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红高粱》。城市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必存在的。这里不存在城市与农村的对峙与矛盾，有的是重写民族神话的狂放激情。

　　1989年，《代号“美洲豹”》。城市只是一个虚拟化的，可有可无的背景。一部土得掉渣的类型片，也许可以看作张艺谋的一次尴尬的进城记。

　　1990年，《菊豆》。张艺谋回到熟悉的农村题材。这部电影表现出导演“沉重的历史抱负和社会使命感”，生命的激情被迫置于“古老的仪式”的祭坛，农村是种需要突围的对象。城市不存在，即使是在远景。

　　1991年，《大红灯笼高高挂》。城市是个暧昧不明的远景。张艺谋继续表现出对牢笼一般的古老传统的批判，他审视那个大杂院的目光似乎是“城里人”的，理性甚至有些概念化。那种死寂、迷惘、痛苦都宛如一个细腻的“城里人”。

　　1992年，《秋菊打官司》。城市成为近景。主人公不断地从农村到城市，最后以返回农村结束。以一个天真而执着的农民的眼光打量这个城市，它是陌生然而和善的，同时，它具有很大的威力。电影里企图表现的对秩序的要求正是城市所能给予的。不过城市依然是“外人”，它所体现的秩序却恰恰破坏了主人公同时还想得到的和谐。落脚点仍然是农村。

　　1993年，《活着》。张艺谋获得评价最高的电影。讲的依然是农村的故事，所谓的城市是有特权的人居住的地方。

　　1994年，《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一个乡村少年眼中的怪异的城市。厌恶城市的老大和被城市的摇晃吓坏了的人们，来到或回到田园生活。这里的城市有着奇怪的来自乡村的腐败气息。

　　1996年，《有话好好说》。城市成为主角，张艺谋的真正进城之作，其中的荒诞感其实颇具城市味道。然而却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这部电影并不成功，张艺谋不合适拍城市题材。张艺谋自己对这部电影也评价不高。

　　1998年，《一个都不能少》。主人公也是从农村来到城市。这里的城市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同《秋菊打官司》很像，而因为主人公是个孩子，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就更加明显。张艺谋用“城里人”的眼光煽情地打量着两个农村孩子。城市被一厢情愿地美化了。

　　1999年，《我的父亲母亲》是一个在城市居住的人对农村的回忆，一厢情愿地美化乡村。有人认为这种美化纯情美好动人，有人认为单薄伪浪漫煽情。

　　2000年，《幸福时光》可以看作张艺谋的第二部城市题材电影。城市再一次成为主角。劣评如潮。张艺谋似乎有所心理准备，他说这部电影本来就不想拍成个伟大的电影。(大豆)

　　专题评论：十六年争议张艺谋

　　话题之一：张艺谋在走下坡路？(附图) 　

　　话题之二：张艺谋是商人不是艺术家？(附图)

　　话题之三：张艺谋拍不了城市片？(附图)

　　话题之四：张艺谋不能拍武侠片？

　　话题之五：张艺谋是个卖国贼？

　　话题之六：张艺谋有巩俐情结？(附图)

　　资料：张艺谋荣誉史

　　综述：张艺谋电影作品排行榜(附图)

　　评论：张艺谋进城记--电影与城市的关系

　　综述：张艺谋炒作经典(附图)

　　张艺谋“巩俐快车”：一种情结三种比较(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