也不能否认，从崔健步入江湖的那天起，就成为中国摇滚的一座里程碑，一个符号，一代人青春的旗帜。他所引起的共鸣如此强烈，他的精神浸染了许多中国人的滚烫血液，这种共鸣、这种精神绵延20年，至今仍让人怦然心动。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我是谁。”沉着执着的崔健，曾让多少人感动得痛哭流涕；“过去我不知什么是宽阔胸怀，过去我不知世界有很多奇怪，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现在才似乎清楚什么是未来”敏感真诚的崔健，曾说出多少人想到却无法表达的情感；“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我明知我已离不开你!噢姑娘!”纯真自我的崔健，曾唤起多少人久违的柔情。20年后再听起这些经典作品时，除了梳理那曾经的青春懵懂之外，更有一份会然于心的感动。是什么使几代人如醉如痴地迷恋摇滚，崔健应该是最好的答案。
漫长的20年，回首望去却快得来不及弹指。20年前那个曾在首体唱起《一无所有》的崔健，20年后坐在了后海的一个酒吧中，依然一身朴素，但却略显疲惫。他姗姗来迟，他的理由是众所周知的“有点堵车”，他说话跟唱歌的感觉一样，中速，简洁，直白也很诚恳，说到动情处他会告诉你“我现在很激动。”
“摇滚这两个字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由创作，现在中国摇滚市场，大部分还是以人气谈事，我们没有专业队伍来运作，人气比不上流行音乐，我一直在学习欧美先进技术和包装手段。”此话出自见证着、经历着中国摇滚乐的教父之口，让人感受到“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的茫然。圈里的人都说崔健一直在认真地做音乐,他的技术越来越精湛,他最近的歌词是“爱情是个屁”。
不知是崔健无话可说了,还是学会有话不说了。
现在才似乎清楚什么是未来
打击与诱惑，被崔健形容为大棒与胡萝卜。关于打击，崔健经历得太多了，“中国刚开始有摇滚巡演的时候，我去南方一个城市演出，就在演出开始前半个小时，当地的警察来到现场找我，说有几句话要和我们嘱咐一下，我们就跟他去了。可是到了地方他也没说什么，结果等我们回到演出现场的时候，场子已经拆了。当时我非常不理解，不就是演出吗，怎么能让人紧张成这样。要是唱歌能改变什么的话，我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中国摇滚的生存状态。艺术家只负责提出问题。”在崔健的经历里，类似这样的事情还算是好的，因为碍于有演出许可证，有关方面并不敢把崔健他们怎么样，“办一张演出许可证太难了，还得押钱，10万、20万的，演出曲目也得上边定，有时不得不少唱几首歌，好给乐队发劳务费，都得吃饭啊。”
不过回头看来，20年中，大棒确实越来越少了，胡萝卜也渐渐多了起来，专辑的发行彻底走到了地上，演出的机会愈加频繁，摇滚圈的名利虽不像黄河之水，但也不乏泉水叮咚之声，拥有骑士精神的诗人样乐手少了，他们有的选择了归隐竹林，有的则干脆融入到了滚滚而来的追名逐利的大潮中。“诱惑比打击更容易摧毁摇滚乐。”说这话时，能感到崔健爱恨交织。“对于摇滚音乐本身没有什么可纪念的，也许对我个人还有点意义。不过经过了这20年，中国的摇滚音乐开始有了商业上的起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前20年中，摇滚是一种现象，是一种来自民间的非主旋律的声音，现在已经在向一种生活文化转变。”
为了证明这种转变，崔健不久前还提出了“让摇滚回到生活”这样一个口号。口号有些意思，容易让人想到当下正红的“二手玫瑰”的主打作品《允许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当然，崔健的“生活”和“二手玫瑰”的“钱”不是同一概念，但就中国摇滚迫于经济逻辑的机械复制纷纷从地下向地上迁徙的实际来说，“钱”与“生活”在经济逻辑的策略中又是同一回事。
崔健不愿意谈中国摇滚的地上与地下，今天在他眼里生存绝对是第一位的，“我们必须尊重给我们提供演出机会的商人，为了他们我们也要学会迂回。但艺术家不能丢到尊严，我的朋友去排戏，所有人都坐着，只有演员站者，因为商人觉得自己给钱了。给钱了，黄金就不是黄金了。我对任何演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灯光是我的人，摄像机位我来定，现场的几个控制音像效果的，也得是我选的，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坚持的，也是谈判的条件。”现在的崔健在演出中已经学会了规避一些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歌，为了生存，为了一年至少有20场演出的计划，他努力保持着他的尊严，只是有种主动的妥协是在当年的《一无所有》里听不到的。
崔健一再说现在的摇滚乐队都不错，他们在技术上已经完全和欧美接轨，“你最近见到的好乐队有哪些。”他随口说出几个名字。名字都很熟悉，但真的想不起他们唱了些什么，与他那些20年后依然能让很多人随口念出的歌词相比，相去甚远。“你真的真的觉得他们好吗？作为一个听众，我记得的还是你的音乐。”听到这话，崔健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但已经能让人感到——他的内心依旧骄傲。
忽然想起那个以《麦田守望者(blog)》一举成名然后永远销声匿迹的塞林格的一句名言：“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英勇地献身，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本报记者 武静 王立成
何勇：只要你活着就不能停止幻想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边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你能看到你不知道，你能看到你不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只要你活着，你就不能停止幻想，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饿死没粮饿死没粮，饿死没粮饿死没粮，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希望。——何勇 《垃圾场》
采访何勇是在他和他的乐队排练结束之后。他微笑着坐到我面前，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很不错。何勇说排练时每个人的状态都很好，最后一曲《垃圾场》将所有人的情绪拉到高潮。排练期间，他跳起来弹着吉他，那个瞬间，仿佛时空逆转，回到了1994年，香港红 体育馆。
问题多不过无穷的欢乐
1994年，滚石旗下的魔岩唱片推出了——何勇、窦唯和张楚。三个音乐天才，三张经典专辑，开启了中国摇滚乐的新天地。其中《垃圾场》是何勇的首张专辑，也是至今为止他唯一的专辑。1994年12月17日晚，香港红 体育馆一场名为“摇滚中国乐势力”的演唱会，至今依旧被很多人奉为经典。那时的红 ，是一代摇滚人的辉煌，作为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是何等意气风发，英雄少年。
而从1996年之后，何勇几乎销声匿迹，很少再有演出。谈到曾经的辉煌，何勇说：“如果说那时候算最辉煌，只是对社会来说是这样。我自己那时候没觉得自己大红大紫，就是特别用心地投入到音乐创作中。”
我的脑子只需要简单
对于摇滚，何勇说它只是音乐。“它首先是一个作品，一个体现个性，风格多样的作品，它具有时代的特征。摇滚最重要的是风格，不管是音乐的创作风格还是歌词的含义，每首摇滚乐都有自己的风格。拿《垃圾场》来说，我所要表现的思想都在歌词和舞台表现中体现出来。而它只能出现在80年代，摇滚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体现。”
何勇说他选择摇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单纯的喜欢。“我从80年代中期开始喜欢上摇滚。那个时候，中国除了崔健几乎没有别的摇滚乐手，而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外国的乐队。那个年代，留长发都算异类。当时，外国的乐队来中国演出，我看的还是录像带。我看到他们那种自由的因共同兴趣爱好而相聚的感觉就觉得特别好。我记得那时候人们还都用录音机听磁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那首《we are the world》，那首歌几乎影响了我们这代人。如今再也找不到当年火热的感觉。”何勇说：“其实摇滚乐算得上是一种城市文化。因为它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跟西方不可比，人口结构没有西方平衡。你看摇滚乐演出都是在省会或发达城市演。现在，对于摇滚乐市场，前景并不乐观。这是唱片业的市场环境恶劣和摇滚乐自身没有出好的作品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流行音乐也好，摇滚音乐也罢，最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
说到自己创作的作品，何勇说：“这些作品就像我的孩子，都是用心创作出来的。如果非要说哪首最喜欢，应该算是《钟鼓楼》。我从小一直住在钟鼓楼，对这里感情很深。写歌的时候已经在那里住了十多年了，当时创作的时候应该算是一种顿悟吧。”《钟鼓楼》在伴奏时用了三弦，红
体育馆演出时，父亲何玉生曾亲自为何勇伴奏。
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
20年来，他参加的大小演出也就10场,“平静下来才算趋于正常。我不知道是否可能再出现当年的盛况。虽然我们一直有一群跟随我们多年的老观众。”何勇说,“一直没有出新专辑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一切事情都发展得很快，没有沉积。不是没有创作灵感，是没有好作品。音乐环境太恶劣，当年的魔岩三杰能火是因为有海外唱片公司的宣传力度够强。我这一两年也写了新的作品，但是很少，没什么情绪，随遇而安吧。”本报记者 刘朔
采访手记：见到何勇的时候，他正在棚里和他的乐队排练。他背着他的吉他在唱《冬眠》，嗓音沙哑。他背对着我，没有长发，穿着T恤、短裤和凉鞋。音乐结束，他回头，对我点头说：“你好。”没有年少的轻狂，我庆幸虽然这是一张留着络腮胡子的成熟男人的脸，但他的眼神依然坚定。
何勇：1994年，何勇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垃圾场》，与当年的张楚、窦唯并称为“魔岩三杰”。1994年12月，“魔岩三杰”在香港红馆举办“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2002年春节前，何勇在自己家中点燃了一把火，被直接送进精神病院。2004年8月，何勇参加了贺兰山音乐节。2006年8月，他参加了深圳摇滚节的演出。
梁和平：究竟是为什么酒醒梦已残破
当我只身一个觉得孤独寂寞, 我立刻觉得人世间有烦恼许多, 当我对你诉说你却不理睬我, 我便感到你我间有心的隔阂, 究竟是为什么人情难避难躲, 猛然间又看到你的脸色冷漠, 究竟是为什么酒醒梦已残破,只有清晰的眼睛和沉睡的浑噩。——崔健 《为什么》
梁和平第一次见崔健是1985年，在宣武门的地下录音棚，现在已经没有了，“我是去录一个美国翻唱的磁带，崔健和我录同一盘磁带。那时候圈里人都知道崔健唱得不错，现在听他的嗓音可能感觉不出来，但崔健唱英文流行歌非常好，那时候的他不爱说话，不主动跟别人交流。”在梁和平的记忆里，那个时候的中国音乐主要还是以拷贝为主，原创的很少，歌手比的是嗓音和对音乐的理解，“1976年突然开放了，可以直接面对外面了，所有的东西一下就进来了，星星画会、朦胧诗在那时候都出来了，思想一下释放得让无数青年感到有些手足无措。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的是古典音乐，那时候班上就有一些同学开始翻版西方的摇滚，但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激动，直到1986年听了崔健。”
当年梁和平负责为“百名歌星演唱会”进行排练，“排练的时候是100个人一个一个过，到崔健的时候，我是键盘，他的声音一出来，我的汗毛一下都树起来了，乐队每个人的感觉都是这样的，就好像一个人心里一直期待的一个东西，终于有人把他唱出来了。”梁和平对崔健的《一无所有》有一个评价——相当欧洲文艺复兴时但丁《神曲》的诞生，“崔健那时的反思是彻底的，他把‘我’这个概念准确地提了出来，不少社会历史事件，很多人在说、在批判，但都是在说别人、说外部世界的问题；很少通过这些事件去思考一下自己。”1989年梁和平几个人为崔健策划了一个为亚运会义演的活动，摇滚乐第一次走出北京，去了中国的四个城市。后来巡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夭折了，但中国摇滚却在广大文化青年中收获了大量的共鸣，“那时很多大学生都给崔健写信，在信里很少能看到他们说什么崔健你很了不起，我很崇拜你的话。大都是谈自己的精神如何迷茫、苦闷，如何地寻找自我和个性等问题。一个民族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了。那时崇拜崔健的人很多。”梁和平还记得，一次在崔健家里吃饭时，电话响了，崔健父亲接的电话，“他对崔健说，来电话的叫齐秦(blog)。崔健接起电话哼啊的应答了几句，完事吃面条，没说一句话。崔健火了，摇滚火了，尽管还是一无所有，但那时大家的理想没有变。”
梁和平认为搞纯音乐是非常超然的，所以崔健经常会拿起小号吹爵士乐，因为这对他没有负担；而一搞上摇滚，责任感就马上压过来了。“崔健无法躲避他的责任，也正因为这种使命感，崔健被迫压抑，被迫和其他摇滚人一起，为了生存而奔波。”
在梁和平眼里，路过上世纪90年代初辉煌的中国摇滚，因为生存的问题，逐渐走向了行而上，“一个人在挨饿的时候想要得到食物时所做的，跟他在已经生活得很不错，还想要更多时所做的一切，肯定是不一样的。更何况滋养中国摇滚乐生长的土壤变了，变得娱乐而物质了。‘我’的概念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时两者想法完全不一样，但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似乎又一样了，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也就是说，有时你认真，别人并不认真；而当你不认真时，他又认真了。你不可能用你的标准去要求它：说你这不叫摇滚乐，你没有资格。即便它仅仅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表现，也得允许它的存在。”
作为20年中国摇滚的亲历者，在梁和平看来，20年来，中国的摇滚乐队是越来越多，但没有出现更好的，多数是有个性的没德行，有德行的没个性，“也有不错的，去年看了一个叫‘美好药店’的乐队演出，很有想法，很有创意，可以看出现在的摇滚乐越来越多样化了。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很难为现在的年轻人，我们自己的文化被颠覆，外来文化也受冲击，现在的人面临的历史压力超过任何一个时期，过去的摇滚乐表现的思想，现在共鸣少了。而现在的摇滚乐又的确变得很商业、很娱乐，看起来是和摇滚乐的初衷相违，但换一个角度看，我们把原来的矛盾和现在的矛盾放在一起相比较，这不太公正，事在变，人在变，其实坚持本身没有错，只要精神不死就好。”本报记者 王立成
采访手记：有着摇滚界精神导师之称的梁和平，平易得出乎意料。在他那里，我们得到了一次采访所需要的一切。感谢老梁！
梁和平：当年的键盘手现在的音乐家梁和平为崔健做过许多事，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因而有人说，梁和平是崔健的精神导师、经纪人、理论代言人……而梁和平却只承认他是崔健的同路人。从中国摇滚的诞生，到现在经历的尴尬，梁和平始终是一位冷静的见证者，“我一直在寻找中国摇滚真正的精神彼岸，而我的经历恰恰就是引发我去思考的根据。”
鼓三儿：我和我仅有的理想
我和我仅有的理想
走在寻找的路上
有时清醒有时迷茫
但愿别失去方向方向方向——郑钧(blog) 《三分之一理想》
头一次见到鼓三儿，是在排练场。他手中的鼓槌上下翻飞，亦动亦静、收放自如的一招一式，就如传说中绝世高手的人剑合一。那份爆发，实在让人深感摇滚浸入灵魂的力量。那时，我心里出现的唯一的形容便是——真正的摇滚人。
再次见到鼓三儿，是在鼓楼。他推着自行车，嘴里说着“开车来接你还不如骑车快呢”。那份平和，实在让人无法把眼前这个人和排练场上那个激情迸发的人重合在一起。我心里又跑出一个形容——随性的普通人。
在我眼里，这两个词组的重合，便是中国最棒的鼓手之一——鼓三儿。但是他习惯这样描述自己：“我是一个鼓手。”做一个用心打鼓的鼓手，便是他的理想。
那些最诱人的音乐叫摇滚
鼓三儿是中国最早的一代摇滚人，和大家有着同一个启蒙老师——披头士。那时，正在中央歌舞团吹唢呐的他被这样一种充满力量的音乐所吸引，于是，他放弃了从小学习的民乐，转投名师学习打击乐。“在自己面前摆放着5只凳子，每天头戴耳机敲凳子，那就是我鼓手生涯的开始。我的第一只鼓是用变压器的绝缘筒自己做的。”鼓三儿笑着回忆，“我喜欢节奏，所以选择敲鼓，那应该是一种冥冥中的热爱。”
他是崔健的御用鼓手，当年他就是靠手里的鼓槌征服了老崔。“一个朋友让我帮忙，我就去敲了一把。那天晚上，老崔就跟我朋友跑来我家，问我愿意不愿意和他一起创作音乐。我立刻表态，搞创作这么好的事情我当然要支持。”在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两只触摸摇滚的双手一拍即和，两种关于音乐的理想一点而通。不久以后，他们就在鼓三儿家里试奏了崔健的成名曲《一无所有》，很快，他们就开始录唱片。“那张唱片前前后后录了一年多，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对一些细节不满意，也正是因为这样，那张唱片到现在听起来，依然是张经典。”
那些最痛快的日子叫巡演
“那是我这一辈子活得最痛快的日子。”关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巡演，鼓三儿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那时，他们在全国进行巡演，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引来无数赞美、追随和疯狂。“这边音乐一起，台下的观众就好像都进入了疯狂的状态，跟着我们一起放声歌唱。”我一再追问巡演里最难忘的场次，他都没能在记忆库里搜寻到。“我只记得每场表演都特投入，每个观众都特热烈，值得骄傲的事情似乎也没有什么。”但对于第一次演出的小尴尬，他却直言不讳，“我们在二外表演，上去一张嘴，学生们就开始让我们下去。但那个时候什么都挡不住我们的热情，这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们只相信，‘这音乐很牛，肯定能行’。”于是，他们转战北大，在这所每个角落都藏着文化的学校里，一演就是一个月。“北大的学生特别喜欢我们的音乐，摇滚迅速占领了北大校园。”
那些最热爱的事业叫打鼓
孤独，在整个采访中间，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个词语。“我下台回到房间就觉得孤独，每个做音乐的人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在台上投入太深、消耗太多的缘故吧。”1992年后，他曾经因为一些理由离开了崔健的乐队，“我在那一段时间做过很多事情，但是我发现，我最喜欢的还是打鼓。”于是，他再次回到崔健他们中间。之前的排练就是为了10月份的演出做准备。“孤独一直存在，现在我们做的音乐似乎都成了实验音乐，这简直是个黑色幽默，但没关系，我们一直在用心做，坚持是最难得的。”
“并不是摇滚本身不好了，其实，大家的欣赏水平一直在提高，太多资讯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大家的注意力分散了。”对于目前摇滚在中国乐坛中的沉寂，鼓三儿这样理解，“现在的精品确实少了，可能是因为现在音乐人也比较浮躁。我们这一代都曾经因为制度的要求，练就了特别扎实的基本功，现在的孩子坐不住，虽然资讯接收的宽度很大，但是却没有我们这一代深入。但他们也有自己的表达，重要的是用心做。希望喜欢摇滚的人也能用心去听。”本报记者 刘岩
采访手记：与鼓三儿相谈甚欢，一是因为他没有架子，完全不会摆出一副“我是艺术家”的范儿，二是因为他海阔天空，骨子里透着北京人的豪爽。若让我用一句话来描述他，我会说：他是在后门桥推着破自行车的中国第一鼓手。似乎意象有点混乱，但正是这个画面，让我看到了他身上释放着和隐藏着的摇滚精神。
鼓三儿：原名张永光，中国第一代摇滚乐手，ADO乐队成员。从崔健的《一无所有》开始，便成为他的御用鼓手。他现时是中国乐坛上炙手可热的“第一鼓手”。
王晓芳：像？号一样拥有自己的天堂
像傻子一样有自己的天堂，不记得什么叫流浪，我满足我身体很健康，不用和你们一样，我吃穿不用钱和粮，不用和他们一样，我睡觉不用床。——眼镜蛇乐队 《像傻子一样有自己的天堂》
眼镜蛇乐队的鼎盛时期是1995到1997年。在这三年之间，这支乐队曾经在欧洲连续巡演30多场。最辉煌的时候，是她们首次作为亚洲唯一被邀请的女子摇滚乐队，参与了欧洲的一些规模盛大的音乐节。对此，王晓芳直言不讳地说：“得到这样的机会是因为我们的新闻点，在当年的外国人看来，中国竟然冒出一支女子摇滚乐队，这恐怕太不可思议了。”
组建眼镜蛇的契机是，乐队成员都是“女朋友”——摇滚爱好者的女朋友。“当年的摇滚圈子很小，老崔一有演出，摇滚圈里的女朋友们就凑到一块儿。这些女朋友也都是搞音乐的，互相一问，每个人玩的乐器都不一样，于是就想到做个自己的乐队。”开始成立乐队只是觉得好玩，但是玩到后来，真的能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了，王晓芳说她们才感到“倍儿紧张”，而且大家也全有瘾了。“我们成了一支职业摇滚乐队。到现在我也认为我们是国内唯一的一支职业女子摇滚乐队。”
在10年职业摇滚生涯中，眼镜蛇乐队成员把自己原来的工作都放弃了，但乐队只出过两张专辑，她们靠演出生存。而当时参与国外的音乐活动只是交流，主办方负责吃住行，乐队能参与已经感到很光荣，那些活动没有太多出场费。而在国内能演出一回很不容易，她回忆说，当年赚钱主要靠在外地演出。那时演出一场，每个人有时能拿几百元，有时能达到更高。
就这样，风流云散前，她们一起走了10年。在贺兰山音乐节，眼镜蛇乐队又找了两个新人做了一场演出，演唱的依然是从前的经典，为了情感，大家都很高兴能再次同台聚会，但就音乐发展来看，“眼镜蛇乐队”已经定格，成为历史。如今的每个成员都有了自己的路，大家已经改变。王晓芳依然住在她从前一直住着的小房子里，依然只做她自己愿意和喜欢做的事情。虽然她此时不愿意再谈什么是“摇滚精神”，但是她承认摇滚改变了她，使她成为一个为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可以和社会较劲的人。“不低头”，王晓芳用这三个字总结这些年来的自己。“要想得到钱的话当年我们也是有很多的机会，但是那时我们根本不会去考虑那些。现在也不是没有赚钱的机会，只要改变自己，比如按别人喜欢的样子写歌。我如果这么做，还不如躲到一个角落里抽自己。我就是让自己极端一些，自私一些，只有如此，我才能让自己更坚强。”
现在的王晓芳除了给一支非洲乐队打鼓，还是一个国际学校的音乐教师。她喜欢给学生上课的状态，“现代人到处乱蹦，学校是一片净土。”她也很珍惜自己给学生上课时所得到的重新学习的机会，王晓芳在音乐上这种纯净的孜孜以求的劲头与周围环境几乎格格不入。也许这就是摇滚带给她的傲慢与偏见，这就是她用强韧的神经支撑着的个人自由。王晓芳依旧一直在做音乐，除了和窦唯、文宾合作的《幕良文王》外，这些年来她写了很多作品，自己做成小样，有心情的时候她把唱片封面都自己画好了，但这些音乐作品却一直没有出版。至于原因，她说是：市场太混乱了。
近年来王晓芳还拍了一些DV作品，她采访别人，把文字整理记录下来，还写了很多国外旅行日记，她刚刚考虑将这些散记出一本书。而这对一个用十余年时间十分低调地不断进行个人累积的艺人似乎是非常必要的。厚积不发，人是要发疯的，而这完全是自己对自己的压迫。而再回想一下当年那个站在台上轻轻松松就能发出一声吼的状态，你就会看到，十几年的时间，给予一个摇滚人的深刻变化。本报实习记者 王天翔/文
采访手记：在眼镜蛇乐队最为鼎盛的时期，由于演出机会不多，使得眼镜蛇乐队留给我们更多的，似乎是一个和摇滚有关的女性符号。王晓芳的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说：我似乎一直是在用我的思想影响我自己。这使我想到，如果当年的她们，也有如今这样铺天盖地的粉丝，如果那样，王晓芳还会像今天一样，在寂寞孤独一去不归的精神寒途苦苦求索吗？如果不是缺少外界强大的粉丝团，她们会用那样强大的内心情感力量让一个职业摇滚乐队坚持长达10年吗？王晓芳说，她很少看如今的娱乐节目，对于超女现象她没时间关注，也没愿望评价。她说，别人怎么样是别人的事，只要他们觉得快乐就好。对外界的态度越是宽容，让人感到她——我想她可以代表一部分音乐人——他们对自己就越是不宽容，而这种品质对于现代人已经非常稀少而珍贵了。
王晓芳：中国第一支女子摇滚乐队的主唱兼鼓手。于1989年同主唱兼吉他手肖楠、键盘手虞进、贝司手杨英共同组建了眼镜蛇乐队。眼镜蛇乐队共有六位成员，萨克斯手是林雪。
梁龙：我们了解娱乐界
人要是想出名, 劝你风流别下流 ,百姓的眼睛亮 管你跟谁谁高颇斜 ,我们了解娱乐界 ,我们了解娱乐界, 我们去影响那娱乐界呀 ,谁该去普法娱乐界 管谁去整垮这娱乐界呢 ,人之初性本善呀 ,头回碰见就使劲爱 ,爱来爱去糊涂的爱 如今是爱谁谁了。——二手玫瑰《娱乐江湖》
梁龙：二手玫瑰不是第一支把中国民乐带进摇滚的乐队，而主唱梁龙不是中国摇滚圈里第一个男扮女装上台的，但二手玫瑰东北民歌和二人转的结合演绎方式，再加上梁龙喜欢拖音的演唱，让当下的众多摇滚乐队里没有一支比他们更具有近乎恶搞的幽默感。
梁龙的摇滚启蒙是受黑豹和唐朝乐队的影响，“我和崔健擦肩而过了，上初三时我正在学架子鼓，自以为是个前卫青年，那时候崔健在我们老家发行的专辑叫《南泥湾》，我以为是民乐呢，看都没看。后来，从北京亲戚那里才知道，他是最棒的摇滚乐手，买来一听，我决定这是我应该做的事业。”
1999年梁龙第一次来北京混的时候，还处在既瞧不起别人，对自己也没自信的尴尬状态。那时候他做的音乐，现在自己也觉得挺傻：“有流行布鲁斯风格的，也有扯着嗓子喊‘不活啦’的，排练那帮哥们讲话：你到底喜欢什么东西啊？”
脱胎换骨的改变，是梁龙回到哈尔滨组建了“二手玫瑰”并参加了当年的“哈尔滨第二届摇滚音乐节”，“所有乐队走完台，开饭发包子，我们一个也没有，根本没给我们预备。我觉得他们认为我们是农村来的，所以看不起我们，于是我就把自己的头发乱糟糟扎了满头小辫，抓起旁边女孩的唇膏把嘴抹了，还在脸上画了个眼镜———你不是笑话我吗？看谁能扯！结果一上台，2000多人的场子炸了。三首歌，第一个唱的是《采花》，咧着唱，底下人就已经疯了，到了第三首歌完全是在地上躺着唱的，唱完把麦克一扔走人。第二天舆论起来了，我们被誉为‘民族朋克’。”
玩疯了的梁龙，明白了娱乐的含义，“首先你得让观众记住你，然后才是共鸣。”化装演出，歌词调侃，甚至找到了黄燎原，签约，出片，巡演，跨入新世纪的二手玫瑰红得发紫，“2005年，我们能拿的奖都拿到了，好像一下成了主流。但问题也来了，生活得好一点，是所有人的自然渴望，乐队成员希望我写些容易流行的歌，好能高兴地挣钱。”有些人开始质疑二手玫瑰是伪摇滚，是浮浅的卖弄、拿中国民族音乐元素炫耀，乐队也出了问题，2004年乐队还停了一阵。“其实，稍微了解我们的人就会知道，二手玫瑰并不是像表面上看的那么浮躁。我一直相信，只要是认真做的音乐都是好音乐。有的人认为我们的作品不太摇滚，其实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谁都不能否认这就是一个娱乐的时代。伍佰说北京的摇滚乐手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出狠的歌词，身心疲惫让人心疼。但这个年代不只需要心疼。一拳打过去太直接，现在的观众需要的是笑着聊天。这不是对市场妥协，今天去掉一句歌词，是为了明天让大家听到100句，如果有一天我拥有真的话语权的话，我会尽可能地胡说八道。”
去年梁龙重组了“二手玫瑰”，歌词风格没变，演出方式没变，观众市场没变，看了二手玫瑰演出之后也有笑着摇头的情况也没变，“有人对我们不理解，是因为现在的娱乐圈还是太平淡，非传统现象能让观众产生更多的判断力，所以二手玫瑰应该多出，不同的东西越多越好，现在的市场需要的是强刺激。不要说中国摇滚不行了，大家需要精神偶像，我也会给他鼓掌，但偶像倒掉时，完全崩溃的人不多。一个偶像倒下，一千个偶像站起来。更不能怪什么商业，只能怪艺人本身，摇滚乐是要让大众听到的，不是边缘艺术，如果你连口饭都整不来，有什么理由说你的音乐是代表大众的呢？现在的市场需要生活和艺术上都坚持的艺术，如果倒下就骂街，证明你还不懂娱乐界。”本报记者 王立成 武静
采访手记：听梁龙说话远没有他唱歌来得有趣，没有化妆的他也远不能和艳俗之类的词扯上关系。一个典型的东北大汉，执着地想为娱乐添点儿料，想给人民唱唱歌，想给中国摇滚做些事儿。
秋野：青春的岁月 我们身不由己
青春的岁月 我们身不由己
只因这胸中 燃烧的梦想——许巍《完美生活》
秋野：子曰乐队主唱。自1995年组建至今，子曰只出过两张专辑，却获得了“非常中国、非常现代、非常民俗、非常摇滚”的乐队称号，并被推举为“人文摇滚”的先驱和代表者，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更是在众多的音乐类型中被誉为“子曰式音乐”。
与秋野的沟通是通过网络，他满口的网络语言，简直颠覆了我对摇滚人的想象。但一位酷爱摇滚的朋友的一席话让我恍然大悟，“其实，真正的摇滚人就是单纯、执著，他们就是想要永远年轻啊！”不错，看文字中的秋野确实如此。
选择了音乐，痛并快乐着
秋野抱起吉他的那一年是1985年，“那时，‘摇滚’似乎还没有像今天这么清楚的概念。喜欢上这样的东西可能因为我是一个非传统的人，这表现在我年轻时对于‘主义’的理想与追求。那时候，我在音乐的领域里的偶像是‘内地’的崔健和‘外地“的罗大佑。之所以有内外之分对我来说是在音乐理念上的不同，所产生的层面和影响的不同。但他们同样的具有‘精神’作用，前者像是把刀子，而后者则是个大夫，一个像是刮骨疗毒，一个像是敷伤止痛。直到打口带来到了北京，我便有了更多接触音乐的机会。回想起来其实最吸引我的不是音乐的形式而更多的是他们在音乐里面的态度。而在那个时代‘愤青’一词似乎也是因为态度而‘精神’的吧？”从那时起，秋野就一直在音乐这条道路上行走，“对于过去的事情已渐渐模糊了，而且我也是那种不太喜欢回头看走过了多少路的人。总而言之是选择了音乐，痛并快乐着。”
摇滚乐手需要多照镜子
对于中国摇滚乐手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秋野给出了这样半可爱又半戏谑的答案，“如果就其形式而言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在家里多照镜子。因为它会直接决定你在舞台上的关注率吧。若要谈到内容那应该是‘摇滚里的精神’或者叫做态度吧，重要的是自己的态度。它会决定你在生活中或舞台上开心与不开心。再有就是修身养性了，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难了，因为在它藏在‘摇滚’背后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和如何做人有直接的联系。”对于中国摇滚乐，秋野有着相当乐观的态度，“就当前而言。摇滚是各路英雄的空前联盟，正在机会的大道上集体狂奔的状态。前景是一片大好的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儿‘失真’也许是正常的，那是为了摇滚的成长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如果谈到步伐，或许有一天当我们不用再为了回顾而回顾的时候，进步可能就真的来了。如果非要问为什么，回答当然是：‘先喂小米儿啊！’吃饱了再说。”
写出广告曲的摇滚乐手
曾经的《第一册》，让乐迷们记住了“子曰”这个乐队。平淡古雅的配曲和朴实戏谑的歌词，给一直激情飞扬、沉重辽远的中国摇滚乐带来了一阵清新之风。但自从2002年的《第二册》之后，子曰便沉寂了。秋野的名字开始出现在电视剧的配乐中，那首著名的广告歌，也是出自他手。网络那一边的秋野不愿谈起关于“摇滚乐”的理想和责任，他说：“那种由来深远且不合时宜的话题还是不说为妙。千万别拉我去冒充什么‘杆子’啊那会很疼的！”这个摇滚乐手在向现实妥协吗？“广告歌我只做了一个，因为我喜欢那个广告的创意。电视剧和配乐是为了锻炼自己不负责任的那一面的。说到‘妥协’，我总觉得这词用的有点儿怪。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当理想还没有被现实中理想的数目收买时，所谓的妥协就是我们意想的柏拉图式的‘精英’们即将‘沦落’的前兆？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世上本就没有‘精英’而只有意想。因为其下场要么是饿死，要么因变节被粉丝骂死。总之是不能活的了！”秋野说，目前的他正在试着放松自己寻找感动，并学会如何选择。本报记者 刘岩
采访手记：对于秋野的采访，形式很特别。在他的要求下，我们采用了邮件采访这种“新人类”的形式。我只能说，网络中的秋野很网络。他说：“我喜欢网络语言，我最近忙着在BBS里聊天儿呵哈”；他说“可以学学超女啊伍的把自己弄得中性点儿，不求最好但求最酷哈哈……”他还说“这专辑啊您说：(唱东北味儿的)‘你出它有啥用啊！’哈哈呵…”对于每一个沉重的话题，他似乎都在四两拨千斤地避开。关于理由，只有一个:“其实是真有点儿害怕说错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