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第十一个孩子在北京第一场大雪前降生了，叫《幸福时光》，有些跨世纪的升平味道。看过的人都说：和前两部一样，很简单，很像小品。倒有点像冯小刚导的。

　　我知道，到了一定阶段，脑细胞的数量就与年龄成反比。也可能，绚烂得够多了，想平淡些。

　　想起去年5月去西安附近的乾陵，路过乾县烈日下昏黄干涸的土地时，我不禁对同伙说：张艺谋在这里下过乡。

　　老谋子神话般的“发迹史”可以由这里说起。1978年他被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破格录取，关于那时有很多段子，曾经卖血买昂贵的相机，扛摄影机是扛砖头练出来的，街坊四邻乡里乡亲不明白：怎么“放电影”还要学四年？

　　陈凯歌曾经洞察地说：我们这届的153个人里，你最是心比天高。这就是张艺谋的秘诀。张艺谋那种西北人特有的蛮劲儿，就是秋菊那样的一根筋，到了黄河也不死心。他1984年与萧风合拍《一个和八个》，后来给陈凯歌拍《黄土地》(1985)、《大阅兵》(1986)，那时他想在银幕上表现出“天之高远，地之深厚，黄河之东流到海去不回”。

　　张艺谋的“十年忧愤，四载攻读，而后一泄而出”，张艺谋“很稳定、很沉着的庄严，很深情的诗意和很凝重、很安静的力量”，在陈凯歌凝重的笔下，让人心生敬佩。陈凯歌当年写《秦国人》时大约还没有想到，当年的手下成了风头远盖自己的世界知名大导。张艺谋已经成为这个世俗社会的代言人，他很通俗，他的电影更适合这个市民社会。

　　老谋子艰辛的荒芜英雄路走到1987年的一片红高粱地里，中国电影界和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开阔舒展的高粱地里埋着一个柏林电影节金熊大奖。电影里那些浓烈张扬的原始味道，粗糙自由、汪洋恣肆的“酒神精神”，有种破坏规范、自由自在的快感。张艺谋老农一样侍弄着他心爱的高粱，搬运工一样运来几卡车黄土，只为了“颠轿”时激情贲张、尘土飞扬的效果。

　　张艺谋说：“电影是一次性的观赏性艺术，《红高粱》也是只准备让人看一遍的电影。它没想负载很深的哲理，只希望寻求与普通人的最本质的情感沟通。 ”从一开始，他就打算与“内涵深刻”分道扬镳。这方面的不足由叙事语气和视觉形式来补偿。他的讲故事受到黑泽明和小津安二郎的影响。

　　1988年张艺谋初次尝试娱乐片，拍了《代号美洲豹》，结果败走麦城。后农业时代走出来的“第五代”，甩起商业大旗总是不如徐克、王晶手脚麻利。

　　1990年的《菊豆》持续着影评人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弑父娶母)，讲的是侄子与婶子之间的“乱伦”故事。你能听见情欲在尖叫，前半部分有《红高粱》的影子，后来却愈发压抑，甚至惨烈，“规矩把人逼到墙角，致人死地 ”。宿命的悲剧的报应轮回，人的力量有种无法抗拒的无力感。色彩、构图依然突破着，刻意着，掩盖着或者说修饰着张艺谋自己悲观的恐惧和无力感。

　　接下来有了1991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有青年才俊苏童的基础，有若干理论界高人的参与。我不知道这部电影有多少是张艺谋自己的东西。摄影造型是过目不忘的，象征和写意则超过了故事本身。有人说有些《狂人日记》的意思。“老爷”代表的势力无处可见却随处可见，鬼森森笼罩着这个封闭的无法逃脱的院落。虽然寓言性有点重，但是张艺谋的“气”已很成熟，沉稳自信，举重若轻。对这个悲剧的轮回，他无可奈何，不再像菊豆那么激动，一把火毁掉，就那么冷静地看着它自生自灭。

　　《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大致可以看作张艺谋一定时期一定意义的三部曲。1992年，他百变金刚一样拿出了《秋菊打官司》，一举拿下威尼斯金狮奖，国内也好评如潮。影片絮絮叨叨加上偷拍的生活流状态，巩俐出众的演技，都平实、朴拙如秋菊愚笨的体态。

　　张艺谋把这种平实带入了1994年的《活着》，不过这一部更有史诗性，饱蘸着传统家庭情节剧包装下的悲悯情怀。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这是张艺谋最用自己内心去拍、去感受的电影。一个导演只有对自己民族的历史进行真诚的反思、奉献真诚的祝愿，才会有这样的电影。观众也感动于这样的真诚。我不认为它的目的是强烈的政治批判，这一点与《霸王别姬》、《蓝风筝》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都不一样。政治淡化为背景，张艺谋小心翼翼留给我们一些亮色。可惜影片前后风格不一致，美术、摄影的想法无独到之处，表现形式没有以往的突破。此片当年饱受国内理论界冷遇和抨击，却是我认识的许多影迷最喜欢的张艺谋作品。

　　1994年张艺谋降服娱乐片的想法又蠢蠢欲动，于是有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可惜那时张艺谋因为感情问题，心境不好，灵感陷入低谷，黑帮片的类型诀窍也没有十分摸清，弄得不尴不尬。还有一重大原因就是他对上海文化的陌生。有关上海的电影应该是由对上海最熟悉最有感觉的导演来完成的。张艺谋拍砸了，学识渊博的陈凯歌的《风月》也很勉强。不管是否矫情，陈逸飞表现的十里洋场可能更地道。　

　　张艺谋“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大获成功后，当然要考虑“进城”。1996年的《有话好好说》新鲜出炉，号称“非主流娱乐片”，有些荒诞色彩，晃得人眼晕的移动摄影和逆光里的广角镜头据说把洗印厂的师傅都看晕了。广大观众从眩晕清醒过来后，骂声纷扬而尖锐，说老谋子本质上还是个农民，就不要干涉我们城市生活了。其实没必要那么叫劲。什么样的城市生活才叫地道？其实很多评论家私下里觉得还不错，不敢说，是不是怕被骂“没文化”？影片有奥利弗-斯通《天生杀手》和王家卫《堕落天使》的痕迹，张艺谋自己也不否认。

　　在国外执导歌剧《图兰多》风光了一回后，张艺谋1998年的《一个都不能少》又捧回了威尼斯的金狮。故事更简单了，找了一群没见过摄影机的大人孩子来演，也在变通，也幽默有趣，力道却不那么足。

　　张艺谋在一次宣传《一个都不能少》的会上说：“我们拍电影的人，在今天电影市场的需求下，当然要把电影拍得好看。我们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电影除了好看以外，还能告诉大家什么，让大家想什么，关心什么，爱什么……”变得愈发博爱了。可惜所有问题的解决靠的是电视台长的怜悯，这也未免太偶然了。

　　张艺谋不再真实。每次极为煽情的音乐一起，你听着吧，它告诉你，准备好了呀，该感动了……

　　1999年的《我的父亲母亲》更让人吃惊。从来没有发现老谋子居然矫情到如此地步————也许是我不能理解中年男人那种浪漫、那种对美好纯情的向往。故事简单得几近前几年电视台很火爆的“电视散文”。影调、色彩都唯美得一塌糊涂，总在叠画。摄影系同学玩笑曰：实在没法接，只好用叠画。音乐又是三宝作的，酷似《泰坦尼克号》和《勇敢的心》，雪上加霜。

　　张艺谋说他开始喜欢散文化电影，喜欢表现单纯的东西。《我的父亲母亲》是爱情这个1到100过程中的1和100，中间省略，韵味悠长。他说应该在主流与个性间找一个缝隙，发展自己。我们只能说他转型成功。

　　在拍《幸福时光》之前，这个“影坛怪才”愈发感到高处不胜寒。他清醒而寂寞，却无力改变。他有限的小圈子，他远离鲜活的生活……

　　张艺谋清醒、勤奋、实际、脚踏实地，坚持在38种文学杂志里面寻宝，维持着他那个不知是好是坏的策划圈子。张艺谋有意无意地做秀，世故，不淡泊，既要功利，又要艺术，用陈墨的话说：“技胜于道”、“回避自我”、“气不足 ”。

　　张艺谋还在拿着几年前造的大镰刀收割名声。想起很早以前的一首口水歌： “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我不是说张艺谋可以永远退休了，而是希望他养精蓄锐。我们望穿秋水，企盼老谋子不为稻粱谋，再给人们惊喜。(南方周末 黄小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