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辑部的故事》

　　在京城闹市一隅，导演郑晓龙别具一格的独门四合小院静立其中。客厅里引人注目的，不是豪华家具或者琳琅物品，而是一张有些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中，“王启明”与“阿春”相视而坐，站在俩人中间的是同样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没错，这是20年前《北京人在纽约》的拍摄现场，中间挥斥方遒的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导演郑晓龙。

　　20年斗转星移，这个当年被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以下简称“北视中心”)众好友簇拥推崇的头儿，如今已经卸去官职，一门心思执掌导筒。让他宽心的是，他再不用为每月员工工资而绞尽脑汁，再不用头顶“消防队长”的帽子四处为鸡毛蒜皮的人事纷争做和事佬，那不是他的理想，他要做的是像巴顿一样驰骋沙场的人。眼看自己酝酿筹备了十多年的《新编辑部故事》在北京卫视得以顺利播出，郑晓龙感慨万千。

　　“我特别怀念我那破办公室，两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张床，大家每天跑过来，聊各种各样的事。”郑晓龙口中的办公室，就是被圈内人称为“大车店”的北视中心。当年，作为中国电视剧的艺术摇篮，北视中心就是由两排破旧的小平房组成，房后厕所其实是一个只有围墙没有房顶的大坑，每天散发着难忍的恶臭。可是，经过这里的人们，每天欢声笑语，豪情万丈。

　　那是一个万象更新、不计名利、理想为先的年代，时任中心副主任的郑晓龙带领手下年轻人，创造了内地影视界的多个第一：第一部长篇连续剧，第一部室内剧，第一部境外全程拍摄电视剧，第一部情景喜剧，第一部警匪剧……多年以后的郑晓龙不得不承认：“那会儿的人们毫无功利之心，相互扶持，不像现在，竞争中带有很多残酷的东西。”

　　“人家一年的经费顶我们20年！”

　　1982年，郑晓龙进入刚刚成立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作为主管生产的中心副主任，郑晓龙每天头疼的不是剧本创作，而是迟迟不见踪影的经费问题，“从北视中心成立到后来改成公司，一直都在为钱困扰。”也就是说，在中心多少年，郑晓龙就要为经费操心多少年。

　　当年，北视中心的竞争目标是中央电视台下属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以下简单“中视中心”)，上级拨款至中视中心的一年经费为1.6亿元，北视中心只有区区的600万元。对中心每个人来说，“人家一年的经费顶我们20年，人家拍的是《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些大制作，我们只能拍《渴望》《编辑部的故事》《便衣警察》这些和现实沾边的低成本电视剧，生存非常难。”

　　没钱不可怕，中心有的是人才，这是后话。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商品大量涌进中国，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不会哼“‘偷去吧，偷去吧’，新时代的东芝”这类日货广告语。恰逢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导演林汝为提议将老舍作品拿出来拍摄，刚刚大学毕业的郑晓龙出任责编，他和林汝为想法相近，就是“国耻不能忘”。

　　很多人不知道，老舍小说《茶馆》《龙须沟》《骆驼祥子》在当年广为流传，但《四世同堂》的影响力并不大，正是因为电视剧《四世同堂》的热播，才使老舍的这部小说得以在大众中成名。

　　“美国人来中国要签证？不签给他们丫的。”

　　很快，电视剧《凯旋在子夜》上马，这是一部以越南自卫反击战为背景的电视剧，平时坐在办公室里就可以指点江山的郑晓龙，这次决定亲自去老山前线“督战”，郑晓龙说：“和现在不同，那会儿我们是在完全真实的战场条件下拍摄的。”除了为还原剧情真实度外，经费再次成为最大的困扰，后来导演尤小刚在回忆这段难言之隐时叹道：“当时拍摄经费只有42万元，如果我们不到前线拍，既调不到部队，也拿不到枪。”

　　这段前线经历，倒是勾起了郑晓龙的军人梦想。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的他，看完电影《巴顿将军》后，顿生做巴顿将军的想法。

　　后来，郑晓龙、王朔、冯小刚、李晓明们坐在“大车店”的破旧办公室海阔天空，信马由缰时，那些异想天开的梦想便一个个冒了出来。“我就是巴顿将军，开着车从战场回来，警察不知道我是谁，把车拦下，说你闯红灯。我就把手套一个个摘掉，往保险杠上一扫，亮出五颗将星，说我要到司令部开会。警察当时就给我敬礼。”这段梦想最终被冯小刚写进电影《甲方乙方》，英达饰演的角色无疑是在向郑晓龙致敬。

　　每天大家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冯小刚想在万寿路装一炮楼，进出的人都要向他交买路钱，花姑娘则统统留下。王朔衣着朴素地参加盛大晚宴，被达官贵人们鄙视，公主驾到，指着王朔说：“今天请客的主人是这位先生。”所有人顿时无语。

　　到拍《北京人在纽约》，哥几个最解气的玩笑是：“赶明儿一块钱人民币换八美元，美国人来中国要签证？靠，不签给他们丫的。”

　　“导演都是‘二百五’，演员片酬更低，一集80元。”

　　《渴望》是1989年，郑晓龙和王朔、李晓明等人在蓟门饭店里侃出来的。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叫“多快好省”，没钱怎么办？郑晓龙和哥几个就想出改变电视剧拍摄的招。“拍室内剧，现场切换，同期录音，中国首创，是生产方式的变化”，郑晓龙说。

　　室内剧可以省去一半资金，但终归需要用钱，上级拨款杯水车薪。于是，第一年，中心所有片子停拍，攒下一年的经费搭建摄影棚。不够，一帮人就去拉赞助。那时，中心不知是谁搞来便宜的译制片《女奴》《诽谤》等，片子翻译好后送到各电视台，换来可怜的稿费留作拍戏经费。

　　“我们第二年才敢拍《渴望》，《渴望》总共50集，我们花了102万元，相当于两万元一集。”

　　那时，导演们给自己起了一个可笑的名字叫“二百五导演”，因为他们每集拿到的片酬只有区区250元——150元分镜头费+100元导演费，演员片酬更低，一集80元也就到头了。

　　想起那段穷酸却欢乐的旧时光，郑晓龙说：“人要有自嘲精神，有幽默感，敢跟自己开玩笑，我觉得这也是自信的表现。”

　　“对社会的讽刺只能入木三厘，不能入木三分。”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一个时髦词叫“解放思想”。《编辑部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思潮下诞生的。“当时我们没想过收视率，就是觉得有话想说，有好玩的样式想去表现。”

　　拍《编辑部的故事》首要的难题是过审查关，这也是对当时社会开放程度的极大考验，包括领导决策程度的考验。

　　“当时我们冒着很大风险，第一，冒着通不过的风险；第二，冒着很多人不一定喜欢的风险。但没关系，我们认为我们的方向是对的。”

　　剧本创作一方面要敢想，同时也要自我约束。“对社会的讽刺只能入木三厘，不能入木三分。”他们请来老局长作顾问，在政治上把关。

　　在友谊宾馆，郑晓龙召集王朔、李晓明、马未都、苏雷、朱晓平等人开始了第一轮的策划会，大家初步设定5个人物，20多个热门话题，之后，各自领命回家写剧本。几天之后，17集剧本汇总到郑晓龙手里，这一看，郑晓龙乐了。“风格完全不统一，朱晓平写的带着山西味儿，还有人写的像相声，当时我最喜欢的就是王朔写的两集。”

　　于是，王朔被确定为总编剧，大家以王朔为标本，向王朔风格靠。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戏剧性地出现了，他就是时任中心美工的冯小刚。

　　“他毛遂自荐要求来写，当时有些人不乐意，觉得他一搞美术的，来搞剧本创作，开玩笑啊！”

　　对冯小刚，郑晓龙多少是了解的。当年拍《大林莽》之前，转业后在一个工会工作的冯小刚偶然机会认识了郑晓龙，冯小刚想调到中心做美工，郑晓龙便对他说：“业务不行的话，调来你也受罪，现在有个戏在拍，你先去那儿试试，行，一切都好办。”现在回想起来，《大林莽》算是冯小刚跨入娱乐圈的最初一跳。

　　到郑晓龙写《遭遇激情》剧本时，冯小刚也很留心地跟了过来，郑晓龙写第一稿，冯小刚写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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