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舞林大会》 舞不可拒身体的盛宴(5)

　　杨念群：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政治干预的过程。中国人观念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能改变的。现在把你的身体改变了，使你更健康。传教士在这个图画中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身体是可以改变的，虽然你受之祖先父母，但是你病态。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界线。以前是不允许被改变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中医讲究养，把它养大，人死不了，只要不破毁它的外形，其实它内部的东西已经溃烂了。病态的东西切离你的身体，后现代的说法是他者。原来的瘤子是他者，他者离你而去，一个健康新生的人留下来了，那就是你。

　　新世纪：在《再造“病人”》中有一段话很有意味：“村民生病，先求‘香头’，也就是巫医，不得已才请中医，最后才请西医，常有延误不治者。这是因为‘仙方’较之大夫看病要便宜得多。”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前面递进关系似乎是说，村民还是相信西医的，后面的总结是说，西医收费最高，所以求医者少。

　　杨念群：我觉得医患关系不是简单的信仰问题，而是效果问题。有时是一种心理的不舒服或者很难把握的状态不好。西方可以通过牧师告解，也就是心理医生。在中国历史上，承担这种责任的就是巫医。我2

　　002年在秦岭调查时专门调查过一位“黄大仙”，她是一位对人性了解至深的中年妇女，非常机敏，能看明白来者复杂的心理和周围的人际关系。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人际网络里的关系。

　　新世纪：她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尤其是乡里乡亲具有地缘关系的人。

　　杨念群：你不能把她看成一个医生，只能把她看成一个方地上解决你生活问题的顾问，我感觉黄大仙们不会消失，以后还会更兴盛。西医承担不了这些。赤脚医生转为乡村医生后，变得如狼似虎，也承担不了这些。

　　新世纪：您的书名不是叫“制造病人”而叫《再造“病人”》，给人的感觉仿佛中国人的身体在历史中被反复蹂躏，这些身体不止一次地被定义为“病人”。你是不是觉得历史也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杨念群：是，我觉得是。比如我们本来不认为缠足是病而是美，他们不断地制造，反复把这些与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封建的伦理关系挂上钩以后，小脚就成了一个象征，代表着旧社会和不健全的人格。

　　新世纪：缠足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从天足到金莲，已经制造了一次“病残美”，西方人又把这种“美”当成了社会病。像康有为、梁启超所说，一半人小脚怎么打仗？

　　杨念群：对，东亚病夫的概念由身体延续到群体，再延续到国家，以前没有国家的概念，梁启超说我们没有国民性，我们应该培养有国家意识的民众，原来只有皇上、天下的概念。缠足被当成“病”以后，它由“美”变成了对身体的破坏，身体的破坏和残缺导致没法打仗。因此，民族又变成残缺的民族。

　　这套话语制造出来，就是对“病人”进行不同和不断的定义，不仅是人个体的问题，同时也隐喻了中国人在旧社会是如何成为病态的。另一个隐喻是这种欺压使中国人成了“东亚病夫”。还有一个隐喻是，西方文化进来了，改变的过程使病人摆脱了东亚病夫的状态，变成一个新人，但同时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同时又是一个重新变为“病人”的状态，因为我们重新跌入不自信了。我们传统文化中不是病的部分也被当成病了。对西方的迷信，对科学的迷信，对科学主义的迷信等。这也是一个悖论，当我们在西方影响下，成为一个健康人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又重新生病了。用句时髦话，叫“自我认同”越来越困难了。

　　身体的“三化”时代

　　“舞林大会”火了。

　　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不火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拥有高度的身体自我意识的今天，按照一个既定的美的标准来展示自己，已经为高度自我意识的人们所鄙夷，这样一个新的身体展示舞台兴起正是人们所需。

　　中国人曾经长期对自己的身体视而不见。佛教有一个关于如何洗浴的复杂过程，在逐步走到深水的过程中，把衣袍逐步卷起来，使自己始终看不到自己的身体，以免受到诱惑。这种意识在中国根深蒂固。在1923年，从法国

　　在辛亥革命后，对身体的自我意识启蒙完成后，中国人在很长时间内仍然羞涩地遮掩自我的身体意识。对身体不能光明正大地注视，导致许多可以明目张胆地偷窥身体的产业流行一时，比如体育、

　　尽管电视转播更加清晰，许多人仍然喜欢到足球比赛现场，在那里能感受到冲天的肢体热浪。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足球比赛曾经像古典音乐会一样冷静，组织者总是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观众对双方进球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曾经令外国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而很多人为此相当骄傲，认为此“礼节”是国民素质之一种。但很快随着门票变成自己买，观众掌控了肢体的摇摆权。在许多类似的聚众场合，中国人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许多看似粗糙但能提供肢体宣泄而又不会被人认为“有病”的新事物迅速流行，霹雳舞、摇滚乐迅速像健身操一样在8

　　0年代迅速火起来，选美也变成一项一窝蜂的事业。

　　二十年来，在通过对时尚的一系列改造以获得身体外观包装的个人特征后，中国终于迈入身体的私有化时代，“我的身体我做主”，对身体的个性装饰和个性表达，令这个时代喧哗不已。一位游学欧洲一圈回来后正好赶上芙蓉姐姐出名的博士，对此乱象欣喜不已：“欧洲就像走时准确的钟表，在那里哪有个性化，还是我们的国度好，什么现象都能并存。”

　　商利的驱使，让身体从自我解放走向商业化的道路，模特职业很快在80年代成为一个流行职业，然后“美女经济”成为一个流行词汇。今天，生活中充满了太多的身体符号，杂志封面上的女郎窈窕妩媚，电视广告里的模特身材火辣，小说和诗歌的“身体化写作”从个别的实验变成一窝蜂，甚至演变成极端的行为或者行为艺术。身体商业化带来的审美疲劳，催生了“审丑”时代的到来。

　　今天中国的时尚显得粗砾甚至接近于丑陋，和美的标准相去甚远，在迎来了芙蓉姐姐、后舍男孩、恶搞经典后，一些人认为，中国进入了“审丑”时代，传统的审美观受到了挑战。对于大众而言，追求精美意味着放弃了“本我”而迎合世俗，因此，丑在一个方面反而具备了个性化的特征，对丑的追逐，其实是内心的身体个性化渴望。

　　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不接受任何一种标准而展示自己，抛弃了标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的身体。而在更大的展示舞台上，那些标准比较少的、更突出个性的电视选秀节目，就成为人们的首选。从“超女”到“舞林大会”，自由的身体、不甘寂寞的身体在舞动，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跻身为主角的错觉。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舞林大会一窝蜂地兴起，而后又因为太多而被真正追求个性的人们所鄙夷抛弃，重新寻找更理想化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