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向来都是把喝彩吹捧给予成功者，而把同情劝慰给予弱者，这就是我看到的舆论的公正性。和跟全国人民都脸熟的赵忠祥比起来，小报记者张淋无疑就是那名弱者。弱者和名人打官司，输是意料之中，赢才是情理之外。张淋白当了一回记者，显然还没有吃透当今这“情理”二字，所以才傻到要自杀，难怪会让人为他感到“很痛心很惶惑”。

　　说到自杀，其中也包含着许多“情理”的。只有名人的自杀才可能成为批判的武器，而对无名之辈如张淋来说，“死”并不是一种武器。如果非要拿“死”当武器，那也是最无用的一种武器，除了得到最无用的同情和劝慰，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也“唤醒”不了。对旁观者而言，自杀只意味着你的本钱耗尽，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了；它的全部作用只不过使同情失去了一名对象，人们会在3天之后就把你遗忘，然后把取之不尽的同情撒向用之不竭的其他弱者。而与此同时，成功人士在继续享用成功，并且绝不缺少吹捧与喝彩。

　　好在张淋没有死掉。他今后是将打官司进行到底，还是就此偃旗息鼓，对我来说都已不重要。我关心的是，作为一个同样以笔谋生的人和实用主义者，我们能从“张淋打官司”这件事中学到些什么。换句话说，张淋的差点死掉，如果真有什么积极意义，我们不能白白放过，总该从中领悟点什么。

　　我领悟到的是这么一点：中国名人虽多，但媒体更多，所以关于名人的报道，现在还是个卖方市场，所以写名人注定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你表扬名人，名人觉得那是你应该做的，读者觉得你是个马屁精；你批评名人，名人觉得你是借他扬名，读者觉得你要么是搭便车，要么是很无聊。

　　而且写名人动辄还要背炒作的黑锅———就像赵忠祥指责的那样，张淋的自杀应该由媒体的炒作负责。这就是名人的逻辑。当名人们痛斥炒作的时候，他们忘了自己为什么要开新闻发布会，为什么签名售书的时候要请记者到场，为什么要接受记者的采访。

　　鉴于这种现实，写字的人最好还是不要沾名人的边，这是上策；实在要写，最好写表扬稿，或者干脆只发名人准备好的通稿，不会惹麻烦，偶尔还能得到红包，这是中策；而写批评名人的文章，是下下策。如果一定要走这条独木桥，则千万不能忘记：注意收集、保留证据。就像我们经常看到法律专家对女人所说的那样，对付可能遇到的强奸，在无力反抗的情形下，一定要保存好被污的床单衣裤，最好能找到目击者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