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有一种电影，叫及时的电影 

　　特约撰文/史航[微博] (编剧 策划人)

　　1993年12月，刘震云在北京十里堡，写完了他的调查体小说《温故一九四二》。1996年秋天，我读到这本小说，知道了这场灾荒，知道了300万河南人的命运。我的摘抄本上，记录着那个到处奔走设立粥厂的天主教神父的一句话：“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

　　这句话给我印象太深了。

　　像人一样死去，按我这个后世俗人的理解，就是临终前还能有一口嚼的、咽的，死后还有机会被别人想起、提起。

　　钱钢先生要编中国灾荒史，把自己查到的1942年的河南旱灾，告诉了刘震云。刘震云去故乡河南走访探寻，写了这几万字的调查体小说。王朔把这个小说推荐给冯小刚[微博]。冯小刚说服了投资者，一次又一次召集了合作者，终于拍出了今年11月29日上映的一部电影。细细数着这个因果链条，少一环都不可能看到这部哀吾国亦哀吾民的电影。因为这些人的持续努力，中国电影有了一个新的类型——灾荒片。

　　以往，冯小刚导演拍摄过战争伦理片《集结号》，灾难片或灾后伦理片《唐山大地震》，现在，他拍了一部灾荒片出来，让我们观众的心，也赤地千里，也飞蝗蔽日。书本上是白纸黑字，我们可以记得或忘掉，而影院里黑洞洞的，我们凭借着一束白光，与那些注定要死得七零八落的同胞先人们，面面相觑。

　　原著小说里，讲述往事的花爪舅舅对作者很不满意，嚷了一句：“人家人都饿死了，你还要细节！”然而，只能硬着头皮去搜求细节，再现细节。这部电影的参与者，为细节付出了多少努力，报章杂志网上网下，有心人自能看到，无须在此赘言。但，还有一些近期的细节，让我难忘。

　　有人把《一九四二》的演员剧照，跟《少年派的奇幻旅程》结尾不曾道别就进入丛林的瘦骨嶙峋的老虎对比，探讨了哪一部制作更严谨的问题。如果那老虎的消瘦是生生饿出来的，而不是后期技术合成，也许这个问题还值得讨论。但，我们知道这样虐兽是不太会被允许的。所以，探讨人家是否严谨这件事，面临了自己是否严谨的问题。还有人表示自己讨厌冯小刚消费民族苦难，所以不看这个电影。可是在我心目中，刘编冯导是在消化民族苦难，让我们可以面对悲剧，可以了解悲剧的起源，这，未来会不会有助于避免类似悲剧呢？

　　温故是为了知新，片名少掉了书名里的温故二字，这是多重忌讳，而这一部观众，肯定不会是认为旧不必温，新不必知，他们只是不信任冯小刚。我多希望他们走进影院，批判性地观摩一下啊，因为我关注人家的观后感，永远关注超过人家的观前感。

　　这回，冯小刚导演真的是做到了尽力地克制。这种克制、节制让我尊重。看第一遍的时候，旁边的女孩说好像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难受。我说，那是因为所有悲惨发生的时候，演员没有声嘶力竭，他们的反应镜头没拖那么长，没那么多特写镜头，没有背景音乐来烘托，这样我们观众也就不会被太深裹挟，这样我们就能冷静点感受一切，观后也不会那么腻。虽然我也对个别镜头深感不适，比如杀猫镜头，我家里养了五只猫，这个镜头对我来说有点强烈，但读到微博上有人回家对着自己的喵星人，思忖着遇上灾荒我和你会如何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一九四二》某些程度上也有《少年派的奇幻旅程》能带来的思考吧。

　　也有些人觉得为什么不拍20年后的灾荒，别的不说，那场灾荒是不是知情者更多一些呢？知情者不够多的民族伤痛，是不是一样应该被正视和尊重呢？什么时候的灾民和死人，都不应该被分出轻重缓急或者三六九等吧。

　　想着冯小刚揣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念想，拍了那么多喜剧片之后冒险去实现的一个念想，却被质疑为有没有拍这种民族灾难片的素质和诚意，挺悲催的。他以为拍摄那么多喜剧，给人带来愉悦，这种愉悦应成为观众对他的信任土壤，让他有机会实现一点什么，却不知道人家顺便给他定了型，觉得他现在的努力是一种谮越和冒犯。

　　我在微博上刷屏，希望能多影响一个人去电影院，给冯小刚一个给你讲述《一九四二》的机会。我看到不止一个人，跟我在做同样的努力。我其实还奢望，这些观众过后还去成为读者，刘震云的原著小说和这回的电影剧本，已经结集出版，对照看看，会有收获。退而言之，那些想拍电影、想当编剧的年轻人，起码有个机会，了解一下剧本该如何诞生。一个调查体小说，人物和人物不认识，没有先天的戏剧结构和冲突，怎么改编，怎么拍？

　　其实，我对《一九四二》这部电影的最终评价，就是一部“及时的电影”。因为，再晚几年拍，会有更多的人说，我为什么要看这个？毕竟，他们离一九四二就更远了，离老东家的褴褛袍子，离星星怀里的黑猫，离花枝换下的略微囫囵的棉裤，离李培基主席的绝望眼神，离日军轰炸过后、安西满神父用来按住小女孩伤口的圣经，离拴柱为之送命的风车，就更远了。

　　当然，如果再早10年拍，李雪健可能没这么清癯动人，陈道明可能没这么炉火纯青，导演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克制是讲述悲剧时多么重要的美德。

　　就将一切理解为天意吧，理解为时光的恩惠和成全。

　　时光仍在流逝。如果你保有原先的对一个人、一个事物的看法，你可能是个幸福的人。然而，如果你去观察，去感受，最终让看法得以改变，同时不改初衷不负本心，那你可能是个幸运的人。

　　温故 历史的凝视

　　导演、作家和记者，三个人眼中那段被遗忘、漠视、扭曲的300万人苦难史。

　　导演的坚持

　　19年前，冯小刚看了好友王朔推荐给他的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小说对我触动非常大。它的核心价值，就是通过这个小说、这段历史，让我重新去想我们的民族性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从哪儿来的。”他这样说道，我们很难想象一篇历史题材的小说给事业刚刚起步的冯小刚究竟带来了什么影响，我们能从他口中得知的是，自打读完小说的那一刻起，冯小刚就下决心一定要拍这么一部电影——“这个电影一定要拍出来的重要原因，就是我也是在拍电影的过程中，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民族。”

　　冯小刚回忆，在读小说前，甚至是他本人对1942年的那场浩劫都知之甚少。小说中对历史真实的描述触动了一位导演的良知和他对历史和现实的责任感，“河南几千万人向陕西逃荒，途中几百万人饿死。这是什么概念？你可能对二战中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有一个了解，它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让很多的德国人开始反省这段历史。那我们饿死这么多人，却很少被人提起，甚至有人根本就不知道发生过这样的浩劫。”谈及《一九四二》的价值，冯小刚激动地说。

　　作家的选择

　　相比冯小刚，刘震云对《一九四二》就冷静得多。虽然在写《温故一九四二》之前，刘震云同样被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所震惊——这篇小说的源起是刘震云的好友钱钢1989年一本名叫《中国灾难史》的写作计划，钱钢告诉刘震云在1942年，河南因为旱灾死了300万人。刘震云吃惊的是：“1942年发生过这种事吗？我不知道！”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刘震云回到了河南老家，开始前期取材调查。很快，一本小说的构架像一座大楼一样拔地而起。刘震云甚至不认为《温故一九四二》是一部小说——“这本书是一个非虚构作品，换句话说，就是一部纪实作品。”在这本书中，刘震云把灾民的感受、历史的背景甚至官方的资料都汇集在了一起。而在自己的先辈们面对死亡时的态度中，刘震云发现了更深层的东西——“幽默”，灾民们面对迫切而来的死亡没有思考，没有追问，有的只是无尽的黑色幽默和自嘲，“幽默背后显出这个民族特别的悲凉……我发现了这个民族生存的秘笈，这比精神胜利法要更往前一步。”

　　对19年后的电影，刘震云的坚持依然是“真实”：“这个戏和别的戏最大的不同就是，情感永远不外露。它像寒风中的岩石一样，因为在逃荒的过程中人是麻木的，容不得你大哭大叫。”刘震云反复地强调《一九四二》背后的幽默和苦难，很显然，他从这场历史浩劫中看到了其他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是把生死的事儿当玩笑来开，生死如儿戏、如玩笑、如幽默，这就证明这个民族的历史上发生的饿死人的事儿太多了，太多的话就容易记不清。”

　　记者的良知

　　在《一九四二》中，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角色十分重要，这个人物几乎占据了影片的中心——上接蒋介石等国民党政府高层，美国外交、媒体人士；中接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和军队基层；下接真实的河南灾民，和他们一起面对饥饿和日军的轰炸。他写出的报道最后直接导致了蒋介石的赈灾——“白修德在这件事上起了很大作用，蒋介石因为看到他的文章把自己逼到一个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拿出军粮来赈灾。”谈到这个历史人物，冯小刚这么说道。

　　真实的白修德比电影中更为传奇，这位哈佛高材生在大学才开始接触中国历史，1938年，白修德来到中国，开始了自己的新闻事业、从此也结下了和中国的不解之缘。抗战刚刚开始不久，出于对法西斯的痛恨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白修德成为支持中国抗战的重要力量，在战时的陪都重庆，他游走在高层政客、军人和外交官之间，为美国各大报刊、《时代》周刊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对政府的支持让他成为战时中国土地上最出名的美国记者。

　　1942年的河南灾荒改变了白修徳的一生，在目睹了这场天灾人祸之后，白修德开始怀疑国民党的能力，他撰写了一批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持批评态度的报道，甚至远赴延安访问。回国后的白修德写出了一本几乎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书：《中国的惊雷》，从此也成为蒋介石政府中“不受欢迎的人”。

　　战后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白修徳遭到迫害，远走欧洲。直到六七十年代，白修德才在美国重操旧业，1964年，凭借《总统的诞生》，白修徳获得美国新闻最高奖——“普利策”新闻奖，中美建交之时，白修德也是第一批踏上共和国土地的美国记者。1986年，白修德在纽约去世，本来立志想成为一名历史学家的他最终成为了历史本身的一段传奇。

　　LINK 他们说《一九四二》

　　冯小刚：1942这一年，中国就是灾民

　　Q:拍摄这部电影前后，您对1942年那段历史有什么理解？《一九四二》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

　　A:1942年，给我的印象是那时候的中国非常落后、贫穷、积弱，正是抗日战争最严酷的一个阶段。在1942年这一年，下到饥寒交迫的灾民，上到国家的统治者蒋介石，都在扮演灾民的角色。灾民沿街乞讨是为了能够活下去，政府和蒋介石也在向世界列强乞讨，乞讨他们能够伸出援手。所以我觉得把它拍成电影，观众通过影片对民族发生的灾难，以及人们在灾难中的表现有一个了解，非常有意义。这个电影一定要拍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也是在拍电影的过程中，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民族。也希望观众通过电影对民族性有一个接近真实的认识，这对未来的生活很重要。

　　刘震云：连接角色和人物的是人类最深刻的感情

　　Q:从作家的角度来观察，《一九四二》这部影片有什么特点？

　　A: 这次导演的指导就是两个字：真实！真实就是不表演，这个戏和别的戏最大的不同就是，情感永远不外露。它像寒风中的岩石一样，因为在逃荒的过程中人是麻木的，容不得你大哭大叫。迟钝、麻木、漠然的状态下，你流露人性最底层的情感，这种情感在哪里？在以往的戏或者是生活中，你未必能体验到，但是这些演员做到了。

　　Q：这次参演的演员中有好莱坞的知名演员蒂姆·罗宾斯和艾德里安·布洛迪，和他们合作有什么感受？

　　A:我觉得大演员不但体现在表演上，更体现在认识上。他们跟角色发生了电影之外的人类的情感，当两个演员来了之后，我和冯导演有时候和他们一起吃饭，我听他聊天对1942年的中国、世界的格局认识得特别清楚，特别是对角色的认识。罗宾斯说这是人性最黑暗的电影，也是人性最温暖的电影。他说的温暖是中国人临死的时候，不追问，有一点自嘲，他很心疼。艾德里安·布洛迪的《细细的红线》《钢琴师》都是他特别重要的作品，都是发生在1942年，和中国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时间段，但内容非常不一样。他说我好像到达了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还是一种人类的共同情感的红线，把中国的明星和好莱坞的明星连起来了。

　　1942，在漠视中寻找“人”

　　19年时间，十几万字的剧本，半年的前期考察，2.6亿资金的投入……作为冯小刚付出心血最多的电影，《一九四二》面对的不仅仅是挑剔的观众、商业的压力、好莱坞大片的竞争，还有一位市民导演的民族良知和对历史的探寻。

　　“市民导演”的追求

　　冯小刚看到《温故一九四二》的1993年，注定不是这部影片能够诞生的年代——当年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二次启动，80年代的文学、史学爆发正趋于沉寂，成千上万的河南人正在奔向南方、奔向深圳打工，而中国电影正处于商业上的摸索时代。

　　那时的冯小刚，也仅仅是刚因和王朔、马未都共同编剧《编辑部的故事》而成名的电视工作者。在看到《温故一九四二》的前一年，冯小刚和搭档郑晓龙创作了电影剧本《大撒把》，这部获得第十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五项提名的影片可算是冯小刚电影生涯的开始。1993年对冯小刚来说，重头戏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创作。

　　19年后的今天，冯小刚已成为中国最具票房号召力的电影导演——从1997年创作的《甲方乙方》开始，一系列贺岁片的创作也让评论家将他推向“市民导演”的神坛。“有人说我的电影票房高，说我是一个电影商人，其实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显然，冯小刚自己不这么认为，冯小刚坦言：“如果我是一个商人的话，比如说我拍贺岁片、拍喜剧，票房又高、成本又低，拍摄起来又轻松，规模也不是很大，我可以一直拍这个。但是比如《一声叹息》《天下无贼》《夜宴》《集结号》《唐山大地震》，包括这次《一九四二》，这一个系列的作品其实都是自讨苦吃，每一次拍摄都要付出很大的艰辛，成本很高、拍起来很咬牙、制作的复杂程度，包括付出的体力很大，但是仍然要拍，就是因为喜欢、被这件事打动了。”

　　在漠视中寻找人性

　　回顾冯小刚的创作历程，你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公众对他“大片导演”“商业导演”认知的误差和作为一个中国导演，冯小刚身上独特的使命感。

　　可以说，无论是《大腕》里疯人院那场戏对拜金社会的讽刺、《手机》里的婚姻挣扎还是《天下无贼》里的过年回家，在冯小刚的电影里，永不缺席的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人性的表现和平民的心态。

　　2007年的《集结号》无疑是他创作上的一大突破，在工业制作水准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这部影片的内核价值更为重要——对历史、人性的探寻，以及对那些长久以来被历史、公众所漠视的人们的再发现。

　　从《集结号》《唐山大地震》再到《一九四二》，战争和灾难背后隐藏着的是整个民族对苦难的漠视，对那些被伤害的人们过去的漠视，对历史的漠视。从一支部队集体到一座城市，再到一个民族，冯小刚越来越大的“野心”背后则是一位中国导演对历史和民族性的追问，正如冯小刚所言：“我其实很没有商业头脑，拍的每一部电影都是兴趣所在。”

　　再回过头来看冯小刚刚刚开始电影事业的90年代初期，无论是看到《温故一九四二》立刻动起改编的念头，还是协助王朔拍摄未能公映的《我是你爸爸》，我们也许更能理解这位最具票房号召力的中国导演称自己“不商业”的言论和他的电影追求——文学和人性，才是这位“市民”导演的终极追求。

　　一部文学气质的电影 

　　特约撰文/韩松落  (专栏作家、影评乐评人)

　　看《一九四二》，更像是阅读，而不是观看。不是因为这部电影改编自小说，而是因为它有小说的质地。

　　《一九四二》有面有线，在大饥荒这个面上，给出两条线，一条是老东家一家人的逃荒历程，一条是政府在灾荒面前的应对。两条线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连接物，老东家和委员长、省长之间的关系，就是灾荒和饥饿。但电影很自然也很自如地在两条线中间跳跃，这种自然，是一种好小说常有的自然，作者知道自己笔下在创造一个世界，对其中的人物和事件有充分的了解，才会有这种自然。《一九四二》的电影从小说原著中收获最大的，就是这种自然，编导和原著作者能够平等对话，才能理解这种自然，并且很平实地展现出来。

　　《一九四二》中的人物和事件，有小说的模糊感。小说里的世界得以成立，借用的是读者的想象，而电影却必须得是具象的。《一九四二》却努力地把人物的形象、性格都打淡了，分配给每个人的戏剧责任、情感责任都不是很多，张国立、陈道明、李雪健、徐帆这些老戏骨们，在有的电影里常常剑拔弩张地用力，但在这个电影里，却都用力在骨子里，每个人都没有过于鲜亮过于艳丽，对他们身世性格的着墨，都是点到为止，因此给人更多想象空间。这比让每个人都鲜明具体还要难。事实上，在这样一个电影里，如果出现一两个戏份太集中的人，是不道德的，因为背后的数字是300万。

　　看到的评论里，网友“Running只是一团矛盾而已”的评价很得我心，她说“这样的题材却并没有强求眼泪的任何举动，不得不感叹，主创们的思维很干净，这年头罕有的干净”。是这种干净，成就了这部电影。很多人在没看电影之前就批评它消费民族苦难，那么，怎么就算不消费？不拍？不提？忘掉？衡量是否消费苦难的标准，是看最终受益人是电影本身还是导演本人。《一九四二》的获益者是电影本身，而不是导演的形象、情怀，它的干净，让它撇清了消费苦难的嫌疑。

　　这是一部文学的电影，而这种电影被遗忘太久了。80年代成名的导演，多数是被文学作品成就，90年代后，影人们过于自信，从自组班子编剧到自己编剧，结果我们都看到了。其实，“文学”不只是一个故事，也包括文学的韵味，包括作品扩散开后，读者的评论和传述，一本书能生存下来，最后都有点像集体创作。改编文学作品，未必就是看上了文字本身，后天加上去的那些东西，甚至更重要。

　　中国电影对苦难和人性的追寻

　　对苦难和被漠视群体的关注，对人性的追求，其实并不是冯小刚的“个人特色”，从改革开放开始，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就纷纷开始了对人性和历史的追寻：先是对个人，然后是集体，最后是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