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宅门》据说创造了收视记录，一时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在央视“对话 ”节目里，《大宅门》的导演郭宝昌说了这样一段话：“(《大宅门》)太粗糙了。有很多现在已经看起来有点惨不忍睹，比如化妆、服装、道具、群众演员、群众演员的服装、群众演员的台词。”这里，他没有对自己作品的内容有什么遗憾的表示。看来，他对这方面应该是基本满意，毕竟浸淫了40年的心血嘛。但是，《大宅门》真的如某些评论所认为的那样成为了可以传世的精品吗？请看，暨南大学姚新勇先生的说法——

　　“火爆《大宅门》，超过《雍正王朝》，更胜《笑傲江湖》，《大宅门》创央视近年来最高收视纪录”。近来，各媒体上充斥着对电视剧《大宅门》的如潮好评，而上面所引，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则而已。连一些惯爱唱反调的报刊，除了能批评几句该剧的节奏慢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刺耳的话好说。《大宅门》及其相关评论，正在创造一个艺术精品加商业成功的神话。然而难道《大宅门》真的就是一部品质逼近《红楼梦》的艺术精品吗，恐怕未必如此。只有一个王熙凤

　　就质量而言，与众多消费时代的文化快餐相比，《大宅门》是有一份不温不火、雍容大度的气象，具有某种精品的架势。但实际上，它离《红楼梦》这样的精品差得太远。《大宅门》讲述的是一个医药世家的兴衰历史，属于“家族题材 ”的作品。这类题材起码的艺术要求就是，要能够呈现出传统大家庭复杂的内部关系，塑造出众多成功的人物形象。但是从《大宅门》已经播出的前几集中(即白景琦成年之前的戏)，我们并没有看到对这个大家族各房之间、各种人物之间真正复杂关系的揭示，故事讲述的重心只落在了对白家二奶奶这个“铁腕”女人的表现上。而另外一个形象较为鲜明的人物白三爷，其主要存在价值，不过就是为了反衬白二奶奶的精明、泼辣、大度而已。我承认郭宝昌先生是想把这个人物塑造得立体化些，为他后来的转变作些铺垫。但是，这一用意不是通过具体的细节巧妙地、不动声色地加以表现，而是借助于他在一些关键时刻的相当造作的言语，生硬地表现出来的。至于其他人物，基本上都是些为把白文氏推上执掌家政的位置、展现她的治家才华而存在的扁平人物，没有什么丰满的性格可言。将这种情况套用于《红楼梦》，就相当于说，《红楼梦》只成功地刻画了王熙凤一个人。如果《红楼梦》真只是这种有点无面的作品，它怎么能够成为一部不朽的名著呢？

　　不仅艺术上《大宅门》未见多么优秀，思想上它似乎还散发着一阵阵腐烂的气息。现在已上演的白景琦幼年和少年时代的戏，大致可以概括为：喜得贵子、临终托孤、偷天换日(用他人的死尸换出白家老大)、贿赂官宦、玩弄权术等。这些事情说实话，大都不是什么正经的勾当。但是当它们被白二奶奶男子气的肝胆忠义、大度识理的品性贯穿起来后，似乎就具有了正面的意义。如果把这一切与白二奶奶作为一个妇女，却能在传统大家庭中当家作主联系起来看，作者似乎在改写着五四新文学传统对传统家族和传统文化的书写，要化腐朽为神奇。

　　也许会有人说，《大宅门》现在只是刚开始，越到后面，矛盾纠葛就会越复杂，形象丰满的人物也就会越来越多，似乎不宜过早下结论。不错，根据已出版的《大宅门》剧本来看，白景琦逐渐成了第一号人物，白二奶奶的性格的另一面传统家长式的专断残忍也表现得相当突出，而且也刻画出了另几个个性比较突出的妇女形象，故事冲突也是接二连三地不断。但是这一切，仍然不能否定我前面的观点。不过是有些钱财

　　白景琦长大成人以后的故事，可简单概括为一个男人和四个女人的纠葛。这四个女人分别是，白家的死对头詹王府的遗弃私生女黄春，名妓杨九红，白文氏的丫环槐花和秀香。她们之中，黄春是白景琦的第一个患难之遇，但性格比较被动，大致属传统贤妻良母式的形象，与槐花同属陪衬性的人物。另两个可算是敢做敢为的奇女子。杨九红为了嫁给白景琦，自己赎身离开青楼，并忍受着方方面面加之于她的种种屈辱，追求不已，最后终于嫁给了白景琦；而且在自己的女儿被白文氏残忍地夺走之后，仍然为白景琦顽强地生活下来。秀香十几岁时，就开始与已过半百的白景琦眉来眼去，并在后者六十之时，由一个小丫环成为了明媒正娶的大宅门里的太太。更为了不起的是，杨九红一弱女子，敢于女扮男装，深入到东北日占区，为白家购买药材。而秀香则在白景琦身陷日寇监狱时，坦然为其送饭、陪住，并设计耍弄了仇家，救出白景琦。这两女子可谓敢爱敢恨，巾帼不让须眉。

　　然而，她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白景琦，白景琦是她们思维、情感、行动的中轴。为了得到她们唯一的男人，彼此勾心斗角、逞姿示色、施展阴谋、甚至逼死对手。其残忍、激烈程度，几近于又一出《大红灯笼高高挂》。但是《大宅门》里并不存在一个传统男权的隐喻象征陈佐仟的背影。相反，张扬的是白景琦不可遏制的雄性气势。他来到济南，身无分文却不去求自己的表姐提督大人的儿媳，几乎是赤手空拳打天下，不仅迅速打响了自己的招牌，而且一举独霸了济南城的阿胶行业。为了占有济南名妓杨九红，出手就是千金万银，拦截提督府的车马，用枪强行截走杨九红，并在当差的来抓捕之际，还不急不忙要把好事做完。关在监狱里，依然谈笑自若，大口吃肉、倒头就睡。真像作者所说的那样，白景琦无论是在家庭、事业、爱情、性格等各方面，都做了他想做、他敢做的一切，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如果说，这个男子汉以一泡大粪骗当两千两白银、抢占青楼女子、使坏恶整竞争对手，近乎流氓恶霸。但是在所有能够表现人物大节之处，作者却都给予了白景琦充分正面的表现。对外敌，他奋起抗争，宁死不做亡国奴；对朋友，他肝胆相照；对穷人，他乐善好施；对严母绝对服从；对商业信誉，视如生命。这一切，不仅表明了作者对白景琦的充分肯定，更重要的是，它们实质上就把白文氏对媳妇的专断残忍，几女子自相残杀式的献身，白景琦强烈的男权性中心狂举，对仇家的歹毒无情，都附属在了“忠孝节义”这个传统美德上，使他成了一个令人可敬可佩的奇男子。其实，如果剥去作者所附加给白景琦天生的不凡禀性，和他家传的某些绝技的话，不难看出，他之所以能够那样张狂，那样天下任我行，绝对是因为他的家族财大气粗与衙门沾亲带故。一个精神陷阱

　　如果说《大宅门》对白家人物表现得还相对多样化些，那么所涉及到的其它相关家族或人物处理得就更简单了，基本只是在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恶者永恶、父仇子还、因果相循代代不已。例如詹、关两家与白家的几代恩怨，济南孙氏父子与白景琦的拼死之争，贵武及其帮凶韩荣发对白家的不停使坏等等。(这些人物不仅缺少变化，而且往往一旦完成了报仇的使命，尽管活着，也基本只成了活摆设。最典型的莫过于黄立这个人物了)难道说这些经过五四新文化批判和冲击的腐朽东西，又要以精品的名义，重新登堂入室，让人们顶礼膜拜吗！当然，五四新文化传统不是不能重新反思，而且现在的电视剧基本是大众消费文化产品，我似乎不必这样认真。但正是联系到《大宅门》所处的当下文化环境，问题才尤其显得严重。随便扫描一下当前的文化市场，走红的不是鲜血淋漓的武打侠行，就是或哭哭涕涕或酒醉肉迷地艳爱麻辣烫；不是瞎编胡扯的清代野史，就是西洋世界的花花绿绿；不是宝贝的肉体眩耀，就是好莱坞巨片的横冲直撞。这一切共同在制造着一个虚幻迷离的世界，使消费者沉浸在一片歌舞升平亦真亦假的幻觉中。现在，郭宝昌先生，以他四十年的血与泪、尽其毕生的艺术才华，集众多第五代电影人的无私相助，终于给我们献上了一个让他一谈起就泪流不已(参见《南方都市报》，2001年4月27日c43版)的百年史卷，沉浸在虚幻半空中的观众们，似乎终于可借此着落到坚实的大地上了。

　　然而，《大宅门》给我们提供的绝对不是坚实的精神大陆，反而可能是一个精神陷阱。它所展示的勾心斗角、阴谋权术、生死仇杀、贿赂官宦、雄性狂发、偷梁换柱、美女争相取宠相互倾轧，不是早已被人唾弃的东西，就是现在正泛滥成灾的丑恶现象。对于这些腐烂的东西，《大宅门》不仅没有引导文化消费者与其拉开距离，反而以其表面的严肃精神、信史态度、精品外相，赋予它们以历史的、道义的合法性。这样，《大宅门》不仅无助于帮助建设转型期社会所极缺的现代公民的法理意识，实际客观上还起着相反的作用。这样的东西，哪怕它就是精品，也只是精制的精神鸦片。(姚新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