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着中国摇滚的两万五千里-台前篇
守望着中国摇滚的两万五千里-观众篇
幕 后
“从未想过你我会这样结束
心中没有把握
只是记得你我彼此的承诺
一次次的冲动”
在一条名叫市场的大道上，幕后的英雄与他们的爱人诀别，远离，狂奔，或者杳无音信。
沈黎晖：:还未找到离开的理由
看看蓝天就像没发生过 ,我们只有今天
我明白 我们已经厌倦 ,可还未找到离开的理由。——选自《口香糖生活》清醒乐队
沈黎晖：清醒乐队主唱。1997年成立摩登天空唱片公司。创办过《 摩登天空 》、《 听 》有声音乐杂志。引进Radio Head的唱片《 KidA 》、举办了Suede在中国的演唱会。
“我一直想给崔健提个建议，希望他给自己的孩子写一首歌，因为我觉得愤怒除了说明你对现实束手无策以外不能改变任何东西，对吗？”沈黎晖严肃地扶扶黑色的宽边眼镜，一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1984年的沈黎晖肯定没想到自己以后会坐在总裁办公室里有模有样地接受采访，那时候的他刚刚进入青春期，如果说那时这个秀气的小男孩有什么正经爱好的话，那只有集邮了，而他攒邮票的唯一动力是成为北京最牛的倒卖邮票个体户。这个现在看起来有点市侩的梦想几年后由于家中被盗而毁于一旦。
1988年，沈黎晖考进北京工艺美院，关在笼子里的猛兽冲了出来，并很快循着味道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这群穿着破牛仔裤顶着一头长发的闲散人员每日里在北京各大高校里四处乱撞，为的就是能寻找到各种摇滚资讯和乐队演出。但是好音乐和好演出的匮乏让他们失望透顶，于是组乐队的念头冒了出来，沈黎晖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曾经在破旧的排练场遇见了一支乐队，看起来相当有范儿，后来别人告诉他说这也是个新组的乐队，叫唐朝。
那应该是一段在他生命中十分美好的时光，因为每次谈到它的时候沈黎晖的脸上都好像瞬时被光照亮了似的。在那些洒满阳光的夏天，几个年轻人骑着咯吱作响的自行车在充满蛙声的麦子地里穿梭，除了黑黢黢的小饭馆和闷热的排练室以外好像都没什么可去的地方。他们越来越好像和尚一样对别的事情无欲无求，满脑子都是音乐，但是出家人是不会把乐器搬到教室里的。他们在老师狐疑的眼光下挨了一天后，给同学们举办了一场只有一首歌曲的处女演出，效果好得出奇，以至于学校甚至想让他们做老师交谊舞会的伴奏乐队，并许诺给他们置办一套新的乐器，这段故事最终有个完美的结局：没有一个人记得要他们为交谊体舞伴奏的事情了。
1994和1995年，是货真价实的中国火，唐朝火了，黑豹火了，魔岩三杰掀翻了红 体育馆，这是地面上的事情。地下的也没闲着，“穴位”“石头”包括沈黎晖的“清醒”乐队在马克西姆餐厅已经小有名气，相信有的人还记得这么一本杂志——《盛世摇滚》，是的，所有人都相信摇滚的盛世已经到了。但是随后几年盗版的泛滥像癌症一样侵入了音乐工业的五脏六腑，包括魔岩、红星在内的大大小小的唱片公司直接被废掉，最尴尬的那些已经被喻为神一样的摇滚老炮，他们已经做惯了爷，又弓不下身子，于是只能摆出一个愤怒的姿态变成了化石。对于沈黎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寒冷的现实有助于理想的保鲜”。1997年，他用自己印刷赚来的钱组建了摩登唱片，10年间也就这么一步步走了下来，从持平到小有盈余，从现场演出到铃声下载，摩登天空已经俨然成为了一块中国原创音乐的金字招牌。
现实中乐手和老板的多重角色让他对这个世界有点视觉偏差，或者说，他左眼看到的是一个完整而现实的世界，于是右眼干脆不再睁开。
“你想对那些和你一同经历摇滚20年的兄弟们说点什么？”
“摇滚这东西根本不值得维护，它只是一个唱片上的牌坊，如果你对世界充满感激，那么你睁眼看见的都是摇滚，如果你根本不爱生活，那么去他大爷的摇滚，你也顺便去死吧。”说完这话，他脸上又露出了招牌式的灿烂笑容，清醒得要命。高鹏/文
采访手记：在整个采访过程中， 沈黎晖始终体现出来一种难得的坦诚。他极力地想把摇滚作为一种创意产业的衍生品来评论。可惜这种努力在谈到清醒乐队的时候就失去作用，他会变回那个手执吉他的大男孩，手舞足蹈滔滔不绝。20年的时间里，有人孤零零地来了，又孤零零地走了，只留下了咒骂和叹息，而沈黎晖学会了如何让自己分成两个人，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搀扶前行。
老哥：我所做的一切你都值得
我收获快乐也收获折磨,我所做的一切你都值得,要笑的灿烂令世界黯然,就算忧伤也要无比鲜艳。——郑钧《怒放》
老哥：原名王昕波，曾组建了中国最早的摇滚乐队“万李马王”。中国摇滚圈领军人物崔健、唐朝、黑豹等的早期专辑均出自其手。他还制作了《摇滚北京》、《摇滚中国》、《中国火》等大量摇滚专辑，目前，正在制作新人，是国内一流录音师及制作人。
摇滚圈的人都叫他老哥，那是因为他在摇滚圈的资历老，老哥曾经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摇滚乐队，录了崔健的第一张专辑，他说起当年的崔健会使用“这小伙子”这样的代词……老哥一派儒雅风范，话不多，情绪也并不外露，只是当我提起摇滚20年的时候，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摇滚对我来说已经有30年了。”眼睛里带着几分怀念，几分期待。
做摇滚乐队第一支
“1971年的时候，我偶尔听到了‘披头士’，当时一下子就被震撼了。我被那种声音所吸引，虽然歌词根本听不懂，但心就是被那种声音给抓住了，人就是被这种声音给打倒了。于是，我就钻进这种音乐里去，对什么都没兴趣了，就是玩命地听这种东西，找这种资料。”在那个样板戏一统天下的年代，老哥就被这“天外飞音”迷住了，用他的话说，“这种声音太意外也太让人感动了”。
这样的感动从老哥身上向周围蔓延，上世纪80年代初，他和几个二外的朋友成立了“万李马王”这个组合，也就是中国第一支摇滚乐队。“那时候我们都是COPY‘披头士’的作品，没有自己的创作。”尽管如此，他们的演出依然只能用“轰动”两个字来形容。“那天是各外国语学校的汇演，一般都是英语朗诵、诗歌或者是独唱、合唱什么的。我们一上台就完全不一样了，‘咣’一出声音，就把下面的人给惊住了。”
录崔健唱片第一张
“那时候我就觉得，崔健这个小伙子不错。” 聊起崔健的时候，老哥并没有拿出“老字辈”的样子。
1985年，老哥和一些朋友在小西天的一个排练场一起玩音乐，崔健也是常客之一。“崔健开始唱的都是英文歌，那时候开始，我就注意他了。后来，我在中央歌舞团，他过来排《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就认定，崔健一定能红。”
从摇滚乐手到录音师，对于老哥来说根本没有任何障碍。“我从10岁开始就玩无线电，初期的乐器都是我按照看到的国外乐器自己做出来的，我不但喜欢摇滚音乐，而且对音乐的技术上、电子上整体都很感兴趣。对于做机器的人来说，玩机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那时候，录唱片是非常快的，一般来说3天就能录完一张唱片，快的甚至一天就能录完，我以前也做过无数张这样的唱片。但是，崔健的第一张唱片我们前前后后录了一年时间，这是我录的第一张创作性质的专辑，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觉得这张算是录得最精细的唱片之一。”
当中国制作第一人
“我现在做制作人，最想做的就是推出新人，比如我新作的这张唱片就是摇滚乐和古典乐的结合。现在不是所有制作人都能做这样的唱片的。”事实上，老哥一直在为中国摇滚乐挖掘新人。上世纪90年代初，他制作了《摇滚北京》、《中国火》等一批摇滚唱片，点燃了更多中国人对于摇滚的热情。“《摇滚北京》是为了扶植新乐队，那时候，摇滚演出是受限制的，但有很多乐队都是很有才华的，我就把他们制作成音响制品，推荐给大家。”这些唱片的面世，让我们认识了轮回、超载、眼镜蛇等一系列乐队。而做这些唱片的几年中，老哥最常住的地方就是录音棚。
“中国人文化根基太深并且习惯于内敛，摇滚这种文化来自西方，不能很快被接受，所以，中国的摇滚注定就不会有西方那么火爆。现在，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快餐文化的时代，大家不愿意深入地关注一种文化。也是摇滚似乎在沉沦的原因。”老哥回答摇滚为什么没有十年前繁荣这个问题时，皱着眉沉默了一分钟。“其实，中国的摇滚乐一直在上升，现在摇滚里蕴含的元素更丰富了。”说起中国摇滚的未来，老哥眼睛亮闪闪的，我想那光芒的名字应该叫做希望。本报记者 刘岩
采访手记：“坐这儿听。”老哥搬了一把椅子放在音响中间对我说。老哥让我听的是他正在制作的唱片，一个新人用吉他摇滚地诠释门德尔松。我感觉得到他为这张唱片所费的心思，因为就连听音乐的位置这样一个小细节他都注意着。在那一个个华丽音符从音箱里飘扬而出的时候，我在想，中国摇滚一定会在这样的制作人手中再走向辉煌。
吕玻：循环的太阳伴随我一天天成长
又是一个早上还是那个太阳,象昨天一样享受着美好的时光,树叶又绿了刚刚过了冬天,还是象去年一样,你笑得很欢畅哭得那么忧伤,永远走不到远方,循环的太阳伴随我一天天成长。——冷血动物 《循环的太阳》
吕玻：36岁 原嚎叫俱乐部创始人， 现《嚎叫唱片》CEO。
8年前的每一天正在电脑屏幕上流淌。撕心裂肺地歌唱，撒泼打滚般跺脚，摇摆着摇滚是这些打着钉、挂着链、喝着酒、刺着青、染着发的青年们极乐的宣泄。每个人的脸上都勾勒着难以控制的情绪，下穿苏格兰裙子的男人，上身只着文胸的女人，满眼所见，却是吕玻再熟悉不过的生活。
1998年元旦，吕玻的嚎叫酒吧开在了五道口的一条不起眼的巷子里。他和朋友投资了15万元，不为别的，只是理想。就像不期而遇的恋爱一样美好，撞见了，便一头栽了下去。
当年的五道口还是一片只通公车375的荒凉地。却也生长着四五个摇滚酒吧。你都不知道从哪儿冒出那么多小孩。一到晚上，酒吧里就聚集了不少人气，都是15岁～22岁的孩子，看似无所事事却显得特别快乐。
吕玻还记得嚎叫酒吧开门的第一场是唐朝的友情专场，到了4月份，就开始密集地演出，人也渐渐地多起来了。
“冷血动物”、“舌头”、“苍蝇”、“无聊军队”是这里的常客。每到周末的晚上，80平米的地方就被挤得水泄不通。一个空调的冷气显得无能为力，也没人在乎，红到冒汗的脸加上酒精和摇滚的刺激，衍生出各种自由发挥的动作。
“老外来到这里都疯了，这是中国吗？没人敢相信。”吕玻说。酒吧内，人们的荷尔蒙已经完全崩溃，舞台和观众的距离只有一个低矮栏杆的微不足道，经常有圈外人跑到台上去抢乐队主唱的话筒，然后就听满场的人高喊“打他！打他！”之后，就看见一堆人把一个人抬了出去，不知所终；酒吧外面的人在门口抽着烟，喝着啤酒，玩着滑板，整条胡同内外都弥散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气氛。有一个经常来这里狂躁的留学生，最终受不了这里的诱惑，自己在学校组了支摇滚乐队叫做“燕京白痴”。
酒吧的门票一张10元～20元，不算贵，但多数人都是拎着大瓶啤酒径直走进来。除了老外和第一次来的人买票，“似乎第二次来的人就成了朋友，怎么好意思让人家再买票啊。”吕玻笑笑，“门票的钱20%留给场地，80%给乐队，那时候乐队每个人一个月能挣到三四百块钱已经很不错了。生活多是靠家里或朋友。”酒吧平时的经营将将能维持支出，却很难收回成本。
2006年的五道口，已没了嚎叫的踪影，却依然有摇滚酒吧和演出场地生存在这个高校扎堆的沸腾中，“混在北京的摇滚乐队大概有500支，但能靠演出吃上饭的也就不到20支。”吕玻说，“泡摇滚酒吧的铁杆粉丝，撑死了也就一千多人，哪儿的摇滚演出碰上的都是这帮熟面孔。”这种情况和8年前的境遇默契地打了个时间差而已，相似的令人心寒。
“对年轻人来说，摇滚有时候只是一种表达个性的工具。”吕玻看着摇滚在他生命里怒放着，萎靡着，半死不活着，也看清了8年前昙花一现的疯狂。“那个时期的年轻人，苏醒到崇尚个性，要活得跟别人不一样，于是摇滚便成了最好的外包装和话语方式。”也许当他们成熟之时，便发现这种反抗的微不足道，也就“毅然”掉头离弃。所以摇滚虽然不断有新鲜血液进来，但也不停地长大“流失”，从没有积淀成一个可观的金字塔基数。
如今的吕玻，仍然固执地继续做着和摇滚息息相关的“未竟”事业，“这是我的爱好、理想和生活惯性。”吕玻如是说。好听的摇滚乐在他的心中这样流淌：“好的旋律，好的合声，只用一把木吉他弹出来也很好听的。”
一切，看似简单却是难产。本报记者 刘静
采访手记：大热天习惯穿一双靴子的吕玻蛮有摇滚气质，几年前也曾是长发飘飘的摇滚乐队吉他手，只不过现在留着短短寸头的他最高兴的事是宝贝闺女的出生。他每周依然会去五道口，买书，逛街，他说：“五道口的灵魂还未丢失，一切依然存在，但你依然不一定能发现它的所在。”
郝舫：不再埋葬真实的自己
我要向你展示力量,不再埋葬真实的自己,多情的自卑已不存在,表现的欲望不再闭息,想现在已习惯暴露自己,释放我的情绪,我要走进飘渺的月亮,感受那精神与未来的生。——唐朝《九拍》
80年代那会儿，郝舫学的是哲学，听的是古典音乐。用他的话说，活得还挺“矫情”的。让他折在摇滚乐上的，是美国的大门乐队。电影《现代启示录》的开场和谢幕都被大门乐队演绎得完美。那糅合在猛烈旋律中的诗歌化歌词有如一件精致的艺术品，让郝舫无论如何也放不下了。
学生时代的郝舫，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转磁带上。从西边坐公共汽车到东边，就为了转两盘摇滚磁带，是常有的事情。在五道口淘打口带也是过瘾，有一次郝舫遇到一顶级“尖货”，老板硬是开价50元，兜里就揣着60多元的郝舫费尽了嘴皮子磨了一个多小时，还是以50元成交。遇上这种“尖货”，回宿舍第一件事就是先转录一盘，往死里听，原带一般得供着，跟宝贝似的。
很早就接触到国外摇滚的郝舫，还是被崔健的《一无所有》给震了。“糙是糙了点，但是非常的本土化，完全是另一个美学指标。地地道道的中国产物，是可以进入身体的音乐。”郝舫如此评论。
但中国摇滚的问题是，只有一个崔健，一个张楚。“我常常想，为什么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外国摇滚的共鸣反而比对中国摇滚的共鸣来得强烈。”感受不到共鸣的郝舫却感受到了中国摇滚的姿态，很多人觉得听摇滚、玩摇滚的就比别人高人一等，非得把自己择出来，那不能够啊。“看看现在听摇滚的长得好看的女孩都没几个，就知道中国摇滚的影响力了。”
关于中国的摇滚，郝舫说，姿态真的不重要。摇滚是娱乐体系的一部分，出来混江湖的，一定是有人捧场也有人砸场，捧场的人多总不是一件坏事。所以，不要总是端着。
也许，我们误解了摇滚，没有混过这个圈子的人，想象不出该以什么样的形容才能容纳下摇滚的惊世骇俗。对世俗的不屑，对平常的反抗，是媒体还是摇滚人自己把自己困在了一个缺氧的屋子里，说不清楚。只是，外面的人看着憋屈，里面的人也不舒坦。但就是这样，谁也不想着伸把手拉开门，让大家都透口气。两边都较上了劲，拧巴地水到渠成。
于是问郝舫，什么是摇滚最本质的东西，“摇滚乐最本质的东西不是叛逆不是干嚎，而是找到年轻人自己玩的东西。摇滚在国外是怎么产生的？在50年代，年轻人觉得现有的音乐玩得不过瘾了，他们要扭屁股、摇身子，便有了摇滚的音乐形式，是个性解放，什么都不在乎，不要有那么多的规矩。”郝舫说，在国外的摇滚音乐节上，人多得上厕所要排队，姑娘们就找了个墙根直接解开裤子方便了，有路过的小伙子倒也不避讳，还作上个鬼脸，就是年轻人式的轻松。
国外摇滚乐队听起来也没那么至高无尚。“某著名乐队的贝斯手，2米多，我跟他照像时，他便歪着身子向你这边靠，很是照顾。欧洲一著名的摇滚乐队，4万多人的演唱会谢了8次台还没下去，到了后台，他们主动问你想喝什么。这样的乐队来了，大家都飞奔着过去，没人想跟这样的正常人较劲。”郝舫说他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中国摇滚搬把梯子让大家都赶紧下来。“要把中国摇滚打回原型，成为青年人自我创作的娱乐手段。”也许，最初的才是最动人的。本报记者 刘静
采访手记：郝舫刚从国外一音乐节回来，据说又蹦又跳持续高潮，搞得身边一国外小姑娘直冲他竖大拇指。他就是喜欢这种极轻松的方式，和其他方式没什么差别。所以，在他心里，即使有一天崔健和超女同台也挺好，2千人听崔健，8千人听超女，各得其所。
郝舫：42岁 著名乐评人， RollingStone音像世界主编、著有《将你的灵魂接到我的线路上——大众文化中的流行音乐》、《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灿烂涅磐——柯特·科本的一生》等。
张帆：我必须学会新的卖弄
我必须学会新的卖弄呀，那样你才能继续地喜欢，因为艺术是个天生的哑巴，他必须想出新的办法说话。——二手玫瑰 《伎俩》
张帆：60年代生人的地地道道北京孩子，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校长。迷笛音乐节主办人。
41岁的张帆坐在对面，穿着浅蓝色棉衬衫和牛仔裤，腕子上戴着坦言只有千八百的手表，身上透着股子北京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自在和自信。“我做迷笛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怎样的自然？“我就是喜欢摇滚。”
26岁当校长听上去就是一件充满了戏剧性的传奇。像所有的传奇都有一个神奇的起由，张帆和摇滚的故事开始于1981年。“父亲从国外带回的那盘盒带使我第一次听到摇滚。里面有Beatles、老鹰乐队、韦伯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都是一些摇滚歌曲和器乐独奏。这么棒的音乐当时就让我疯掉了。后来这盘带子被我们班里的每一个同学借听，最后都快听散了。“我要向他致敬！”时至今日，那个年代激动的神情仿佛又回到了张帆的脸上。
这个在人大附中读书，打小从经贸委大院长大的好孩子，从那时起已注定要走一条自己的路。
一次意外的与迷笛的“接口”，使张帆由此进入摇滚界。MIDI(迷笛)是乐器数字化接口的缩写，简单来说，声音通过MIDI文件被记录下来，并在不同的设备上播放。迷笛音乐学校就像一个连接理想与现实的接口，把当初那个痴迷摇滚的少年变成今天每年培养几百名音乐人才的校长。而更有名气的迷笛音乐节，七年以来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不能割舍的夏日狂欢。以从迷笛走出的摇滚组合为代表，新生代的摇滚力量已在慢慢成长，他们已经有机会将自己的声音通过迷笛的舞台传出香山，传到每个乐迷的耳朵里。
办学校的张帆经常被问起这样的问题：言必称欧美的中国摇滚，在演奏和设备上，还差多远？对于这样的说法，他总是充满了无奈：思想、技术、设备三部分决定了音乐的水平，之间的比例在我看来是，60%、30%、10%。我们用60%的缺憾去追讨30%，乃至10%的不足，不客气地说，是舍本逐末的借口。演奏技术的掌握是基础，但也仅仅是基础。音乐最重要也是最可贵的观念的传达、思想的传达，这才是使摇滚真正不老的动力，也是我们必须学会的“新的卖弄”。
引用迷笛学校的一位美籍爵士老师，每节课必讲的他仅知的一句中国话，“放松，放松，再放松。”——走过20年的中国摇滚，要用新的办法说话。
采访手记：当目光与张帆敏锐的眼睛碰撞到一起，当即就会知道，这是一双艺术家充满灵性的眼睛。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有一颗冷静的心。正是这份冷静的经营，使他能在中国摇滚这条漫漫长路上，用自己的方式做出些自己的事业。王晴晴/文
黄燎原：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上苍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 ，请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上苍保佑粮食顺利通过人民 ，真的不敢想要能够活着升天 ，只要能够活下去正确地浪费剩下的时间 ，这要经验还要时间。——张楚《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黄燎原：诗人、摇滚人、制作人、经纪人、策划人，或者画商，唯一能肯定的是黄燎原从来热衷文化和市场。这个14岁就开始听Beatles的文艺青年，20多年来一直辗转于各种前卫艺术家之间，只是无论他转来转去做什么，身上总背着一个军挎，心里似乎总在惦记着摇滚。从唐朝到二手玫瑰，从2004年的贺兰山到2006年的深圳，黄燎原矢志不渝地在将中国摇滚推向市场，用他的话说：“思想不解放，灵魂不出窍。”
因为有些海外背景，所以黄燎原比一般中国文艺青年接触摇滚乐的时间还要早些，“大概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我就能定期听到一些西方的摇滚乐，当时就是觉得那是一种很奇怪的音乐，觉得特别闹，觉得很适合当时喧嚣的年代。”在黄燎原的印象里那时接收这种前卫文化的人很少，圈子集中在新华社、外交部、文化部的孩子，还有就是家里有人能出国的，文工团的、歌舞团的，和驻华使馆的人，“但起到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崔健，1986年‘百名歌星演唱会’时，我在现场，我把最大的喊叫扔给了崔健。崔健第一场个人演唱会，我在现场，爱写诗的我和写小说的狗子边喝白酒边咆哮。我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会说‘感谢崔健’，因为他给我带来了我懂事以后最真实的声音。”
黄燎原自己也录过专辑，据他自己说效果不错，但没有发行，“那是给自己听的，而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让更多的人听上听懂摇滚乐。”据说，在平面媒体上写中国摇滚乐的前三个专栏都是黄燎原写的，第一个在《北京青年报》，第二个在《新舞台》，第三个在《中华工商时报》，“我做的主要工作是摇滚普及，也只有普及才能让尖端更尖端，前十年我基本没有批评任何中国摇滚乐，因为我觉得即使有人把中国摇滚骂得臭大街，但渗在摇滚骨子里都是芬芳。不知道别人在我的专栏里看出了什么，但写了几年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说了很多，人民见不到绝对是白搭。中国摇滚必须有自己的消费市场。”
1993年，黄燎原成立了汉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艾敬的《我的1997》、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和《摇滚北京》相继出炉，热爱文字和音乐的黄燎原由此真正转行成了音乐制作人，“在这个圈子里我一扎就是20几个年头，所有的风风雨雨有意无意地都吹打在我身上。清高的人骂我世俗，开始我觉得很痛苦，辩解的是所有的艺术都离不开商业。听得多了，我也习惯了，在一次圈里聚会的酒桌上，我拿起酒杯直接就说——我们应该感谢给我们投钱的商人，他们的思想和我们一样伟大。”
1998年一个朋友找到黄燎原，说郑州有个迪厅想做一场摇滚演唱会，让黄燎原帮忙请三支乐队。那天黄燎原喝了点儿酒，听说这事儿时恰逢豪气干云，“三支乐队有什么好玩儿的，要做就搞大点儿，咱们做九支。”没想到朋友跟那边儿一反映，人家说“行”。后来事儿成了，在新乡体育场，到场的有三万多歌迷，投资方投入100万元，门票卖了108万元，创造了摇滚乐集体演出的盈利记录，“我记得当高旗唱起《让每一个夜晚充满爱的火焰》时，观众席被打火机点亮，每一星火苗都像一把燃烧的火炬。”
1999年，唐朝乐队力邀黄燎原做经纪人，那时唐朝的张炬刚去世，出于和张炬喜欢上同一个女孩的渊源，黄燎原答应了，“我就觉得应该让这个乐队过上好的生活。至少得吃饱饭。记得我们第一年就有50多场演出，后来张培仁见到我说，他把唐朝从一个没名的穷人变成了一个有名的穷人，但我把唐朝从一个有名的穷人变成了一个有名的富人。其实，富人也说不上，但唐朝每个人都可以买车买房了。”唐朝之后，黄燎原又经纪了“二手玫瑰”，“那时的我已经更能把握市场了，二手玫瑰不但有演出有专辑，甚至连商标都注册了。”
2004年，离开了二手玫瑰的黄燎原干出了一件可以载入中国摇滚史册的大事，“有朋友找我为银川贺兰山的摩托车旅游节策划一场开幕的摇滚演出，他强调了‘策划’两个字，我知道机会来了。”参与演出的左小诅咒回忆在贺兰山碰见黄燎原的情景，“黄燎原低声地激动地说，赚了赚了！”这次同样以中国摇滚20年为主题的户外摇滚音乐节，在人们怀旧的欢呼中落幕的同时，顺便开启了中国摇滚巡演的序幕。
2006年7月底，黄燎原又垫钱办了深圳的摇滚巡演，“估计不会赔钱。现在很多人都在批判当下中国摇滚的思想性，其实大可不必。”
“中国摇滚的20年是不容易的20年，一直在这个圈子里做事情的人都不容易，它不是一个财富圈，是一个艰难的圈子。在深圳的间隙我和崔健聊天，彼此都在感叹‘没有想到摇滚乐成为我们养老的饭票’，我希望所有摇滚人能坚持住，等50年的时候，做一场‘50摇滚演唱会’，让人们看看，进入市场这么多年，我们没变。”本报记者 王立成
采访手记：和黄燎原见面的地点是在他刚开不久的“现在画廊”，3点见面，准时在铁制的楼梯上传来了叮当声，几乎光头，斜背着军挎，一次采访，被手机打断了6次，被访客打断了4次。每一次黄燎原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只有在说起摇滚时，黄燎原的低声才会被自己时而的高亢打断。像个商人，像个还有些理想和希冀的文化商人。
张有待：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我装做这世界唯我独在，我紧闭着双眼我紧靠着墙，我装做这肩上已没有长脑袋，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崔健《从头再来》
张有待：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北京音乐台DJ。长期致力于摇滚乐、爵士乐、电子乐的传播。主持的“新音乐杂志”、“LISTEN FM”等音乐节目，被认为是“影响了一代人”的节目。曾参与美国格莱美颁奖典礼、荷兰北海爵士音乐节、苏黎士电子音乐节等大型活动的现场转播。在中国摇滚乐鼎盛时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多次组织听众喜爱的摇滚乐队演出活动。
千万别被标题吓倒。36岁的北京音乐台DJ张有待同志从中学时代就爱上了摇滚，尽管在之后的音乐旅途中他同样深爱着爵士和BLUES，但作为入行的重要因素，他对摇滚有着特别的感情。
被摇滚征服的年代
有待1985年开始接触摇滚，最早是听朋友们从国外带来的磁带，他最喜欢披头士乐队，并为一句歌词所动容，“生活是一首伤感的歌曲，我要把它唱好。”在中戏上学的时候，他成了宿舍的DJ，当其他人不知摇滚为何物的时候，他用自己的录音机在狭窄的宿舍中传播着这种中国刚刚有，而国外已经流行了几十年的音乐。据孟京辉同学回忆，那时的有待穿着黑风衣，看见朋友就从兜里拿出盘磁带，神秘地说：“这个带子，拿去听。”由于在传播摇滚文化上长期不懈的努力，他被封为“摇滚普及办公室主任”。提起这些往事，有待一笑，说最早他在宿舍播崔健的歌大家都抗议，等崔健的歌流行了起来，同屋的人又强烈要求他放出来听，那是摇滚刚刚登陆中国的时代，“中国摇滚的这20年中，有两个发展的高峰，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80年代由崔健带动起来的；第二个时期则是1993年、1994年，以魔岩三杰的崛起为代表。”
有必要纪念摇滚吗
在有待看来，经过了二十年，中国摇滚似乎又退回到了零点，但是也不用感叹当时摇滚曾经辉煌，现在却不行了。没有很有力度的乐队出现，正说明了从前没有上过的音乐课今天要补回来。每种音乐的发展都需要社会大环境，需要新的一代生长起来，需要更开放的心灵和眼光，没必要认为摇滚是高傲而流行音乐是很俗的，这么想的人本身就不了解摇滚。短暂的20年中国摇滚是在畸形的心态下生长起来的，很多人为了另类而另类，为了反叛而反叛，背离了音乐本身，最终只能是亵渎了音乐本身。如今的中国音乐人，应该以音乐的发展为主，不要纠缠在摇滚这一种形式上。中国现在的环境，摇滚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也是一种循环，回到零点，是最好的，说明新的力量就要诞生了。
有待是热爱摇滚的，但是他更热爱音乐，音乐本身的东西要比概念更打动人。他不觉得纪念中国摇滚20年有多么重要，相比起来，纪念《一无所有》20年，或者纪念中国流行音乐20年可能来得更有意义。本报记者 宋晓鸣
采访手记：接受采访时，有待像在他的节目中一样，用温和的话语说着他所爱的摇滚，但当记者问他在中国摇滚20年之际想说点什么时，回答却是“别跟我提摇滚。”在他看来，中国摇滚只是借鉴了西方摇滚的形式，如同没根的植物，很难长成大树。做音乐的人们还是先设法用音乐去打动大众再去管它是不是摇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