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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凌生：要精而且少。
主持人马骧：我觉得太少了，两年之再一次，是玩笑话？
孙凌生：这个是真话。
主持人马骧：是太少了。
孙凌生：第一个是因为我在英国念书，还有我回来以后可能准备第三张，我们一年排练录音，最后发出来需要一年，所以怎么者也得两年。
主持人马骧：我当初问我们的编辑，说孙凌生老走，给我的感觉挺奇怪的，你刚才说又是一年，感觉跟牛郎织女似的。
孙凌生：我干一个事情要坚持到底，不能读一半不读了，也不能像很多事情我没有选择。如果两年让大家看一次演出，对大家希望听到我们歌的人感觉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马骧：我觉得刚才有不少的朋友在线问下次演出在哪里，什么时候，不得不告诉大家。
孙凌生：最近我们9月8号可能会在杭州有一场演出，但是现在具体没有定下来。
刘韬：要是定了，真的是这两年的最后一场。
孙凌生：10月份可能在东京有一场演出，但是也没有定，是的话我直接从伦敦去，他们直接从北京去。
主持人马骧：我在网上看到，孙凌生特别痛苦，音乐给你带来特别痛苦的心理创伤，现在一年以后来了由走，是逃避创伤的一种做法？
孙凌生：我这个人其实有点病（其他嘉宾笑）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特忧伤的东西在心里，有时候自己晚上躺床上，觉得怎么就这么难受，这是我内部的一些东西。
外部我们出完第一张以后，压力太大了，然后就受不了了，做很多的宣传活动，最后的结果和我们当时想的完全不一样，就受不了了。我自身内在加上外在这么一压，感觉有点垮了。我去新西兰以后，有两个同学，我们专辑最后一首歌，Amy和Betty，他们俩特别好，我去他们那吃饭，因为在新西兰的饭特别可怕，他们做了很多菜，在他们家喝啤酒，在壁炉前面，那是我第一次伤被知道了，那是我再做音乐的原始的动机。
主持人马骧：新西兰壁炉前的晚餐拯救了你受伤的心灵。
刘韬：拯救了这个病。
孙凌生：病没有治好，有这个词怎么说，是延缓了一下我的病情发展。
主持人马骧：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孙凌生：我吗？
主持人马骧：对。
孙凌生：现在觉得，这张专辑出了以后，可能它宣传的面并没有第一张专辑大，但是我们很舒服的，更多是为自己说话，为自己来干很多事情。第一张不知道为谁说话，为谁做宣传，特迷茫。
主持人马骧：我想知道，说得第一张专辑出来的状况，是对主唱一个人还是其他三个人都感觉到不爽？
刘韬：爽吗？
孙凌生：不爽。
丁炯：没法爽。
杨林：那会真得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
孙凌生：说一个具体的原因说不出来，但是不知道一下子乐队特别散，有时候对着电视机镜头自己说的话都是脑子里一片空白说出来了。自己在电视里看到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丑，我怎么就成这样了呢？当时有这种感觉。
主持人马骧：刘韬也是这样的？
刘韬：差不多。当时毕竟也年轻，当时的心态跟现在肯定是截然两回事，当然可能觉得出完第一张专辑会怎么着，就这么干了，其实跟印象中的大乐队完全不是一个样子，而且你干的事又是这种事，所以有点崩溃，但是第二张无所谓，心态挺好的，不管发生什么事，至少我把我最满意的一张专辑做出来了，这张专辑做出来，只要对得起自己和喜欢起我们的歌迷就好了。
孙凌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刘韬：其他的销量一点都不在乎。
孙凌生：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希望大家别买这张专辑，都从网上下，管朋友借刻一下。
刘韬：希望新浪多有我们下载的歌。
孙凌生：新浪可以把这11首歌刻成MP3直接下。
主持人马骧：今天挺奇怪的，以前来的艺人都说要买正版，不能买盗版，你们这是砸场子。
丁炯：希望大家喜欢音乐就完了，我们只是带给他们我们的感受，他们被感染了就被感染了。
刘韬：我们4个人可能平时听过盗版。
孙凌生：你听过，我没有听过。
刘韬：你没有可能听过吗？
孙凌生：没有，要是听也是从你那儿听的。
刘韬：要是自己喜欢的乐队，会买他的正版，这是一种尊重。
孙凌生：其实做一张唱片真不容易，像堆积木一样堆出来的，其实一张唱片在中国只有20块钱，对现在来说这个就是凤毛菱角。
主持人马骧：现在时间过了一半，现在在新浪嘉宾聊天室作客的是果味VC。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你们刚才说对喜欢的音乐，不管从什么方式得到音乐也好，说实话，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你们不考虑有人替你们考虑才对？
丁炯：对于商业我们考虑的很少，主要是公司应该考虑这些方面，他应该怎么样做这张专辑，怎么样使这个玩意，我们做艺术他们来做商品，变成一个让人购买的一种东西。
主持人马骧：你们对封面的影响，抵触心理是不是特别强？
孙凌生：特别强。
丁炯：你签一个公司，自己没有办法，因为合同在那儿，好多东西你自己没有解决的办法，我们只有静下心来做自己的东西就完了，其他的我们想管也管不了，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这样，人家认为不，是那样那样，我们毕竟不是做商人的，公司不是我们的，如果我们自己开个公司，有可能我们四个人坐下来，喝酒聊一聊。
孙凌生：我们自己做，35毫米的胶片擦一下没了，拍的只是后脑勺。这只是我们自己做，公司也不会这么做，我觉得也没有任何一个公司这么做。
主持人马骧：看到第二张《来自VC的礼物》就不是鹿为封面了。
刘韬：那是什么？
主持人马骧：四个后脑勺。
孙凌生：本来我们想不打歌词，完全让公司百分之二百否定，公司说不行，肯定得打。
主持人马骧：假设你不是乐队的一员，你是开公司的，你会怎么做？
孙凌生：我会更商业。
主持人马骧：会更商业？
孙凌生：这要看做什么样，如果我做音乐做出音乐的样，做商业就做出商业的样，这个绝对不能混。
刘韬：可能现在的立场站在艺人的角度上公司有要求了，如果站在公司的角度上我觉得要求的还不够。
主持人马骧：应该要求再狠一点？
刘韬：对。
主持人马骧：其实除了做音乐之外，和公司做沟通，谁主要承担这个责任？
刘韬：我们都不沟通。
丁炯：以前是我，现在也不沟通了。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没什么好沟通的，发展有规律性，没必要强求一个东西，也没有必要说公司这不好，那不好，好多东西都是一半一半的，有可能是公司的问题，也可能是乐队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不想了，也不愿意聊这个问题。
孙凌生：其实这个是老生常谈，后来我们在关键时刻，实在是觉得有点不对了，要说一说，其他的时候无所谓了。
丁炯：很多艺人是这样，年轻气盛，你得到的和付出的不太平等，其实后来也觉得无所谓，就付出吧，无形当中你得到的东西会更多。
主持人马骧：几年过去了，特别俗套的话就叫成长。
孙凌生：这个词特别真实，以前我还真挺讨厌这个词的，我觉得像你说的特俗气，但是很多年过去了，这个词确实是一个真理。很多以前丁炯比我大，我在认识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了很多话，我们应该怎么样，那时候我无法理解，因为年龄的差距，到了后来他跟我说话的年纪的时候，我觉得特实在。现在出这张专辑，我觉得四年前再怎么努力，也出不来第二张，就是没有那个成长。
主持人马骧：或者说积淀。孙凌生读书去了，丁炯做什么？
丁炯：我去给人家弹琴了，我也没事干，那时候陈琳和杨坤需要贝斯手，我还是想做音乐，渥太想去上班，最后同意了去，挺有意思的，还可以。
主持人马骧：一直在弹琴？
丁炯：一直在弹，弹到最后可能有一年，不到一年？
杨林：不清楚。
孙凌生：不知道。（笑）。
丁炯：后来我站在舞台上不知道干吗，我的性格跟他类似，属于是双鱼座的，没事老瞎想，觉得自己应该做自己的东西，倒不是说为别人弹琴不好，我最初弹琴的理想是一样的，但是并不想在电视上看到别人弹琴，后来我觉得自己应该操起琴自己来弹，等于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因为乐队之前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也没想回来。因为我会觉得，我当时心里想会有回来的一天，但是我感觉大家都在成长，慢慢可能会融合在一块。
主持人马骧：弹了一年就不干了？
丁炯：对，现在我在一家网络公司。
杨林：他以前是学录音的。
丁炯：我在一家网络公司给他们做录音。
主持人马骧：现在还做吗？
丁炯：还在做。毕竟你得生活。
主持人马骧：这个工作还是挺喜欢的，能一直这样做下来？
丁炯：还行，还挺有意思的，公司人都不错，主要是对我来说，公司无论是从领导到下面对我挺好的。管我叫丁老师。
主持人马骧：尊敬。
丁炯：开玩笑，大家都觉得我这个人还行。
主持人马骧：咱们都是网络的工作人员，隔空握个手。丁炯说完了，杨林？
杨林：刚解散那会不知道我要干吗，看书，看盘，主要还是听歌，完了最后是工作。
主持人马骧：这个工作也是去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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