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秀·身体史
一档以舞蹈为核心的电视节目《舞林大会(blog)》，现在流行中国。知情者说，一些演艺公司正削尖了脑袋推荐自己旗下的艺人参加比赛，而不是像该节目制片人所说，他们是靠“关系”才邀请到那么多名人参加。
《舞林大会》成为中国人舞蹈经历的一个沸点，它以电视为媒介，把人们过去的身体私语，放大为集体对话。
仔细审视最近一百年来中国人的“跳舞”历程，从上海的十里洋场，到一片汪洋(blog)的忠字舞，到现在各种肢体语言的竞相登场，舞蹈在中国从来不仅仅是20世纪现代舞蹈先驱伊萨多拉·邓肯所说的那样“源于自然”，而是背后充满了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道德的因素，因而显得有些无奈和辛酸。
舞蹈是人类使用自己身体的一种方式。回望几千年里中国人的身体史，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八个汉字，就剥夺了个人对于身体的支配权，而且剥夺期长达数千年。
现在，经年累代形成的身体禁忌，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里，彻底被打破。身体不仅实现了私有化，而且也可以艺术化，甚至商品化。此时唯一可以担心的，就是：要善待自己的身体——不能以自己身体的权利，去侵犯别人的身体权利，同时，还要为自己的身体，重新找到灵魂。
新高潮
舞林大会：身体的盛宴
每个周五的晚上，要看什么电视节目呢？
曾经是《超级女生》，而现在，众多的中国观众，已经把遥控器锁定在《舞林大会》了。
这是上海东方卫视推出的一档娱乐节目，以跳舞比赛为核心卖点。“唱歌等平民选秀太多，中国舞蹈的群众基础更为扎实，这个时候推出明星舞蹈选秀，应该会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全国版《舞林大会》总导演徐向东说。
在此之前，中国电视的舞蹈选秀早有先例，只是选手都是普通人。《舞林大会》的不同之处，在于明星云集，成为一道更具特色的身体盛宴。
身体之秀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的本地春节晚会有一个最受欢迎的老项目，就是主持人轮番上场，表演节目。
两年前的一场主持人跳街舞的表演获得了上海本地8.9%的收视率。于是，在2006年春节期间，制作人小辰开始策划一档跳舞选秀节目《舞林大会》。
策划的时候，节目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以SMG内部主持人为选手，在上海电视台娱乐频道播出；另一个以明星为选手，在全国都能看到的东方卫视播出。
结果，明星们的档期都难以确定，而且大多对该栏目没有兴趣，便只启动了上海本地版《舞林大会》。孰料，本地收视成绩极高。尼尔森公司提供的收视率报告显示，本地版《舞林大会》在上海的平均收视率为10%，6月11日晚决赛收视率一度蹿升到15.9%。
“本来是地方台的节目，却因为极高收视率引起业界的关注，”徐向东始料未及，“各个电视台纷纷来向我们取经。”
本地版的成功，让全国版《舞林大会》在9月14日正式启动。但因为明星档期的原因，9月15日晚并没有播出，而是将首播时间推迟到10月6日。而此时，福建东南卫视的《星随舞动》首先占领了电视舞蹈选秀的屏幕。和上海本地版《舞林大会》一样，福建省各个频道的节目主持人纷纷参加比赛。“我们借鉴了美国最火热的电视节目，希望也能取得成功。”节目组负责人苏先生说。
8月31日，浙江卫视也已对外宣布，他们获得了英国BBC广播公司《与星共舞》（Dancing with the stars）国际版权方的正式授权，将把这档节目引进中国。计划在9月中旬播出，和原版《与星共舞》一样，将有8位名人参加国标舞比赛。
“以前中国观众只能在网上下载《与星共舞》的视频观看，现在我们带给大家直接参与的机会。”浙江卫视真人秀工作室负责人蒋先生说。但直到11月底，该节目仍未有开播的迹象。浙江卫视工作人员马向波透露：“其他工作早已就绪，只是赞助没有到位，12月初就可以跟观众见面。”
如果浙江卫视《与星共舞》一切顺利，12月的电视屏幕上将出现三档舞蹈选秀节目同时起舞的场面，争夺收视率。
其实电视台的舞蹈选秀，早在2004年就有。星空卫视推出的《星空舞状元》，堪称中国第一个舞蹈选秀节目。当年8月初，《星空舞状元》开始了在全国五个地区的海选，但因为复杂的镜头切换需要进行严格的剪辑，所有的选播内容都无法实现现场直播，制作完成需要半年的时间，因此只能作为一档纯粹的综艺节目观看。而星空卫视也并非全国范围内播出，且评委掌握一切生杀大权，观众无法参与其中，影响力并不大。
版权之战
有名人参与的舞蹈秀，收视率大战还没完全开始，关于节目的版权之争却已经打响。
与浙江电视台合作的北京世熙传媒公司在东方卫视《舞林大会》刚刚开播之时，就发出律师声明：未经本公司授权，不得擅自制作、播出与《与星共舞》相同或者类似的电视节目。
“很多电视人习惯拷贝了。”蒋先生说，“我们要表明立场和态度，也是对英国BBC的交代。”而世熙公司总裁刘熙晨则表示，已经花费了几百万元去购买版权，对于其他电视台“抄袭”的行为，他们不排除起诉的可能性。
“我们的模式跟《与星共舞》完全不一样。”东方卫视徐向东说，《与星共舞》是由8个名人用3个月的时间进行练习，而《舞林大会》则需要60个明星、130场舞蹈，进行车轮式的比赛。赛制上，两者也有所区别，《与星共舞》逐次递减，但《舞林大会》还加入了PK、复活等赛制。“如果说我们在抄袭，只能说我们抄的是自己的本地版《舞林大会》。”
“我们对其他台的借鉴并不反对，因为我们有自己独有的明星资源和制作班底，并不担心被人比下去。何况这样的舞蹈选秀本身就很好看，多一点让观众选择，也不是什么坏事。”
不管电视台们怎么争论，观众们看到的，则是一场身体的盛宴。
徐向东：舞不可拒
全国版《舞林大会》总导演徐向东是目前这股“身体盛宴”的领军人物。他说舞蹈是中国人长久以来最有群众基础的娱乐活动，“从解放初期到现在，舞蹈永远都是大家最喜爱的一种休闲方式”，因此能够迅速火爆。
新世纪：为什么会选择让明星来比赛？
徐向东：现在平民选秀的节目太多，如果不以明星为主，谁会注意？谁会知道这个节目好不好看？
新世纪：怎么才能调动那么多明星参加比赛？
徐向东：首先是有上海本地版的《舞林大会》成功的先例，明星们自然会愿意参加。而且SMG旗下的另一档明星访谈节目《家庭演播室》有明星资源。这个节目做了5年，我们和250个明星及其家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大家自然会配合我们。《舞林大会》全国版刚开始的时候，所有的明星都是《家庭演播室》曾经的嘉宾。随着收视率一路上扬，许多经纪公司和唱片公司也愿意自己的艺人来参加比赛。
新世纪：这些明星的费用高吗？
徐向东：我可以很坦白地说，《舞林大会》的预算总共只有550万元，给每个明星的费用都不多，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家庭演播室》每期的预算是3万元，除去工作人员的费用剩下的只是明星和家人的路费了，大家既然一开始就是因为友情上节目，那么也不在乎在《舞林大会》中的报酬了。
新世纪：《舞林大会》的明星为什么会在台上那么投入？甚至还有人因为被淘汰而当众掉眼泪。
徐向东：掉眼泪都是其次，还有人在后台发脾气、摔鞋子，连打电话来威胁我们的都有，就因为被淘汰了。不要看许多人在台上一副很淡定的样子，但都对结果相当在乎。既然是明星，就是有今天没明天的人，每一次在舞台上的机会他们都特别珍惜。何况现在这个舞台上只有他们自己，没有别人可以伴舞伴唱，全国观众都在看着你，谁愿意出丑？谁又愿意被比下去？明星都是争强好胜的人，所以他们才会自己去请国标大师来教跳舞，自己花时间来练。
新世纪：为什么会让明星跳舞，而不是唱歌或其他形式进行比赛？
徐向东：舞蹈在中国的群众基础相当厚实，从解放初期到现在，舞蹈永远都是大家最喜爱的一种休闲方式。从最开始的交谊舞，到现在街舞、芭蕾什么的，都有很多人喜欢。舞蹈的魅力是最大的，特别是在人们看惯了唱歌选秀的时候，这样别出心裁又贴近生活的形式肯定会让人耳目一新。对于明星也是一样，他们不可能抗拒舞蹈的魅力。
新世纪：为什么比赛以国标舞为主呢？
徐向东：任何一种舞蹈的服装都不会像国标舞这么闪亮，任何一种舞蹈的音乐也不会像国标舞这么大气。明星们都喜欢闪亮和引人注意的东西，一套很美的衣服放在那里，他们不可能不喜欢。
新世纪：这个节目会继续办下去吗？
徐向东：应该说不会。我觉得这种形式一次就够了，大家以前看够了平民选手PK，明星PK也会看够的，主要是没办法找出更吸引人的形式了。就算要办也只能办明星唱歌的比赛了，就像现在上海地方台播的《绝代双骄》那样，但我们也没考虑好明星比赛大家看腻之后还能做怎样的节目。
流变
舞蹈记忆
现代舞蹈真正走入民间并形成一个以跳舞为标志的群体，是20世纪初发生在上海十里洋场的事。这个叫“老克勒”的阶层是当年上海滩最风流倜傥的人物，他们也是上世纪第一批用舞蹈诠释身体语言的中国人。一位“老克勒”在公众场合抱着一个女子舞起来，在当年是会被卫道士们斥责为伤风败俗的。当然，任何一种解放都不免遇到这样那样的斥责，好在“老克勒”们在那个年代劲吹的西风下，不以为然地继续“马照跑、舞照跳”。
上海的文艺青年们踏着老克勒的足迹，把西风之舞带到了延安，为生活清苦的革命根据地带去了一股清新的风。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纷杂的舞步从来没有停止过，已然成为革命前辈们追忆似水年华时不可或缺的画面。
最癫狂的“文革”十年，舞蹈演变为另一种忠实的身体语言。集体狂欢般的忠字舞更是一种虔诚的表达，人们要用身体表达语言无法涵盖的无限忠心。作为中国人身体语言的独特样本，它记录了真实的历史。
冰冻的大地开始融化，一群特殊的年轻人在特殊的地点悄然无声地成为舞的先行者。上世纪70年代，在那些有特殊意味的大院里，紧闭的窗帘、昏暗的灯光，老式留声机下，红男绿女舞起来，那是一种先兆，预示着大院外面的中国的春天也要随之而来了。
那些为跳舞付出沉重代价的人是当年的青年先锋，今天他们已近暮年。回忆起舞出来的坎坷，也只能把所有谜底都解释为命运。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相信会有人因为跳贴面舞或迪斯科而坐牢，可没有他们付出的沉重代价，今天比比皆是的街舞或钢管舞恐怕根本没有存在的一点缝隙。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舞蹈的流变也是这样。
老克勒李九皋：
夫人是我终身舞伴
这对耄耋之年的伉俪是上海市雁荡路上的一道风景：每天下午5点准时到达位于自己家附近的洁而精川菜馆用餐，6点45分离开，回家看新闻联播。
91岁的李九皋老人和他96岁的夫人陈素仁，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断了十多年），保持着每天这样用晚餐的习惯。在他们家，凡事形成习惯，都会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下去。他们居住的“上海别墅”在20世纪30年代住过一位后来很有名的女伶蓝苹，不同的是，蓝苹与唐纳租住的是一个楼梯拐弯处一个带角的亭子间。
李九皋与夫人共舞，是从1936年开始的，一直坚持到1952年。那以后，不是他们不想跳，而是他们不能跳了。这对舞林高手告别舞厅，出于一项全国性的规定：营业性舞厅一律取缔，家庭舞会原则上禁止。
英文名字Teddy
Li的李九皋认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Susan（中文名陈素仁）时，是上海第二大规模的外国电台——加拿大的XQHA电台Voice of Service 700KC频道的英语主播。1936年日本人打进上海，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开的公司陆续撤离。这一年电台离开了中国，22岁的Teddy Li自己开了一家公司经营美棉的进出口贸易。当时谈生意都是在舞厅里进行，既可以谈生意上的事，又可以请客商跳舞。和别人在舞厅里谈买卖不同的是，Teddy Li招待客商时，总是偕夫人同往。
出身上流社会的Susan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时尚女性。1936年她27岁，是上海飞行社第一批仅有的两名女飞行员中的一员。如果不是为了1937年1月衡山路国际礼拜堂的婚礼，陈素仁小姐不会放弃已考取的奥克兰美国波音航空学校。
放弃美国，因为她是李九皋最默契的舞伴，是他的未婚妻。她承认，只有与李九皋拍档时，才能发挥到最佳水平。在他们还未成婚时，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舞会使他们度过了所有周末，至今李九皋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些场所：百乐门，是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有时候他们还会去西乐士、爱埃令参加舞会。无论在哪里，绅士李九皋有两个原则，一是同终生舞伴Susan从第一支曲子跳到最后一支曲子。
沪上敌伪当道时，娱乐活动中既没有了好莱坞电影，也没有好的国产影片——好的明星有些到大后方去了，有些不愿为日本人涂脂抹粉。而电台里以往的英美短波也被封锁，唯一的消遣就是跳舞了。上海沦为孤岛时期，有时李九皋夫妇跳完舞想回家了，正碰上日军戒严或宵禁，干脆折回头，跳个通宵达旦，待到街上解除戒严再回家。
这个阶层的休闲一直过到1949年5月出现了转机，上海市市区解放的第三个夜晚，他与夫人到百乐门跳舞时，不再与人讨论商务，而是研究讨论陈毅市长签发的公告。
李九皋说，在百乐门这些地方，他们最喜欢跳的是华尔兹、狐步和探戈，他们深爱这些表演舞。每周跳一到两次，周末跳通宵，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16年。1952年禁舞前夕，他们在大都会跳了最后一夜，那夜舞会的终曲为《最后的华尔兹》，李九皋专门为夫人点了法国情歌《玫瑰人生》，这支曲子见证了他们相识相恋相伴的全程。
改革开放以后，“文革”时被投入冤狱的李九皋以教授身份退休回到上海，上海当年最红的百乐门又开始霓虹闪烁，许多被称为老克勒（Old Class）的老人，依旧保持着他们年轻时的生活方式，跳舞是最重要的标志。
不同于这些老克勒们，李九皋夫妇自1952年以来，再也没有踏进过这些地方。李九皋说，那些地方都变了，再也不是原来的氛围，乐曲的演奏也不似从前，最主要的还是，现在舞池里不再有他们熟悉的身影。
除了告别舞池，91岁的李九皋还是很完整地保留了一些习惯，每天早上到老城隍庙吃早茶。每晚两位“与子偕老”的伉俪会“执子之手”，到他们居所旁边用餐，等待他们的是第二根圆柱旁边的一张桌子和一份《新民晚报》。
他们看新闻联播，听英美德等国的新闻播音，了解国内外大事。
李九皋，每两周还要上一次班。他目前仍是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高级顾问。
TIPS上海老克勒
老克勒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代表了中国最早也是最精致的小资趣味。“克勒”是英文“CLASS”的音译，意指一种格调，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上海摩登青年一直引以为豪的“绅士精神”和“淑女风度”。老克勒擅长跳舞，无论是交际舞、爵士舞、恰恰、伦巴、踢踏舞，都十分在行。他们对舞会的音乐、服装和参加者的身份十分看重。一般在家庭举办私人舞会，就算去舞厅，往往也会包场。
全民忠字舞
“那是一个全民皆舞的时代。”提到忠字舞，北京市劲松文体协会会长何美龙这样感叹。
从22岁经历“文革”起，她就和这种舞蹈形式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候，我们这些爱好文艺的青年，为了避开‘革命’，都选择了去农村、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方式，而宣传队唯一的节目就是忠字歌和忠字舞。”
在“文革”初期那样一个缺乏文艺活动的时段，唱忠字歌、跳忠字舞的意义不仅仅是宣传，也成为点缀人们生活的方式。
每当有最新指示传来，都会有自发组成的作曲团体为其谱好曲子。曲子在广播里播出来后，很多像她一样的文艺爱好者会根据乐曲的节拍编成舞蹈，组织大家跳忠字舞。当然，忠字舞最普遍的配乐还是有关领袖的颂歌。
在她看来，这种源于蒙古“安代”舞的舞蹈虽然简单和略显僵硬，但由于与一种亢奋的时代精神相契合，使得忠字舞有了不可思议的吸引力。
何美龙说，几年前的一个机缘，她曾在新世界商场的舞台上跳过一小段忠字舞，居然令在场的很多同龄人热泪纵横，纷纷在台下跟着她一起跳。这也促使她应一个出版社的邀请，录制了一盘《忠字舞：红太阳系列舞蹈》的VCD，空闲时她也会组织老人重跳经过改进的忠字舞，一起缅怀当年的青春。
天安门广场舞起来
摄影家李振盛当年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到这段历史当中的。尽管时隔整整40年，李振盛还能清晰地记起当年天安门广场大跳忠字舞的情景。1966年10月初，他作为摄影记者，跟随黑龙(blog)江省大专院校参加革命串联的红卫兵来到北京，采访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
10月17日晚，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毛主席将在第二天接见红卫兵。“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激发出红卫兵大跳忠字舞的高潮，”李振盛对《新世纪》周刊说，“从那一刻开始，许多红卫兵汇聚到天安门前。整个广场陷入一种狂热状态，大家通宵达旦地跳起忠字舞，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他们一边跳还一边高唱，‘忠于革命，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是敢说党不好，坚决叫他见阎王！’”后来，他在国外办摄影展时，国外的人见到这些夜间大跳忠字舞的照片，都很惊讶，开玩笑说舞姿很像“迪斯科”，他回答说，那就叫“文革迪斯科”吧。
“那时的广场上总是人山人海，歌声如潮。各地来京参加串联的宣传队，都要来这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会圈出一块不大的‘舞台’开始表演，整个天安门广场能见到地砖的地方，只剩下一个个空出来的圆圈。男女红卫兵宣传队员一律身穿清一色的草绿色军装，女红卫兵们或扎着两支齐刷刷的小短辫，或梳着甩向脑后的歪把儿小辫，这是当时最时尚的‘红卫兵发式’。伴奏的乐队往往只有一支短笛、一把二胡、一只口琴，如果能有一架手风琴就算是高档乐队了。”
直到现在，李振盛还在不断地追踪采访当年拍摄的老照片中的主人公，大家聊起以前在广场上的经历，还会忍不住感慨连连。
5岁的“积极分子”
“文革”10年间，李振盛拍摄了将近10万张照片，其中以各种形式大跳忠字舞、高唱忠字歌的题材，占到将近十分之一。在他拍摄的这些照片中，有一张《跳忠字舞的小女孩》很特别。后来很多人跟他谈起忠字舞，都会提到这个因为当年的一张照片而被全国很多人认识的明星：康文杰。
1968年，康文杰5岁，那时她在黑龙江省德都县武装部的宣传队（实际相当于托儿所），性格活泼，能歌善舞，老师教的忠字歌和忠字舞，她一学就会，而且比其他孩子跳得好。当年4月，黑龙江省召开第二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德都县为了树立一个年龄最小的典型，选中了康文杰。
在康文杰本人的印象里，作报告的场景已经不是很清晰了。“只记得他们当时嘱咐了我很多东西，为了避免我记不住，他们画了一张图画让我拿在手里。”她对《新世纪》周刊回忆，“那张图画上有一个扎小辫的小女孩表示是我，小女孩头上有个红太阳表示我梦见了毛主席。”但在李振盛的记忆里，“康文杰现在所说的那张图画，其实是当时《黑龙江日报》上发表的一张《我梦见了毛主席》的素描。她当年讲用时拿着的那张纸上画有一扇门，门下画着一个顶着门梁的人，表示她梦到了身材高大的毛主席来到她家里……”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年仅5岁的她拿着这张图画，一板一眼地在全省两千多名代表面前作了“生动报告”。
那张令她闻名全国的照片是4月28日在这次大会闭幕式上拍摄的。“闭幕式是在哈尔滨体育场举行的，那时候更名叫‘红卫兵广场’。当时，两千多名代表坐在主席台两侧的看台上，其余的看台和体育场中央场地则坐满了来自哈尔滨各界的三十多万‘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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