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鹰

　　在这个夏季，由青年作家郭敬明[微博]执导、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小时代》毫无悬念地火了。在这部电影引起的诸多争论中，有一篇题为《小时代和大时代》的文章预警式地批评说：“今天，充斥耳目的如果都是《小时代》们，或者因为票房有利可图，就无条件地纵容《小时代2》、《小时代3》的出现，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引导社会思潮，小时代、小世界、小格局遮蔽甚至替代大时代、大世界、大格局，个人或者小团体的资本运作或许成功了，但是一个时代的人文建设和传播却失控了。”

　　对上述批评，郭敬明在媒体公开以“它能激起讨论的欲望，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来回应。这就是说，一些主流媒体郑重其事、苦口婆心的批评，在善于营销的郭敬明那里，都化成了求之不得的“激起讨论的欲望”的“很了不起的事”。

　　的确如一些媒体所批评的，电影《小时代》的问题，是突出而严重的。

　　在《小时代》中，四位女大学生出身殊异，却都以时尚杂志为“人生导师”，追求名牌时装，爱恋强势帅气的男性。《小时代》让这四位女生表达这样一个共同幻想：做女人的最高梦想就是依身于一位集权势、财富和帅气为一身的“成功男人”。电影男主角、时尚杂志《ME》的主编宫洺，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男人。宫洺的首次出场是：他从豪车出来，用标准男模特的身材，秀出的是仿佛执掌秘密财富帝国的黑帮首领的气势，在他不可一世的身影背后，是前往求职的林萧为这个成功男人的“魅力”所彻底震慑的身姿。

　　因为崇拜时尚杂志《ME》，更因为被宫洺的“强势男性魅力”震服，成功求得主编周末女助理职位的林萧，为赢得这位男老板的认可，以甘受奴役的姿态倾心伺候这位以洁癖和怪戾向雇员炫示权力的老板。在林萧身上，导演让观众看到的是女性在权力和财富面前根本的卑贱，这种卑贱并没有因为美丽而改变，相反女性的美丽是被当作奴役的内容附属在女性身体上的。

　　郭敬明向媒体表示，从中学时代拼力争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开始，他就不仅抱有“出人头地”的梦想，而且非常早熟地对文学写作具有明确的商业眼光。

　　作为一个自觉而精明于商业写作的“早熟作家”，郭敬明的写作，自始至今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过度仿袭；其二，物质崇拜；其三，病态自恋。在电影《小时代》中，这三点被集中表现出来了。电影中，那个可以在“一棵树都不能移动的中心建立一座玻璃私人楼房”的《ME》杂志主编宫洺和气质非男非女、行为诡异的专栏作家周崇光，实际二位一体地表现着“郭敬明式的拜物和自恋”。

　　郭敬明本人也公开承认他的拜物和自恋，而且强调这是他写作和事业成功的主动力。电影《小时代》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正在应试助理的林萧，因陡然见到霸气凌人的年轻老板宫洺再次出现在眼前，外加高跟鞋不适，仓惶摔倒在地，这位在电影中被塑造为神一样的成功男人用君主看奴婢一样的眼神睇视趴在地上的林萧，然后以雄视天下的姿态昂然而去。这就是郭敬明塑造的成功男人形象。

　　从一个追求出人头地的文学少年，成长为一个“做大了”的文学出版商，郭敬明的视野为什么没有与他的名气和财富一起增长？

　　郭敬明不仅过早地被书商定型打造为“青春文学”畅销书作家，他自己也全身心投入文学消费市场的写作。而且，伴随市场追捧的，是文学界的权威力量对郭敬明不负责任的追捧。2006年5月，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抄袭成立，郭敬明和出版社须向被侵权作者赔偿20万元并公开道歉。但是，在郭敬明坚持“只赔偿，不道歉”的背景下，2007年9月，由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王蒙和一位活跃批评家兼北大教授联名推荐，他被中国作协隆重邀请为会员。

　　郭敬明今天能成为一个市场的“消费符号”，以他的“小时代”遮蔽“大时代”，显而易见，是由于一个缺少文学理想坚守和写作品质甄别的文坛，首先打造了这个“文学奇才”，而当下的国内文化消费市场则无度放大了这个“文学奇才”，使之成为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青春消费符号”。准确讲，是欲望放纵的消费主义和抵制教育的反智主义在20世纪末期以来的合流，打造了郭敬明式的“超级消费符号”，同时也赋予它对道义价值的“免疫力”和对文化批评的抗拒力。

　　今天，面对一切批评都被其当做营销“正能量”的“郭敬明”，应当反思的是，我们的大时代中究竟为什么会有“小时代的郭敬明”成长的土壤。其实，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社会，《小时代》这样的电影出现，是自然的，因为市场经济本身是鼓励欲望、鼓励幻想，并以之为发展动力的。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是，《小时代》为什么并不“小”，而是无限膨胀，乃至于主流媒体发出担忧“小时代遮蔽大时代”的呼声。面对郭敬明的《小时代》，真正要检讨的是，一个明摆着技艺低劣、思想丑陋的电影，为什么在这个大时代爆发出漫天“火花”。

　　批评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是治标之举；要治本，必须反思大时代对青年作者成长的文化导向之误。

　　(作者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