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觉醒
在“文革”结束之前，文学中没有身体，只有被意识形态所左右的大写的“人”。
王安忆是当代作家中较早的身体觉醒的写作者。80年代中期，王安忆发表了《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小鲍庄》、《岗上的世纪》等多部作品。这些作品基本已摆脱了政
治性的写作，把笔触落在了“人”身上，而小说中的“人”也不再是时代符号式的人物，回归了活生生的人，被欲望所俘获的身体在文学作品中再次生动起来。《小城之恋》中，两位男女主人公恰是年轻的舞蹈演员。处于青春期的青年男女在耳鬓厮摩的肢体训练中，身体的本能欲望势必无法阻挡。在王安忆的这几部作品中，身体终于挣脱时代、挣脱思想的禁锢而独立强大地存在。所以，王安忆的这一系列作品在8
0年代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议，王安忆的创作也被贴上女性主义写作的标签。
王安忆的写作无疑在80年代首先打破了身体的禁忌。之后，“身体”这一被叙事文本抛弃已久的元素又逐渐被正视。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等作品中，“身体”已是构成作品的重要元素之一。女性圆满阴柔的躯体之美以及充满爆发力的原始欲望在这些作品中被大肆地渲染。身体已经成为负载生命的所在——这一天生的然而却被长期遮蔽的事实，又重新被莫言找了回来。当《丰乳肥臀》发表后，不可避免地又再次遭到多方的非议。
另一位在文学中打破身体禁忌的则是生前鲜为人知、死后却声名鹊起的王小波。王小波的代表作品《黄金时代》、《红拂夜奔》、《万寿寺》等，则把肉身的欲望集中地放大了。《红拂夜奔》中李靖拖着硕大的生殖器在长安街上无拘无束地闲逛，肉身被赋予了自由与反抗的意义。评论家张柠(blog)把王小波笔下的人物称之为“肉体的激进主义者”。的确，身体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更像是一种武器，用来抵御和反抗压抑人性的一切束缚。
90年代，陈染(blog)、林白的女性主义写作，已经把写作从时代中抽离出来，直接面对个体，而且着重描述女性个体的生命体悟。她们把身体欲望和内心细腻的感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完成了女性对自身身体及欲望的私密探索。
而贾平凹的《废都》在1993年发表后，则在社会上激起了轩然大波。“此处删去多少字”这种故意为之的留白让评论家和读者都大受刺激。身体与性被有意重点地强调出来，套用卫道士所惯用的意淫手法，狠狠地了人们一个耳光。也因为如此，这部作品也一度成为禁书。
21世纪的身体写作
2000年前后，1970年以后出生的女作家卫慧(blog)、棉棉(blog)分别推出了《上海宝贝》、《糖》，发出了21世纪的身体尖叫。评论家们把“身体写作”这个直白的标签贴在了这两位“美女作家”身上。
显然，批评家认为“身体写作”不仅摒弃了最后的遮羞布，而且还用身体代替了头脑。实际上，新世纪以来，身体在文学中出现了灵与肉的分离，身体更像是摆脱了灵魂的躯体，在城市中寻求感官的刺激。而此时，身体更像是作为一种可供销售的商品而存在。
“身体写作”比任何以往的叙事文本更加凸显身体的重要性。而正是这种“过于”强调身体的做法导致了争议。当然，也有人对“身体写作”给予了慷慨的肯定。王朔曾这样评价棉棉：“一个女子，年轻女子，有一副好身子，自己又深知这身子的好处，娓娓道来，这是顺天理得民心的事儿，依我之见，也是小说有必要存在下去的理由”。
而无论是褒是贬，身体在21世纪已经不被遮遮掩掩，完全可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也是在2000年，一个自称为“下半身写作”的诗歌团体出现在诗坛中。“下半身”比“身体写作”更加绝对，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了下半身，而实际上，强调的就是生殖器官。“下半身”主张的“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第一次毫不掩饰地把“身体”推到至上的位置。
文学中的身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推崇备至。而身体，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文学领域中，迅速地被商业势力所利用。正如文化批评家张柠所指出的那样：“市场、商业文化、时尚符号体系，就这样联手把‘叙事异端’剿灭了。”
沈浩波： 我的诗歌
刺穿你的身体
沈浩波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口若悬河，说到激动处，各种手势就来助兴。他说：“你看，我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的人。不可能我写诗的时候是那样的，而平时是这样的。我的身体决定了我的诗歌是什么样的。”
沈浩波，“下半身诗歌社团”发起人，2000年，他喊出了被认为是最极端的流氓主义宣言——“下半身万岁，万岁，万万岁”。
新世纪：在2000年前后，出现了卫慧、棉棉的“身体写作”，你们的“下半身诗歌社团”也成立了。在文学领域中，“身体”被强调了出来。
沈浩波：在文学中，并不是你写到了身体，你就是有“身体”，也可能是塑料的身体，是可复制的。当年卫慧的《上海宝贝》写到了身体，但那是个假身体，是脱光了还要戴上名牌的身体，是以法国香水为标志的身体。其中重要的是，有来自身体里的欲望，所以是肤浅的饥饿的欲望成全了这部小说。但其中的文学的身体性是非常肤浅的。棉棉的小说比她要好一点，有撕裂的疼痛感，这个身体更有力量。
诗歌是文学身体性的最好载体。每首诗就是一个身体，而每个身体跟诗人都是相通的。好的诗歌创作需要有好的身体在其中，诗人一辈子是用诗歌把整个生命又重新活了一遍。当读者读到你的诗时，他能感受到诗人的身体和生命，或者说是生命所附着的身体。他很快能感受到你是个怎样的人，是个野蛮的人，是个有力量的人，是个温柔的人，是个宽厚的人。
最好的诗歌是无所遮蔽的，是把衣服脱掉的，而不好的诗歌是浑身裹满修辞和语言的花样。很多人没有把衣服脱掉的自信，因为他的诗歌身体是不健全的。就像一个蹩脚的舞蹈演员，要依靠华丽的衣服，而好的舞蹈演员穿什么都一样。
新世纪：为什么是“下半身”，身体应该是完整的。
沈浩波：下半身的“下”是形而下，不是指身体的下半部分，强调的是向下。我们在表达任何东(blog)西时，如果凌空高蹈，是很无力的，因为没有具体的附着物。只有依托在身体之上，在生命现场，行而上的东西才能变得有力量。而向下和身体是一致的。“向下”还有一个意思是去掉那些虚伪的崇高，这个世界不存在崇高，也不存在崇低。
新世纪：“下半身”似乎让很多人难以接受。
沈浩波：“下半身”的出现，具有强烈的身体侵略性，所以带来了很大的反响和人们的强烈的愤怒。“下半身”是文学身体性的一次爆炸。我们的诗歌都很粗鲁，很直接，每首诗歌亮在读者面前时，都是一具很坚硬的身体，是带有侵略性的，有时甚至是带有性的侵略性的，使人有被强奸的感觉，这就是来自诗歌强烈的身体性。我的诗歌刺穿了你的身体，那是因为你的身体不够强壮。
比如说，我的那首《一把好乳》，很多人都受不了。但我并不是要挑衅你们啊，那只是我在我生命的一瞬间看到了，感受到了，所以我那么写了，而且是用一种充满身体感的语言写出来了。“一把好乳”这四个字就充满了身体感和爆发力。
新世纪：你是认为之前的文学作品缺乏身体性，因此提出“下半身”？
沈浩波：文学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身体性显得非常重要。以前，身体性在文学中是缺乏的，但不是没有。比如《诗经》就是彝族人在跳舞，充满了身体性，李白的诗也非常具有身体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当代文学有身体的很少，王小波的小说虽然也写性，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智慧，没有身体的快感。这个时代的文学不好，就是因为没有身体性。现在，身体性在文学中更加清晰了，成为我们一种自觉的追求。
新世纪：实际上“下半身”强调的是生殖器，是性。
沈浩波：我个人的作品是充满性的意味的。我20多岁时，满脑子想的可不就是性嘛，这是青春期的写作特点。性是最本能的身体需求。当然这不代表只有性才是身体。比如我写的认可度最高的《文楼村纪事》，写的是艾滋病人，同样也充满了身体性。每句话都充满了直接的粗糙的生命感受。而我认为文学的身体性在这个时代是最高级的，因为是最真实最纯粹的生命。
新世纪：当时提“下半身”，是想对抗什么？
沈浩波：当时是有对抗的意思。因为当时的诗歌主流是学院派的，华美，带有很多修辞，强调技术，我认为是苍白的，没有生命的。所以我们强调有生命的身体。哪怕我死了一万年，你读我的诗，也能看到我的身体，感受到我的身体状态，活生生的，有血有肉，大汗淋漓的。
新世纪：“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应该怎么理解？
沈浩波：写诗和写小说不一样。写诗和做爱一样，是一种生命的爆发。每写完一首诗就像是在身体里开了一扇小门，里面有火光。写完了一辈子，你的身体就是一座教堂，里面有钟声，咚咚咚，充满生命的仪式感。灵即是肉，肉即是灵。
新世纪：你认为“身体”是当代诗歌的出路，是唯一的出路？
沈浩波：我觉得是。诗歌天然地具有身体感。分行的，多像身体。
新世纪：不少人批评你的诗歌是耍流氓，是色情，你怎么反驳？
沈浩波：不用反驳，你说我是耍流氓，那我就耍流氓了，怎么着吧？你也可以用你的诗歌来侵犯我。
镜头里的中国人体
上世纪初，刘海粟、徐悲鸿所在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因选用人体模特和展出人体素描，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同样也是在上世纪初，在发起五四运动的1919年，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吴辑熙、黄坚三人说服了一个人力车夫的妻子做人体摄影模特，拍下了中国第一张人体摄影作品。
因为文化的差异性，古希腊时期就已司空见惯的人体艺术在20世纪初的中国却犹如洪水猛兽。当女画家潘玉良对着镜子画下裸体的自己时，多少人骂她无耻。在中国的绘画史上，除了被隐秘收藏不可登大雅之堂的春宫画外，裸露的人体从来不是艺术的表现对象。
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技术，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诞生了。而我国接触到摄影技术是在清朝末年。当年的慈禧老佛爷被这种“摄人魂魄”的东西吓了一大跳。在摄影技术诞生后不久，热爱人体艺术的西方人就让活色生香的人体走进镜头，创造了一种更具真实性的新艺术。
在1919年北京大学三教授拍摄第一张人体摄影作品时，北京大学举行了一个摄影展览。1930年在上海，一位叫郎静山的摄影家出版了《人体摄影集》，同时他的人体摄影作品还在国际摄影沙龙中展出，这应该算是中国人体摄影作品第一次为世界所知。与郎静山一起被称为“南郎北张”的张印泉也是中国人体摄影的先行者。他的《力挽狂澜》以裸体的船工为拍摄对象，展现了低层劳动者的生活。在当时，拥有照相机的人本已是寥寥无几，而拍摄人体的摄影师则更是屈指可数，他们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人体摄影的勇敢实践者。
1949年后，人体摄影在中国基本上被禁止。当时连美术院校的人体素描课程的开设也需要有最高领导人的书面指示。美术创作中的人体艺术基本上属于禁区，人体摄影更是不可接近的雷区。而在“文革”中，“人体”则会带来牢狱之灾，关乎性命。
即使是“文革”结束已近十年的80年代末，人们依然谈“人体”色变。一位叫秋平的摄影爱好者以自己的妻子为模特拍摄了一张少妇对镜梳妆的人体作品，准备参加“国际和平青年摄影大赛”。可是当他把照片拿到冲印店冲洗后，冲印店却把照片交给了公安局。为此，他被要求做深刻的书面检查。
而秋平的遭遇并不算是最糟的。在他之前，已有人因为拍摄人体照片而身陷囹圄。面对如此的环境，一些摄影家不得不用迂回战术来试图突破被禁锢的领域。他们先从儿童裸体开始试探，然后转向表现母爱题材，比如成宇秋的《人之初》；接着是劳动中的男性，比如肖萱安的《纤夫》；最后，逐渐接近女性人体，比如陈勇鹏的《人的历史》。这可真是难为了那些摄影家们。可见在整个80年代，人体摄影的发展是如何的小心翼翼和举步维艰。
1988年，一个被命名为《艰巨历程》的大型摄影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此摄影展被视为新中国成立4
0年来摄影事业的回顾与见证。以全裸女性为表现对象的《人的历史》在摄影展上显得尤其惹眼，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这是中国摄影史上一次巨大的突破，全裸的女性人体第一次在官方的摄影展中，堂而皇之地与公众见面。
同年，在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中，一幅表现女性唯美身体的作品《太阳与人》一举夺魁。这表明，摄影家们已突围成功，打破了人体摄影被严密封锁的状况。
同年，北京、上海两地举行了《首届中国油画人体大展》，使人体艺术成为大众文化中的话题。
也就在这一年，中国出版界掀起了人体摄影热，推出了各种人体摄影作品选，一场人体摄影大普及迅速地展开了。一时间，书店中充斥着各种良莠不齐的人体摄影选集。单单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世界人体摄影》前后就印刷了8万册，出现了排队抢购的空前盛况。
人体摄影似乎在不同寻常的1988年，突然走向前台，享受到了温暖的阳光，而实际上这正是摄影家们不断碰壁又不断坚持的结果。
而进入90年代，人体摄影在打破坚冰之后，走向更深入更活跃的探索，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不过虽然已经历了近百年人体艺术的探索，来自民间的争议却将仍然继续下去。
汤加丽(blog)：引爆身体“原子弹”
眼前的汤加丽年轻美丽，但却不是让人惊艳的那种，显得有些纤细和柔弱。但就是这样一位“弱女子”引爆了那场关于人体摄影的巨大讨论。
“不要脸，无耻，肮脏，坏女人，什么难听的都被骂了。”回首当年，汤加丽似乎仍然心有余悸。在2001年，汤加丽的身体像一枚投向人群的炸弹，引发了一场骚乱。在那一年，刚刚二十出头的汤加丽推出了第一本人体写真集《汤加丽人体艺术写真》。之后，她的生活变得热闹、痛苦、不可控制。
“写真是拍给自己的”
汤加丽从小学习中国古典舞，她说，跳舞的人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感知和认识。因为，每天在舞蹈训练中，她都要面对镜子审视自己。“跳舞，让我觉得身体是可以支配、可以掌握、可以塑造的。”舞蹈中的身体，有一种惊人的魔力。“舞蹈给我一种底气，在舞蹈中，我充满自信，而在平时，我就可能会丧失那种自信。”悲伤的时候随着音乐，跟着情绪，跳上一段后，就能得到解脱。
《汤加丽人体艺术写真》的出版，无疑是汤加丽的人生转折点。“当初，我拍摄人体写真时，根本就没想到要出版，纯粹是拍给自己的，青春不留白，想给自己留一个纪念。”出乎意料，汤加丽强调自己其实是个很传统的人，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开放。
第一次拍摄写真是在一间空旷的大屋子里。只有三个人：汤加丽、摄影师和化妆师。与汤加丽合作的第一位摄影师是男性。“当时，屋子里放着音乐，我挺紧张的，有点放不开，不太敢面对摄影师。后来，我渐渐习惯了周围的环境，我面对镜头时，就想象自己是在面对镜子，慢慢进入状态。”拍摄中，汤加丽的心情复杂难以表述：有些羞涩，有些胆怯，又有些好奇。
“照片出来后，我呆住了，第一个反应是：这是我吗？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审视过自己。”经过几个月的拍摄，图片已经累积到了可出本写真集的分量了，也有人想为她策划出一本写真集。为了能够自己掌握写真集的质量，汤加丽决定亲自去寻找出版社。“我找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这是个非常严肃的出版社，是中国最权威的美术出版社。我是很严肃地在做这件事情。我不是为了赚钱，如果真为了发行量，为了赚钱，那我应该去找更大胆更市场的书商。”
出版工作很顺利，因为出版人体写真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80年代也曾出现过人体写真集的出版热潮。出完书后，汤加丽回老家呆了两个月，其间风平浪静，什么事情也没有，家里人也不知道她出版了写真集。“我原本也没想过会有什么反响，因为当时市面上的写真集有不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舞蹈演员，有何德何能去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呢？当然也曾想过，在业内可能会引起一些反应。我本以为自己只是扔出了一颗手榴弹，但没想到却变成了原子弹。”汤加丽说。
几个月后，汤加丽的名字出现在了各种各样的报纸、网站、电视上，她被冠予了“中国人体写真第一人”称号。批评和谩骂之声充斥在周围。
“曾经想到过死”
“听到那么多骂声，我觉得很委屈，一开始就想站出来解释，想告诉别人，我不是那样的女人。那一个星期之内，我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接受媒体采访。但是没有用，我的话常常被曲解。然后我就什么也不想说了，可是，即使我不说了，各种非议还是依旧存在。事态已经不受我的控制了。”
“最痛苦的时候，我曾经想到一死了之。”回忆起那段痛苦的时光，汤加丽似乎仍隐隐作痛。因为这本写真集，汤加丽在歌舞团的工作也弄丢了。由于压力太大，她还去咨询过心理医生。
“这件事情让我体会到，在中国，每个人的身体并不完全是属于自己的，还属于家庭，甚至还属于社会。”《汤加丽人体写真集》也因为社会上引发的那场巨大争论而大卖。首印5000本，后来又加印了5万多本。
又一颗炸弹
两年后，汤加丽又投掷了一颗炸弹，她的第二本写真集出版了。
这次是汤加丽有意为之，是处在低谷状态的一种反抗。“我始终觉得我没有错，所以我出了第二本。我就是想告诉别人，我没有做错。这也是对社会舆论的一种抗议。”
这一次，摄影师换成了女摄影家石松。汤加丽是个敏感的人，体会到了和不同性别摄影师合作的细微差异。“和女摄影师更好沟通，合作起来也更放松，而女摄影师的拍摄更注重身体本身，更细腻，更包容，而且在造型上甚至更加大胆。而男性摄影师会有一种性的回避。”
在汤加丽自己看来，第一本写真集更强调动态，更具张力，更强调肢体的语言，更强调艺术设计。而第二本则更加柔美，更女性化，更生活化，更注重身体本身。
在整个事件中，很少有人用平常的心态来对待汤加丽。“有人骂我骂得很狠，把我踩在脚底下。而有人却把我捧到天上去，说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铲除了旧的思想观念，是女权主义。也有很多人开玩笑跟我说，你嫁不出去了。”其实，汤加丽则更期待人们有一颗平常心。
“每个人的身体是独一无二的，包括孪生姐妹都不一样。所以我的身体是我的。而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其自然的变化，衰老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要享受每一个阶段。人体摄影，首先表现的是人体，而摄影在记录人体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人’，表现了人内心的东西。”在出版过两本人体写真集后，汤加丽对“身体”、对“人体摄影”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身体的悖论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2005年著有《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一书，从身体的角度阐释了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作“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
新世纪：您的研究是从身体切入的?
杨念群：我不是做医疗史本身，我是看医疗进入中国之后，其实关心的是一个现代政治的问题。它怎样改变了中国人的政治观、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对周边世界的看法。我考虑的是中国人最切身的身体变化之后，所以从身体政治谈起。
有位人类学家朋友谈起，西医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不是坚船利炮，对中国人的身体加以改变，才是最大的影响。从华佗之后，中医外科几乎消失了。切开中国人身体对中国人个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在耶鲁大学访学时，看到30多幅油画，一看都是很令人震惊的病人，有的瘤子和一个人的身体一样大，还有一部分表现的是切了瘤子之后的中国人是怎么样的。通过中国人身体的改变，让人看到一个人从病态变成一个新生体。
新世纪：新生的过程使中国人开始逐渐接受西方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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