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守望着中国摇滚的两万五千里-台前篇
评论：守望着中国摇滚的两万五千里-幕后篇
观众
“你所拥有的是你的身体 ，诱人的美丽
我所拥有的是我的记忆 ，美妙的感觉”
和骑士精神一起成长的人们，用希腊诗人卡瓦菲斯那首著名的《伊萨卡岛》为你们送行——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但愿你的道路漫长/但愿那里有很多夏天的早晨
史航：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给我点儿肉给我点儿血，换掉我的志如钢和毅如铁，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崔健《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史航：199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本科，1993年开始从事电视剧创作至今。电视剧作品：《铁齿铜牙纪小岚》(一)、《射雕英雄转》等，话剧：《我爱xxx》，魔幻童话剧《迷宫》。
一直觉得，但凡和文化圈沾边的，30多岁，奔四的中年壮劳力，都曾受过摇滚的“荼毒”。那青年时代的血脉贲张，都随着摇滚的节奏，倾泻得一塌又糊涂。所以，关于史航，我是很期待他的那些靠谱的和不靠谱的摇滚故事的。所以，当他直白地告诉我“没有摇滚故事”时，我的大脑，竟一时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1986年，15岁的史航正在长春市上着高中。“摇滚，在一些大城市里开花结果。而对于我们的青春，呼啸而过的是三毛、金庸、琼瑶，这些才是我们最直接的生命体验。”史航的回忆中，竟没了摇滚的位置。
这种麻木，一直持续到大学。在北京读大学的史航，终究没有逃过这场摇滚的疾风骤雨，即使他并没有刻意地伸长耳朵寻觅，那些好的不好的激昂中的旋律也鱼贯而入了他的听觉。“大学毕业了，直到听过何勇的《垃圾场》、《姑娘漂亮》，张楚的《姐姐》，我才觉得国产摇滚里，也有我的生活气息。”直到今天，史航还是能轻易说出这些曾打动过他的歌曲，未曾用心地牢记，那便是真正钻到心里了吧。
虽然没有对摇滚有过太多的驻足与留心，但并不妨碍史航对摇滚的态度，“我一直认同我的朋友张广天，黄金罡对摇滚圈的很多界定，那里还是有很多自闭冒充尊严，骄横冒充个性，放肆冒充洒脱的地方。”
无论是误读还是真实，至少，有这样一种态度，存在着。“一切可以用王朔名作《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里主人公对一个姑娘说的话来阐释：‘我告诉你，本来无一物。不要意气用事，你这样报复不了谁，只会毁了自己。’摇滚的反抗，积极而无目的，最后只能黯然老去，枉自疯狂或者风流。”史航如是说着。
对于摇滚，史航似乎从来都是一个旁观者，不动声色地看着。充其量也只是好奇，观察，同情而已。
“我好奇是因为哥哥买关于崔健的书，我看那些激奋的歌迷照片，有点吃惊。那些面孔有点歇斯底里，但是一点都不丑陋，这让我微微感动。”
“我观察，就是我来到北京，看到很多所谓搞艺术的人在学校里穿行，他们谈摇滚，玩摇滚，但是，不让我信任，更觉得他们是茫然的自诩。
后来，摇滚的人也要出唱片当明星，于是纷纷变得憨态可掬，听摇滚的人就业成家，最后变成累得不能听任何动静的中年人，我觉得，这个时代渐渐消失，不管有过多少真情假怒。”
“我同情的是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包括一直河边走永远没湿鞋的我——也许我错过了什么，也许我躲过了什么。”
让史航挖空了心思想想摇滚乐对他的影响，他便把这影响加上了“唯一”二字。“唯一的影响是我和孟京辉等人合作的《我爱XXX》里面，对摇滚的诞生，以及摇滚时代的收场，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概括。但不是歌颂或者审判，而是尽量平静地刻画，就像叙述一位邻家姑娘的辉煌青春以及她不如意的姻缘。”
1996年，何勇在《流行十年》的演唱会上一声吆喝，让他自己的演出面骤然收紧。那一刻，史航在场。但对他稍有触动的嚎叫，来自身边，而不是舞台之上。
“这是一个迟钝的，不容易受感染的乐盲对摇滚时代的诚实看法。摇滚乐并没有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燃点和沸点，那个时代，也并不能被一个主题所概括。”这便是史航对摇滚乐的总结。本报记者 刘静
采访手记：特别喜欢采访史航，觉得他是一个能把所有东西都说清楚的人。他的喜欢和不喜欢，激动和漠然，有一种能让你感同身受的力量。在我采访了无数把青春交待给了摇滚的中年人后，忽然发现，那个时代的青春，也有另一种活法。
大仙:你说我看起来挺嘎
我的心跳还很温柔，你该表扬我说今天还很听话，我的衣服有些大了，你说我看起来挺嘎，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挺傻。——张楚《姐姐》
大仙：朦胧诗人，圆明园派诗歌代表人物，诗集《再度辉煌》，随笔集《一刀不能两断》。
朦胧诗在吾辈的印象中一直很朦胧，直到大仙一句话点破了其中的奥秘：“没有我们扭转思维方式，你们现在能听周杰伦吗？”
顿觉朦胧诗的意义很大，读在口中，却没有啥生涩的滋味，大仙的一首代表作《听蝉》，听得我好生动容，“这蝉声浓浓地遮住了我，一遍一遍褪去我身上的颜色……”
这样的表达，在70年代末期，已如暴风骤雨般唱响了新的旋律，1979年3月号《诗刊》上，北岛的短诗《回答》发表，便扯起了新潮诗歌的大旗。
朦胧诗早于摇滚翻腾在年轻人的血液中，却同摇滚一样，是那个时代不安分的产物，各种新鲜事物的集中爆发，便也孕育出对传统最强硬的反叛。而朦胧诗和摇滚，便是追求自由途中，最耀眼的披风。
80年代初，20岁的大仙，便过着除了写诗就是看诗的日子。“那时候真是全民皆诗，1987年，全国得有100万诗歌青年，10万诗人。”大仙诗人的日子，是不用生活的日子。“不想着赚钱，就想着不能和大众同流合污，有点白天不懂夜的黑的意味。”大仙说，“1985年到1986年那会儿，一个月10块钱的日子他过得踏踏实实，没啥物质追求，还挺高调。一帮爱艺术的外国人，没事就带着他们到各个大使馆去搓饭，倒也不愁没了饭辙。”
社会对朦胧诗也是认可的，在广大人民群众每月普遍拿着几十元工资的80年代中，一首朦胧诗的发表可以带来15元的收入，但大仙决不高产，1个月3首已是极限，“写诗不能高产，高产是垃圾。”大仙笃定地说。
那时，纯诗歌刊物，全国就有20家左右，当大仙的《听蝉》发表在了绝对权威的《中国作家》1987年3月号的时候，便也开始给别人讲诗了。
诗歌讲习班，顾城一堂课拿15元钱，大仙一堂课拿10元钱，大仙现在还记得，讲台下坐着一堆漂亮姑娘冲着大仙说：“老师，我们要抽烟。”
别以为大学生才玩诗，1988年，大仙还给中学生上过诗歌课，1堂课90分钟，人家拍出50元钱，大仙都傻了。
在1992年、1993年之后，大仙就不想写诗了，“我不是马拉松式的诗人，诗歌只是青春期的产物。”
同样风暴了年轻人头脑的摇滚，在大仙的生活中似乎与诗歌没有交集。1986年《一无所有》吼得很多人热血沸腾时，大仙还不知摇滚为何物。“1988年那会儿，听到王迪唱的《顽主》的主题曲，还不知道那叫摇滚，只知道，那是一种新的玩意儿，‘呐喊’风格的。”1989年，大仙从磁带里听到了《一无所有》，形容“就像被拍了一跟头。”立马“把我给灭了”。
1995年，张楚的《姐姐》和蔡国庆的《北京的桥》都很流行，大仙是这样表达当年对摇滚的看重“蔡国庆就是把北京的桥都唱一遍，也唱不过张楚的《姐姐》。”
在当年诗人们的眼里，摇滚比流行音乐强，“但与诗歌相比，诗歌在先，诗歌是灵魂的反叛，比摇滚反叛的宏大。诗歌，决定了70一代的思维方式，你们现在使用的语言就是我们当初反叛才能使用的，这就是我们当初浴血奋战的结果。”大仙如是说。
在1990年之后，摇滚帮还如火如荼着，但诗歌帮几乎已经没有了。而在大仙眼中，摇滚并没有未来。“因为摇滚的时代已过，而且摇滚和诗歌都太小众了，也必须小众。”本报记者 刘静
采访手记：大仙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答着我的问题，我倒也见识了一把朦胧诗人的朦胧状态。如今的大仙，早已不写朦胧诗很多年，却把体育评论写得如火如荼，但在他的叙述中，我依然清晰地看到了一块比摇滚还要庞大和隆重的红布，曾是他那个世界彻底的颜色。
张晓舟：我看见了幸福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崔健《一块红布》
张晓舟：著名乐评人，演出策划人，大约十年前开始写音乐文字，如今仍在奋笔疾书并做着爱做的事——音乐。
张晓舟说他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上高中大学时听摇滚乐的，当时听的是引进版磁带，或者在大学里找人翻录磁带。真正全面听西方摇滚乐是在90年代初通过打口带。80年代后期听披头士、保罗·西蒙，差不多和听崔健是在同一时期。张晓舟说，他现在喜欢的、需要的音乐远不只是摇滚乐，但摇滚乐仍然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摇滚乐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更为激烈、动荡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同时伴随着某种改造自身改变世界的强烈冲动。”
当提及崔健、唐朝、黑豹等名字时，张晓舟打断说：“别把崔健和唐朝、黑豹放在一起说事儿，我宁可把崔健和容祖儿放在一起，因为我不认为如今的唐朝、黑豹比容祖儿强。”他希望，在纪念摇滚20年的时候不要光盯着前10年的摇滚，要更多关注后10年，关注现在，“崔健成天出现在北京的酒吧现场看新乐队演出，他对新摇滚如此好奇，为什么大家不能跟着崔健向前走，去关注新的东西，而老盼着像头牛一样被老崔拉回到20年前呢？”
他指出，中国摇滚从未有过所谓盛世也就无所谓衰落，“在当年中国摇滚是新生事物，社会文化环境也极为单调，饥饿造就了疯狂，如今是越来越多元的消费社会，人的选择太多了，一方面其选择越来越被动，消费社会会把很多东西硬塞到你耳朵里；另一方面在人们如此轻易就可以从网上听到最新最快的西方摇滚的时候，中国摇滚就有点落寞了。”
被问及新摇滚与老摇滚的区别时，张晓舟说：“没有新与旧、只有好与坏的区别。”但他还是列举了一些中国摇滚“后十年”的优秀摇滚乐队的名字，虽然有些已解散：左小祖咒、舌头、苍蝇、子曰、盘古、诱导社、木推瓜、美好药店、王磊与泵乐队、木马、痛苦的信仰、谢天笑、废墟、PK14、重塑雕像的权利、第二层皮、顶楼的马戏团……被问及这些乐队有何共性时，他回答说：“他们最大的共性就是彼此缺乏共性。”
在谈到如何看待中国摇滚的未来发展时，张晓舟说：“想唱就唱，感动中国。”他强调，在全球化多元文化消费时代，希望中国摇滚能更多更好地打中并打动此时此地的中国。本报记者 王艳
采访手记：在和张晓舟的闲聊中，他曾经有点激动地告诉我：“摇滚乐就是要有激起争议，对他人、对社会、对时代提出问题，挑起问题的能力，哪怕是激怒别人，这才是真正的摇滚乐。”从他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了摇滚的血液在奔流，虽然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摇滚乐迷。
王小峰：它只感到冷暖没有重量
烟消云散和平景象，灰飞烟灭全是思想，叫或不叫都太荒唐，疼痛短促如死道路漫长。——张楚《冷暖自知》
王小峰：曾经是“愤怒乐评人”、如今被冠以“后现代博父”，现任《三联生活周刊》文化主笔。
1989年3月12日的崔健演唱会，王小峰凌晨四点就去买票了，还是排到了200多号，“20块钱的门票把他安排在了一个台子后面，“整场演出，我就觉得后面的人不停地往前涌，我的胸口压在台子上面足足疼了一个星期。”
这生疼倒挤出了王小峰的第一次，一篇算不上乐评的东西，是那场演唱会的现场观感，发表在当年9月号的《音像世界》中。“当时我同学跟我说了崔健他爸的工作单位，我拿上杂志就去了，问了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销量，崔健老爸说：‘具体不清楚，只知道整个四川省订了40万张。’”
之后的王小峰，理所当然地采访到很多摇滚的大腕小星，“摇滚人身边的果儿(对漂亮女孩的物质化称谓)怎么都那么漂亮啊。”王小峰觉得这摇滚人还挺有一套，“弹弹吉他，女孩儿心中的一座篱笆墙就倒了，甩甩头发，另一座篱笆墙也倒了。”
1992年，王小峰骑一破自行车去沙滩采访陈琳，去早了，便蹲在路边抽烟，烟雾缭绕间也想清楚了一个问题“跟任何摇滚歌手不交朋友。”这在他看过了电影《几乎成名》后，更觉得自己的想法切中要害。
“《几乎成名》讲的是一个乐评人的故事，一个14岁的小孩去采访一个新出名的摇滚乐队之前，问一个资深乐评人应该抱什么样的心态。‘不要只看到他们身边的美女，免费的啤酒，火爆的演出，那样只会夸大他们的摇滚神话。’”王小峰说，“一般”便是给所有摇滚歌手的定语，这样下手，便从不会犹豫。
越来越了解，便也越来越清醒。“西方摇滚乐的发展，有自己的时代和文化背景，而我们中国的摇滚，用10年的时间把西方40年的摇滚形式玩了一遍，表面上我们走了一条捷径，而其实来一阵风就能把我们吹倒。西方流行什么我们模仿什么。像崔健，是把西方的东西消化了才拿出来，而现在99.9%玩摇滚的人是连嚼都不嚼就拿了出来。”在王小峰眼中的中国摇滚，便像一个180斤的拳手，上路时雄心万丈，却越走越磕磕绊绊，到头来，竟如一个20斤的孩童般虚弱。“就像我写过的一篇中国摇滚的文章，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有。”
“中国火的都是什么？刀郎，新疆的，庞龙，东北的，吉祥三宝，内蒙的，都是民族的东西，也都是我们最熟悉的东西。也是中国的土壤最盛产的东西，中国压根儿就没有摇滚的土壤，非要在桃树上长出苹果来，那不扯么。”王小峰说，现在的他，大多数时间在听民族音乐，而那种只是时髦般的空喊口号，在他的听觉系统中，再也无法立足。本报记者 刘静
采访手记：王小峰从来不曾掩饰摇滚带给他的感动，“听《一块红布》时，我哭了。”而摇滚的浮世更令他厌恶，我听过很多张摇滚专辑，但只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我能全部唱下来。他说他写的是音乐商业、社会评论，所有的作品都放到了时代的文化特质去分析，“在这个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剥离的社会，任何领域都出不了领袖人物。”王小峰这样说。
张元：第三只眼
如此混乱,我什么都不可能看见,
我里面,长满了荒草,它很烦躁,
我不停地奔跑,我不停地摔倒,
当我面目全非,我终于开始后悔,
我已不再纯洁,可我羡慕那个世界,
但愿它还属于你。——郑均《第三只眼》
张元：电影导演。曾执导《东宫西宫》《绿茶》《看上去很美》《北京杂种》等知名电影，被称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闻原/摄
忘记细节 并不曾忘记感觉
《北京杂种》这部电影，诞生在1993年。以至于在采访时，导演张元坦言：太久以前拍的片子了，很多细节都记不清了。但是，这部由著名摇滚人崔健主演，摇滚音乐人窦唯和何勇加盟音乐制作的电影，从它一出世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深深地记在了人们的心中。
我们可以忘记很多细节，可是永远不会淡忘这些细节曾经带给我们的震撼。所以，谁也不会去质疑这部电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谁都会认同这样一个说法：第一部中国摇滚电影。
问起张元拍《北京杂种》的初衷，张元说起因其实是因为给崔健拍了很多音乐电视，比如《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一块红布》、《最后一枪》等等。他发现崔健本人正好也有电影梦想，自己有很多想法。很顺其自然，拍一部电影的想法，就萌生了。“那个时候自己非常有冲动。看样片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震撼。那种气息和真实度很不一样。”
当时《北京杂种》采用了同期录音的拍摄方式，这种方式，让这部电影更具有原生态的特点，也更具有像纪录片一样的真实性。这种做法，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电影拍摄里，并不多见。
电影的筹拍并不顺利，比如找投资就是一个令人头疼却必须面对的问题，《北京杂种》被认为是中国首部独立创作的影片。这个“独立创作”意味着，你要自己面对很多琐碎却重要的事情。对于这些细节，张元并没有说得太多，他只是说：找投资真的很难。在他能想起来的名字里，我们能发现，当时对于这部电影，给予关注和帮助最多的还是国外的电影机构。应该正是摇滚这个题材，让他们有了投资的兴趣。
摇滚其实让人心灵平静
中国摇滚，脱胎于西方摇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国家，摇滚像斗牛的“一块红布”一样，让充满牛劲却无处发泄的年轻人兴奋。像Blues和jazz，算是和摇滚同时并行，却又分庭抗礼的一种音乐形式。前者让人安静，而后者让人沸腾。张元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其实jazz算是摇滚乐的基础，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单独地分开看，你也知道，很多西方的音乐人，他们既是爵士歌手，也是摇滚歌手。他们很自如地在这两种音乐形式间转换。很难分清流行，爵士，或者摇滚，它们之间的分界是什么。”
会不会因为听到形式喧嚣的摇滚乐而无法安静？不会，有了这些音乐，反而会平静下来。这里的平静，应该是说心灵的平静吧。此时的张元，有用“第三只眼”看世界的冷静和睿智。本报记者 闻原
采访手记：英国《TIME OUT》曾对《北京杂种》有这样的评价： 张元对街头生活有着切实的体验，并且形象地刻画了那些喜欢喝酒、自我麻醉和争论不休的年轻人。严格地说，他们并不是空虚的一代，但他们的确显得很失落。他们并不空虚，但的确失落的原因是什么？张元的回答值得思考：一场浩劫破坏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阻断了和外界的联系，文化必须在交流中发展。
等到交流的机会来的时候，这些有着文化饥渴的年轻人，必然要承担拿来与消化的转变，这种转变，带来的种种冲击和落差，是我们必须要承受的。
袁鸿：无法停止内心的狂热
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就是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著。——许巍《执着》
袁鸿：戏剧策划人，曾是先锋戏剧的开路人。一直致力于优质原创话剧的开拓与推广。
袁鸿身上有不可否认的摇滚气质。在采访之前，觉得这是一个事事坚持的青年，采访之后，才知道，这种事事坚持的态度，其实就是摇滚的精神内核。
站在阳光下歌唱，这就算摇滚
这当然要从摇滚的定义说起，究竟什么是摇滚，什么歌曲才算摇滚歌曲。在我的定义和概念里，摇滚，离不开喧嚣，离不开大麻，离不开性和叛逆。不会有人否认我的看法，毕竟，它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音乐里，我们满心满眼的都是摇滚歌手的离经叛道，颓废和死亡。
如果摇滚就是这样，说袁鸿具有摇滚气质，其实是对他的侮辱。还是要感谢袁鸿，对他的采访，让我弄清楚一个概念，让我豁然开朗什么才是真正的摇滚。“有力量，坚定。摇滚不在于形式，在于它的内核，我们应该给予它一种健康，向上的形象，而不是喧闹，垮掉的。站在阳光下歌唱，这就算摇滚。”袁鸿如是说。
采访刚开始，袁鸿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摇滚很多年了。这话字面意思很好理解，但是从这一句话还可以看出，他曾经热爱摇滚。袁鸿说他迄今为止还保留着一盘盒带，因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CD对我们来说还是稀罕物，我们见得最多的还是磁带。袁鸿就从一盘串烧的磁带上听到了崔健的《一无所有》。“那盘带子是个合辑，很多人的歌，其中有一首是《一无所有》，一下子就被它击中。后来我就自己录，用那种卡式录音机把这首歌录满了整盘磁带。然后不停地听。”这盘磁带，袁鸿一直还留着。袁鸿说他一直想把它送给崔健。
听了《一无所有》之后很多年，袁鸿在一个音乐现场见到崔健，寒喧之后，想了想，没有提起那盘磁带。再后来，他在北兵马司胡同里遇到崔健，他还是没有把这盘磁带的故事告诉崔健。一无所有属于崔健，这盘录满《一无所有》的磁带，其实属于袁鸿自己。
风中传唱，而不是一声叹息
问袁鸿现在还听摇滚么，他说听啊，只是对于摇滚，他的定义，和别人不同。他问我：你觉得汪峰算摇滚歌手吗？还没等我做确定的回答，他就接着说：他早年间其实也很有摇滚气质。“我现在也把许巍的很多歌当成摇滚来听，还有那些像地下通道的游吟诗人，他们就有摇滚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可以穿透时间的。”
就像艾青的很多诗，曾经给我力量，我认为能给人力量的东西都是具有摇滚气质的。袁鸿对于摇滚的这种定义，让人耳目一新，仔细想想，确实道出了摇滚本质。
现在的摇滚人，他们应该有宽阔的视野和关怀，有健康的生活态度，给人向上的力量，而且，不局限于一种音乐形式。这是袁鸿眼里，真正摇滚人的特征，听到这个戏剧策划人满怀希望的一席谈，不由叹了一口气。
听到这声叹气，他笑着说：摇滚是要在风中传唱，而不是，一声叹息。本报记者 闻原
采访手记：采访袁鸿，永远都不用费太大的气力。他有思想，不需要你引导；他有观点，不需要你界定。而且，他很敬业，不会把约定好的采访一推再推，“承诺”在他这里，有神圣的、不可推卸的力量。采访到最后，我问，在报纸上怎么写你的身份呢？他说：戏剧爱好者。遂大笑，说这不行，我们领导不会同意的。他也笑，其实他的这种调侃，看得到摇滚的气质和精神。
中国摇滚大事记(上)
20年，说来不长也不短；这里面的人和事，不多也不少。
1986年5月 崔建《一无所有》
1986年的5月9日，以纪念“国际和平年”为宗旨的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当时寂寂无名的崔健吼出了中国摇滚的开山之作——《一无所有》。
1987年 “对话摇滚乐”
1987年，《音像世界》杂志在上海创刊。这本刊物上的由王小峰和章雷主持的“对话摇滚乐”栏目，成为很多青年了解摇滚乐的宝贵窗口。
1988年 黑豹乐队成立
1988年，窦唯加入于头一年成立的黑豹乐队。1992年，乐队首张专辑在内地出版发行，一张风行，《无地自容》传唱大江南北。
1990年 唐朝乐队成立
被称作“中国首届摇滚音乐节”的“90现代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唐朝”、“呼吸”、“眼镜蛇”、“1989”等6支摇滚乐队参加了演出。黑市票涨到50元一张。
1992年 摇滚拼盘
《中国火Ⅰ》由台湾滚石有声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汇集了当时活跃在中国摇滚圈内的各路诸侯。
1994年 魔岩三杰横空出世
何勇专辑《垃圾场》、窦唯专辑《黑梦》、张楚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面世。这三张由魔岩唱片发行的专辑非常成功，盛极一时，同时何勇、窦唯、张楚被称为魔岩三杰。
1994年 香港红 “摇滚新势力”演唱会
1994年“魔岩三杰”以及唐朝乐队联袂在香港红 体育馆演出，轰动香江。何勇穿着海魂衫戴着红领巾出场，后来一度成为摇滚青年仿效的时尚装扮。
中国摇滚大事记(下)
1996年 《灿烂涅磐》出版
1996年，郝舫所著的《灿烂涅磐》出版。于2年前死去的柯特·科本在中国成了不朽的传奇。
1997年5月 许巍
许巍推出首张个人大碟《在别处》，据一位乐评人统计，这张专辑中"幻想"一词共出现了21次。
1997年1月 小酒馆
1997年1月18日，唐蕾的“小酒馆”酒吧开业，后来成为成都摇滚乐基地，也是北京以外的中国本土乐队聚合发展的范例，唐蕾以其对乐手的关爱及在年轻摇滚圈的声望，被称为“摇滚教母”。
1998年1月 嚎叫
1998年1月，北京朋克聚住地“嚎叫”酒吧开业，在酒吧内的门联上写着这样10个字：金属与老梆子不得入内。
1999年3月“新音乐的第二春”
1999年3月，在唐山举行的“春天来了”演唱会上，盘古、NO、舌头、苍蝇等乐队掀起了演出的高潮，这几支质量优异的新锐乐队的亮相，引发了乐迷热情高涨。
2000年 迷笛音乐节
创建于1992年的迷笛音乐学校，从2000年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迷笛音乐节，逐渐成为各地摇滚青年和各种体制外草根青年的节日。
2004年8月 贺兰山摇滚音乐节
2004年8月贺兰山音乐节的第一天，参与演出的左小诅咒在楼梯上碰见了策划人黄燎原，他低声地激动地说，赚了赚了！这次同样以中国摇滚20年为主题的户外摇滚音乐节，在人们“中国摇滚演出终于也可以赚钱了”的欢呼中落幕。
张晨/辑
不能忘却的经典
崔健《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崔健用他那特有的方式和敏锐的感觉，把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性征都写了出来、唱了出来。
王迪《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呀头
在电影《红高梁》改编插曲为《妹妹曲》后，当时乐坛刮起一阵“西北风”。
黑豹《无地自容》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识相互琢磨/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
《无地自容》取得了难以置信的轰动，以至于有人群的地方肯定就有人在哼唱黑豹的摇滚。
唐朝《梦回唐朝》
菊花古剑和酒/被咖啡泡入喧嚣的亭院
这是一张中国摇滚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专辑，大气十足，体现了很深的中国文化底蕴。
张楚《姐姐》
噢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
作为一首最经典的歌曲，《姐姐》告诉你摇滚除了呐喊、鲜血，还有爱情。
何勇《垃圾场》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
这首歌引起的非议也相当激烈，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禁止其公开演出。
郑钧《赤裸裸》
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
简单的歌词让郑钧几乎在一瞬间奠定了主流地位。
申小可/辑
应该铭记的摇滚根据地
那些允许摇滚演唱的地方，处处都值得记忆。
北京展览馆
1989年3月崔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轰动京城。
首都体育馆
1990 年2月被称为“中国首届摇滚音乐节”的“90现代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开创了中国摇滚节的里程碑。2005年9月24日崔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的个人演唱会，使他时隔12年后重回首体舞台。
工人体育馆
1986年5月9日，崔健首次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登台，并以一首《一无所有》，引起歌坛轰动。
CD Café
农展馆旁边，刘元是这里的主人，崔健经常在这家酒吧演出，由于两位摇滚大师的存在，这家酒吧成为重多乐迷的聚集地。
保持连络 Keeping Touch
乐手王勇的酒吧，许巍也经常在这个酒吧演出，现在这家酒吧已经拆了。
嚎叫酒吧
1998 年1月，北京朋克圣地“嚎叫”开业，其门口喷有“金属与老梆子不得入内”的标语，次年关门。
无名高地酒吧
2003年8月无名高地酒吧由音乐人赵德新和张仲军注册成立,拥有10多位音乐人，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原创乐队进行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