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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崔永元:我要拍案而起(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9月16日19:41 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人物周刊:崔永元:我要拍案而起(附图)

崔永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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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
中国文化的悲哀

  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

  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

  《超级女声》的那些评委一塌糊涂

  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下,“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确实是你说的吗?

  崔永元:那天通知我去开一个播音员和主持人的会,去了后看到标题,才知道是《抵制庸俗化》。这个会我可以参加,我有话要说,我也想听听别人的说法。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时统宇说的,他是很有名的媒介研究者。他讲这话时,既有前提,又有论据,而不是喊口号。我说不是我说的,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我是坚决同意他的这一说法的,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场合正式说这话: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没有问题。

  时统宇准确的意思是片面追求收视率会造成很坏很坏的影响,他说之所以出现电视节目低俗化,是收视率闹的鬼,所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说这话时,我注意到现场有很多记者,大概20多家媒体,他们在那儿聊天,发短信,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当时我就想,可能会出问题。

  那天两个人的发言最精彩,一个是时统宇,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尹鸿,他们的发言对我们从业者是最有帮助的,但是后来的报道几乎没有他们的声音,都是我和李咏、朱军的。这就是媒体的问题了。多万恶啊你说,一个很好的学术研讨活动,那么多明确的、清晰的、真实的观点,最后给描述成一个批判会、批斗会,这不万恶吗?非常万恶。

  人物周刊:你觉得《超级女声》庸俗吗?

  崔永元:那天时统宇也只说了一句:《超级女声》这样庸俗的节目,对电视节目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我记得大意如此。为什么不利,他没有解释,因为当时会议快结束了。在我、朱军、李咏3个人的发言中,好像我跟朱军提了,李咏没有提。我提的是,比如央视十套《人物》、《探索·发现》这样的节目,它的收视率是没法跟《超级女声》比较的,在那之前我还有很长的铺垫,讲什么是公共电视,什么是商业电视。我认为我那天的发言真的非常好,是我人生发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笑),但是都给写成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大概过了五六天,好几个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老攻击《超级女声》呀?我就回想我怎么攻击《超级女声》了,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我都没有看过《超级女声》,我从来没有看过《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没说过《超级女声》庸俗?

  崔永元 :我当时就是说,像《人物》、《探索·发现》跟《超级女声》这样的娱乐节目做收视率比较是不公平的。《超级女声》无疑是娱乐节目,严肃节目和娱乐节目是没法比收视率的。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节目收视率的。比如《焦点访谈》和《新闻联播》。对全世界的电视台而言,晚间7点到9点档,都是高收视率时间(中央台的广告收入绝大部分是7点到9点挣的,而且都是一套节目挣的,其他那么多频道,那么多时间挣不了几个钱)。如果你把《焦点访谈》安排到凌晨1点半,它再尖锐也没有现在这个收视率,这是毫无疑问的。离黄金时间越近,你的收视率就越高。

  人物周刊:你后来仔细看过《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人家老说我骂《超级女声》,后来我就看了10分钟。这个时候不能退,男人不能退啊,不能说“我没骂过《超级女声》,对不起我特别喜欢《超级女声》”,我才不是那种人呢。我看了10分钟,确实不好,节目不好,就可以骂,没有问题。

  我觉得那些女孩想唱歌想表演,青春活力,特别可爱,但那些评委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那儿指手划脚。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你可以告诉她们应该怎样;为了活跃气氛,你也可以开些善意的玩笑,作为娱乐节目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在说什么呢?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侮辱人家,甚至有评委说你多看她两眼就会爱上她。下面观众哄声四起,我认为非常恶心。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话呢!

  又回到了我在会上发言的话题:什么叫公共电视?什么叫商业电视?我认为目前中国所有的电视都是公共电视。公共电视就是一个公共平台,收看不受限制,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看。电视机前还有很多不接受《超级女声》理念的人,包括孩子,他会问为什么看两眼就会爱上这个姐姐呢,爱上是什么意思呢。

  国外这种纯商业节目,都有个告知的义务,你愿不愿意参加?如果愿意,你可能遇到如下问题,这个节目将给你带来什么后果。参与者要有知情权,甚至要签合同。在做《实话实说》时,我们也没有规范,不签文本什么的,但是我们都会告知。很多人第一次上电视,可能不清楚媒介的力量。在国外,这是用法律界定的,比如BBC,我们国内是靠道德。显而易见,《超级女声》连这个都没做,那些评委想说什么他们自己都不清楚。

  人物周刊:一定要在区分了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之后,才能讨论《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一定要这样,否则《超级女声》的事儿永远说不明白。公共电视,它有非常严格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教育。我们看到“教育”这两个字时很刺眼,因为中国观众现在最烦的就是“教育”,说你教育谁啊,你就让我们高兴就行了。但是国外的公共电视起的就是教育作用,宣传民族传统、民族文化,表述各党派政策,不做评论,他就干这个事,服务人民。

  我们这儿没人研究商业电视,为什么?因为商业电视不用研究,商业电视和任何商品的销售都是一样的,就算投入产出,就算利益最大化,只要能多挣到钱,又不被人抓到尾巴,那就是商业上最大的成功。卖衬衫是这样,卖袜子是这样,卖电视节目也是这样。回过头来说《超级女声》,如果它是商业电视台的一个商业节目,任何人都不要说三道四,管得着吗?卖得好就是好;如果它是公共电视平台播出的一个节目,那就不止骂,必须要封掉。

  人物周刊:我们国家现在没有这样的区分。

  崔永元:对,那天讨论会我说的就是这个事:为什么严肃节目收视率低会被攻击?娱乐节目收视率高会被攻击?弄得电视人没法做。我认为我们首要的工作是把电视台划分出来,分清楚谁是公共电视台,谁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有没有公共电视台?有没有商业电视台?比如中央电视台,我们都认为它是公共电视台,但是它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这叫什么公共电视台呢?你说它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想做很多挣钱的节目,没人同意我们做,得台里立项,上级批准才可以,哪有商业电视台是这样运行的呢?在体制不理清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做严肃节目,还是做娱乐节目,都会面临种种困惑。我当时希望解决的是这个问题,被媒体描述成我攻击《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不承认《超级女声》有非常高的收视率?

  崔永元:我不承认。如果说它收视率高,你一定要把最科学的数据拿给我。我去过日本,我专门看过它的调查公司,日本人口1亿多,它的收视仪有一万一千个,一万一千个收视仪!我们也做过测试。而我们的样本采集少则500个,多则2000个,用这么少的采集量来推论十几亿人口的收视口味和收视率!既然大家觉得收视率重要,就要花力气去做,一边觉得它重要,一边又不用科学态度,对不起电视制作人,也对不起观众啊!

  人物周刊:好像有数不清的人在看《超级女声》,你不怕你这样的批评是“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吗?

  崔永元:我不怕,首先我不觉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件坏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党代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只有这个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我对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评述,将来终有一天会证明我说的是对的,这不是《超级女声》节目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其实我也为《超级女声》的操作者鸣不平,因为在本土将一个外来的商业概念实验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

  人物周刊:不容置疑的是大家都在谈论《超级女声》。大众的喜好有那么可恨吗?

  崔永元: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超级女声》很好看,所以街谈巷议都是这个话题;第二,是《超级女声》操作过程中出现的事情多,议题操作得多。

  比如说我投资5万块钱,就可以让《电影传奇》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为什么?只要崔永元在拍摄《电影传奇》的过程中,每两天出一个绯闻,那《电影传奇》就是街谈巷议的议题。这些东西是可以操作的,没有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央视栏目的生存是否也是靠收视率决定?

  崔永元:如果你问主管领导,他们都说不是,有观众评价,领导评价,还有成本回收是否成比例等等。他们说很多,但是节目制作者感受到的,只是收视率。收视率低,你就没有什么资格说话。

  我反对的是公共电视庸俗化

  人物周刊:你是否给电视赋予了太多的社会责任?也许大家今天更需要的是开心和娱乐。

  崔永元:我女儿快9岁了,看到我天天这么难受,她也不是很开心。我不在家时,她在看美国、日本动画片,我回家了,她说,哎呀爸爸回来了,咱们看爸爸喜欢的节目吧。那天晚上国家地理频道连续播放了两个纪录片,其中一个讲海洛因,讲美国毒品市场的演变过程。这是个非常严肃的节目,又用了非常好看的方式,但看这个节目时,我女儿又说爸爸咱们不看这个行吗?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很多血腥场面,贩毒、杀人、毒瘾发作,她受不了。一个严肃电视台的严肃节目里都有孩子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镜头,何况商业电视,那种无节制的所谓娱乐?

  人物周刊:前几年你就开始炮轰中国电视节目的庸俗化了,现在看来,我们的电视节目是更庸俗了,还是相反?

  崔永元:越来越多了,不可抑制,庸俗到头了,要复苏了,很可能向严肃这个方向复苏,如果复苏不了,就会往荒诞这个方向走了,已经到头了。我没反对庸俗化,大家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再明确表述一下,我是反对公共电视庸俗化。现在大家都不界定清楚,所以老瞎争,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做商业电视,我只会考虑市场效应,不会考虑其他事情的。如果这个前提不解释清楚,我觉得大家永远是乱打一气,一点意义都没有,对谁都不公平。

  人物周刊:你觉得电视节目的庸俗到头了,你能举个例子吗?《超级女声》可以作为例子吗?

  崔永元:说实在的,我就看了10分钟,我还不敢说它是最庸俗的。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在做谈话节目,采访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出来后他跟我说,这傻B真配合今天。我说过,有些人根本不配当主持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人格。但是观众看不到这些,比如,策划会上有人会说,这丫呢,挺聪明的,咱们得找点招,弄弄丫,设点圈套,这叫策划会。讨论会上又有人说,这种傻B以后不要让他来了,找他又费劲又不讨好,还不如做做流行歌星什么的呢。做流行歌星时,会跟他的经纪人谈,经纪人说你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他说行,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点钱,如果你给我们节目组5万块钱,我们还可以在现场推销一下你的唱片。好多好多,我下次再乱说时,我就给你揭行业黑幕:一个电视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一部电影的票房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都有数据和证据。我在看这个节目时,他(那个主持人)在哭,我就呕吐。真恶心,太恶心了!观众不知道,全蒙在鼓里,大家所说的人民,被他们像傻B一样对待,你知道吗?我们心里怎么能踏实呢?

  人物周刊:这是你绝对不能容忍的?

  崔永元: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尤其是谈话节目主持人,他的节目的人格,节目组的人格和这个主持人的人格应该是统一的。尤其是节目是好的人格,他是坏的人格,这是不能接受的。

  人物周刊:可以用你的这个标准衡量央视吗?

  崔永元:在央视就不要提这样的要求,奢望。

  人物周刊:在哪儿能用这样的标准呢?

  崔永元:到哪也不要提这样的要求。BBC,NHK,也许可以,但他们也有问题,只是比我们好得多。科学家贩卖人口,博士剽窃别人的论文……我确实是悲观的,我已经无数次重复我的悲观了。

  人物周刊:节目是否低俗,标准是什么?应该由谁来制定这个标准呢?

  崔永元:如果是公共电视,这个标准是可以制定的,我给你准备了些资料,你可以看,非常清楚,什么是低俗,制定得非常明确。商业电视的标准无法界定,比如花花公子台,我们怎么能评价哪个节目好呢?做爱时间长,姿势多,就是好节目吗?《超级女声》该用哪个标准呢?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湖南卫视是商业电视台,还是公共电视台。

  人物周刊:我们经常听到一种逻辑,说一个孩子因为看了电视,开始学做坏事了,这是电视人的某种自大吗?

  崔永元:绝对不是。以低级趣味博取收视率,绝对不是公共电视的发展方向,势必会造成恶果,如果我们假定国内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的话。因为已经有一些案例出现了。即便在公共场合讨论这个问题,也有人反驳我,说那只是极个别的现象,整个社会还是平稳的,没有因为电视受那么大的影响。我非常反对这种说法。我知道对社会来说,它只是极个别现象,但对这个家庭这个人来说却是灭顶之灾。中国的看客太多了。很多人都说,不就是一个孩子自杀吗,那又怎样?你想没想过,如果他是你的孩子呢?你不会觉得问题非常大吗?所以对公共电视应该有极高的要求。

  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

  人物周刊:《手机》“事件”后,你一直没有接受媒体采访?

  崔永元:大概一年了吧,我把手机什么的全换了,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媒体知道我的手机号,大概只有三个记者知道吧,即使这样,还是经常看到对我的“采访”:情况可能分两种,一是他(她)从别人的采访里编一些,这个还说得过去,起码是你的意思;有的就是瞎编,根本没这事儿,也没给我打过电话,没提过这问题,我也没有回答过,就编出一整篇“报道”来。

  人物周刊:你说的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区分,是不是有点像电影的分级制?

  崔永元 :当时我批评冯小刚的《手机》,也是类似的讨论,我认为是一次非常平心静气的讨论,最后就被媒体渲染成人身攻击,当时我真是焦头烂额,非常难受,因为我的意思被无限曲解了,完全变成一个小心眼的人,特别没有意思。我以前也说过这个看法,作为3级片来看,《手机》太差了,该脱不脱,该上床也不上床,那叫什么玩意?作为无限制级播放的电影,它也有问题,里面已经有性暗示等等,那是不行的。我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现在电影局在酝酿电影分级制,这就是进步。到那时候,我会大摇大摆地到电影院去看三级片了,你谁也说不着我什么,社会允许。

  人物周刊:即使过去这么久,我还是很想知道,你当时那么愤怒是因为“严守一”影射了你吗?

  崔永元:那次我主要针对的是电影的分级制度。我当时说了,崔永元的生活可以比这个更糜烂,可以比这个更龌龊,但是艺术家没有权利把它搬上银幕,这是我的原话。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活品性可以是堕落的,但是影视作品、公共作品,要对受众负责,尤其是电影还没有分级,男女老少都买票去看的时候,不能这样做。我觉得那部电影是在美化婚外恋。

  人物周刊:你还是认为《手机》对你来说是个凶险的圈套?

  崔永元:起码让我看到冯小刚的为人。我后来就跟他没有接触,我对他的评价还停留在《手机》之前跟他的接触上。比如他请我到他家,给我包饺子,说想拍一个主持人题材的电影,不知道主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希望我给他提供一些好素材。我问他拍的是什么电影,他说是喜剧片。后来我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苦恼啊什么的都讲给他了,他当时咬着手指头听,上映前一周我们俩还坐一块吃饭,他说你看吧,你肯定喜欢这个电影。他给我讲了这个电影的故事,把脏的部分去掉了。为什么?他心虚,没说。等到电影出来我才看到,连那个主持人的接班人,都是他的情人。所以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和晶是个弱女子,我好歹还是个男子汉啊,我不拍案而起,谁拍案而起呢?既然说了,就说个明白,所以冯小刚的为人,电影分级制度,影视文化的价值取向全谈了,但是后来媒体描述出来的是一场人身攻击。

  人物周刊:之后你没有和冯小刚再聊过?

  崔永元:没有,他在报纸上说过一段话,但是我不记恨他,因为我不相信报纸。我说文艺作品起码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孩子,你不管其他的人,你得管自己家里的人吧。然后冯小刚说,崔永元说,一个作品要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孩子,这不是我对作品的要求。我说,MD,这人禽兽不如,连自己父母孩子都不顾忌,哪还能顾忌别人!真是禽兽不如!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对此发表言论?我不敢相信这是他说的,有可能是记者杜撰的,对吧。

  人物周刊:当时大家都很明显地感觉到你的愤怒。

  崔永元:愤怒,非常愤怒。后来我还看了一些影片,比这个还要脏,还要恶心,特别特别恶心。社会在进步,为什么影视却不断堕落呢?社会往前走,他们往后走,我当然愤怒了。可以说,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手机》也吃了没有分级的亏,如果有分级制,就敢拍露骨的镜头了,对票房大有好处。

  人物周刊:国外影视作品也有影射或者直接批评名人甚至总统的,比如《9·11》,你怎么看?

  崔永元:要看有没有法律保障。在那之前我还打过一个官司,维护自己的名誉权和肖像权,那官司打得也是一塌糊涂,让我体验到了司法的腐败。

  人物周刊:名誉权的案子你赢了吗?

  崔永元:赢了。但是他们挣了3000万,赔了我10万,你觉得我赢了吗?这个案子一个礼拜就可以结案,用了3年,你认为我赢了吗?

  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和失眠抑郁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节目话题面临瓶颈,越来越脱离现实、不痛不痒吧?

  崔永元:对,非常对。这说明我们当时多么浅薄,认为我们已经引领了时代话语的风潮。我做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自己退下来。

  人物周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崔永元:对,根本不是实话实说,这里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个人能力微不足道,无法逆转,我们可以容忍《实话实说》说得不是那么精彩,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后,收视率一路下跌,仅仅是因为主持人的原因?

  崔永元:没有人能证明它的收视率一路下跌,我主持时用的是日历卡调查方式,现在是收视仪,两种不同的统计方式,无法比较。

  人物周刊:但总体的印象是,《实话实说》不怎么好看了。

  崔永元: 一方面,这样评价和晶、阿忆非常不公平。现在的《实话实说》是在近200个同类型的节目里竞争,而我主持时,只有一两个;另一方面,我也认为他们做得确实不如我。昨天我还跟和晶讨论这个问题,她说有一个观点认为崔永元做的《实话实说》就是有意思,和晶的呢,则过分强调意义,所以就不好看了,没意思了。她问我,“你是这么做的吗?”我说,“不对,和晶。用‘有意思’的方式表达‘意义’,当然是最完美的方式,如果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应该把意义放在前面,把有意思放在后面。”她说她明白了,也接受了。和晶目前的节目可能在“意思”方面欠缺一些,但“意义”方面肯定没有什么减弱。

  人物周刊:能具体评价一下和晶的表现吗?

  崔永元:女主持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矫揉造作,辽宁的黑龙江的,都说香港话,和晶没有,不浓妆艳抹,得体,值得赞赏。还有一点,她的心理素质特别好,跟我不一样,我那时像惊弓之鸟,听到非议会紧张,她应对自如,她根本不在乎这些声音,她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呢,这是她的优点,是我不具备的。

  人物周刊:缺点呢?

  崔永元:她生活中就是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严肃的人,不爱开玩笑,可能大家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大家习惯了在《实话实说》中有意思地探讨话题,如果不叫《实话实说》,改个名字,大家可能一下就接受了。

  人物周刊:你给她的主持打多少分?

  崔永元:在女主持人里可以打80分以上。

  人物周刊:在《实话实说》里呢?

  崔永元:勉强及格。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阿忆?

  崔永元:阿忆不及格。阿忆是个特别好的人,我们很熟悉,他的文笔非常好,学识比我高,我很喜欢看他的文章,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阿忆的学识在主持节目时显露不了呢?阿忆可能不适合做主持人,他就适合做学者,写文章,做学问,给学生讲课,当他面对镜头,还要化妆吹头发,这些可能彻底摧毁他的自信心。我觉得生活中的阿忆是100分,镜头前30分都不到,差异很大。

  我跟阿忆开玩笑说,你看这本书我看3页,我能发挥出5页的内容,你看100页,但你连个前言都说不上来。人和人有区别,他在口头表达能力上可能有点欠缺。还有一点不好,就是他极力希望做到有意思。生活中他不是个特别爱开玩笑的人,很严谨,电视机前非要开玩笑,可能节奏就很难掌握。

  人物周刊:你现在做的《电影传奇》很接近你的理想吗?

  崔永元:《电影传奇》特别近,它离我的理想特别近,只是不被市场认可,大家不觉得它是个好节目,这是个问题。《实话实说》人民认为它是个好节目,但是我觉得它离人民越来越远,我每做一期就觉得离我的理想又远了一步,这也是我自己不能接受的。

  《电影传奇》就是干事,因为没有人愿意干这个,费力不讨好。中国电影100年,我们有多少关于100年的资料呢?我们采访了1000多位电影人,其中几十位现在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再也没有他们自己的影像资料了,等到中国电影150年、200年时,只能到我们这儿来找到他们的资料了。我跟我的伙伴们说,咱们不功利,咱们做一个资料收集,采访每个人都是从他记事开始谈起的,说的跟电影毫无关系,但是我们把它完整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对整个中国电影史是有意义的。但是把自己累得半死,也挣不了钱,不盈利,也没人说这个节目受欢迎。我也可以做《超级女声》呀,我要去做主持比他们主持棒多了,我有这份自信。

  现在这个节目已经被中国电影博物馆收为馆藏作品了。据我所知,这是电影博物馆惟一的电视作品,这就说明了它的史料价值。现在,起码电影圈的老人,天天都在鼓励我,每次我见到他们,都像摸自己儿子似的摸我的脑袋,说小崔,你干了一件好事,你帮我们干了一件好事,这应该是我们电影人自己干的,让你给做了,我们得感谢你。他们对我特别好,还给我寄吃的,寄治病的药,我特别感动。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在《电影传奇》里的演技如何?

  崔永元:我很敬业,但演技根本不值一提,我哪有什么演技呀?

  人物周刊:《实话实说》、《小崔说事》、《电影传奇》,你怎样评价自己在3个节目中的表现?

  崔永元 :《小崔说事》就不评价了,不值一提,挺随手的,好像少年时候练过武,老年了再比划两下,这么回事。《电影传奇》非常伟大,将来总会有人写它一笔的,它为百年电影做出了贡献,真的可以这么说,一点都不觉得脸红,也不愧疚。

  《实话实说》了不起,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谈话节目方式,但是美中不足的,它是模仿,实际上学的是美国《脱口秀》。《电影传奇》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实话实说》顶峰时,我特别有成就感,觉得自己真了不起,我是中国第一号男主持人,后来才发现这个想法非常非常愚蠢,那只是在我们通往理想的过程中非常艰难地迈了一步,就误以为自己成功了,现在想来真幼稚,还没到青春期呢。实话说,《电影传奇》真是让我有成就感。

  人物周刊:你说过希望自己心态调整好了后,再杀回去做个严肃节目,是什么类型的节目?

  崔永元:读书节目。《电影传奇》很严肃,准备做4年,现在已经做好3年的量了,很快就可以全部完成。我们还打算做《歌曲传奇》系列,但也不一定能延续下去,因为这是个商业项目,台里不投资的,很有可能没有人愿意投资,或者没有人愿意购买,就夭折了。

  人物周刊:这个读书节目做成的可能性大吗?

  崔永元:现在几乎都没有可能了,因为那时候严肃节目还有生存空间,有人喜欢看娱乐的,有人喜欢看严肃的,尤其是40岁以上的受众群。现在是娱乐节目通吃,上到99,下到刚会走,大家都喜欢了,全民娱乐。

  人物周刊:你希望自己做主持人做到什么时候?你会以什么方式告别这个舞台?

  崔永元:随时可以不做。我希望我做的永远是高品位、高格调的节目。但是如果电视台不需要,那我掉头便走。

  人物周刊:人民可能不答应啊?

  崔永元:做《实话实说》时人民把我捧上了天,我也没乐晕了头,对吧,现在又有人说我“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所以我就从来没在意“人民”这个概念,哪有人民呀,没有人民呀,只有甲、乙、丙、丁,张三、李四这些具体个体,我希望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我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你听到过的对你最恶毒的评价是什么?

  崔永元:骂我的很多,最恶毒的评价是,这小子会玩,既炒作自己,还不露痕迹,显得很有学问,很有修养,很宽容,这是对我最大的伤害。真的,骂别的,比如他长得难看,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他早点死,死得越早越好,他怎么还不死,他老说自己要自杀,怎么还不自杀啊,快点啊——这些我经常听到,我根本不在乎,但是刚才那个评论,我认为是最狠的,也可能说到了我的痛处吧。(笑)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是一个优秀主持人吗?

  崔永元: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为什么呢?

  崔永元:既有职业水准,又有良心,非常难得。我们的主持人总是缺乏这两点,有的人有职业水准没良心,有的人有良心不会主持节目,我是这两点都具备一点,所以就显得比较优秀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要求特别简单,比娱乐节目,其他类型节目的主持人都简单得多,因为谈话节目主持人是真实地表现自己,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是什么样的谈话节目主持人,所以我说,可能谈话节目主持人是最难选的。另一个角度来讲,谈话节目主持人也是最好找的,你只要会跟别人说话,你就能当谈话节目主持人。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好的谈话节目主持人肯定是个好人,有相对完美的人格,所以他才会有相对完美的谈话。

  人物周刊:你在谈话节目中表现得很好,你觉得自己的人格也是非常完美的吗?

  崔永元:我还好,到现在我还在犹豫我要不要参加商业活动呢,我把好的机会都错过了,我其实1996年就可以参加,但是到现在2005年还没有参加,9年都过去了,损失了多少钱啊,你想想。

  人物周刊:一个商业活动都没参加?

  崔永元:对,我一个商业活动也没参加过,我损失多大啊,我知道我们的价码。

  人物周刊:现在是什么价码?

  崔永元:不知道,现在我已经二三流了。你到演出经纪公司去看看,非常好玩,他们有这些人的大名单,包括电话和价码。只有我是空白的,没价,因为我没有参加过,谁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价。所以我觉得我挺棒的,确实挺了不起的。

  房地产开盘、晚会、演出我都参加过,但我问心无愧,我就是一分钱都没拿。我只参加过一个楼盘的开盘。那个楼盘的开发商很偶然地认识了我,让我给他开盘,我说我不去,因为我从来不参加商业活动。后来他就跟我讲他的理念,他说在深圳,如果他做大户型,会特别挣钱,但是他做小户型,都做一室一厅,两室一厅,最贵的30万,便宜的10万都不到,是给深圳那些白领准备的房子。现在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广告,说350万起价,白领阶层轻松入住,简直TM放屁,谁挣那么多钱啊?简直戏弄人。所以这个老板让我挺感动。后来我就去看了他的楼盘,看了看还真是,房子特别小,但他安了好多镜子,你一进去觉得那个房子特别大,实际上就是一居室,特别便宜,我觉得他真是为深圳这些打工的人在建房子,我问那你能挣多少钱,他说我建3栋这样的房子,才能挣他们1栋那个大户型的钱,后来我说我来帮你开盘,就去了。我就参加过这一个楼盘,是在2003年吧。

  人物周刊:你觉得主持人和演员、歌手有什么区分吗?

  崔永元:公共电视台的主持人,跟娱乐圈一点关系都没有。商业电视台的主持人就是娱乐圈的。

  人物周刊:国内有你欣赏的主持人吗?

  崔永元:杨澜、张越、水均益我都很喜欢,非常喜欢。但是杨澜最近做那个《天下女人》,我没看,只看了宣传片,不喜欢,在宣传片里跳那个摇摆舞,这是杨澜吗?作为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在尊重人这方面,杨澜无可挑剔,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她的适用类型特别强,可以做这样的节目,也可以做那样的节目,我觉得她特别好。

  张越呢,我喜欢,因为张越的语言风格特别苛刻,但是我觉得她在苛刻的过程中,能让你感觉到善意、友好,这是她的技巧。张越做人也是这样的,我们俩在私底下谈话,我根本不是她的对手,看书也没有她多,她是读书狂,看书特别多,甘于寂寞,什么都不争,你见过张越争什么?什么都没争。王雪纯也是,什么都不争,就天天坐家里看书,充实自己,耐得住寂寞,这是我学习的榜样。水均益是另一种类型,我不会英语,我觉得他会英语挺棒的,非常好。碰到一些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会去问他,他搞得非常清楚,一定程度上来讲,他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这样的主持人值得提倡,就是你做一个类型节目时间长了以后,你对这个领域能有充分的了解,能显出你对这个领域的学识掌握的程度。水均益人也特别好,我很喜欢他。

  人物周刊:在中国,优秀电视主持人的“短命”是一种普遍现象吗?

  崔永元:非常普遍的现象,谁也无法逆转。电视节目是内容为王的,当我们的内容受限制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在表现形态上做文章,那个东西寿命就是短,现在一个节目能坚持3年、5年我觉得已经非常奇迹了,应该比这个还要短。在媒介以内容为王这个前提下,如果我们在内容上无法拓展,只能在形式上去翻新,就会导致主持人生命力特别短,基本上就成了吃青春饭,成了这么一个行当。在国外到了我这个年龄刚有资格做主持人,在中国都被淘汰了。在国外,你不到40,谁让你做主持人?开玩笑!这个事情比较复杂,我觉得跟我们整个电视生态环境都有关系。比如拉里·金那样的节目,我们让他到中国来做,即便没有政策的限制,又有多少人愿意看呢?但是我告诉你,你爱看不看,公共电视台就是这样,你只要家里有电视,你就必须交钱,不交钱就罚你,就是这样。

  我一直想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

  崔永元:每个做媒介的人都应该有这种责任感。你的媒介会影响别人,你怎么能够没有责任感呢?我这些年发表的观点老被人重视的原因,就是因为两点:一是我确实说到了痛处;二是别人不愿意说的话,明摆着得罪人的话,我说出来了。

  我把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分成三类:一类叫拍案而起;一类叫洁身自好;第三类叫随波逐流。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识分子。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我一直想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但是那样的人除了要有血性,还需要有知识。我认为我的血性足够,我的知识不够,我的知识储备不够,我说话不能那么隽永,不能那么深遂,但是起码我能拍桌子。

  人物周刊:不为自己担忧吗?

  崔永元 :我不担忧。我不说我难受,所以我就说,更多的时候是媒体曲解了我的意思,他们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故意把我的语言妖魔化了。

  人物周刊:有没有拍错的时候?

  崔永元:我没有拍错过,都是媒体给我拍错的。我最近见到一些大画家、大作家,他们都劝我不要这样,他们说,哎呀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不要老站起来说话。我理解的意思,是他们觉得我根本没有那种学识,话说多了,漏洞百出,被人揪着尾巴多难受啊。

  也可能是他们也堕落成那样的人了,觉得洁身自好就是好的了,不用再拍案而起。有段时间我对网络陷入了困惑,只看到了它的负面效应,觉得它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后来我看了《南方周末》对鄢烈山的采访,茅塞顿开。他没有说BBS一句坏话,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他说这是个公开的论坛,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智慧。记者接着问他,那你的杂文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他说我们的社会还是需要有逻辑思维的、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我看完后特别高兴,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排斥BBS这种新兴的方式,但是这个社会确实需要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真的像外界所描述的那样,有“道德洁癖”吗?

  崔永元: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比如你是医生,我给了你红包,你做手术时就应该认真些,不能把纱布放在我的肚子里,但是现在不是,拿了钱还会不小心把纱布留下;再比如你绑架,问我要钱,我给了你钱你一定要把亲人还给我,你不能拿了钱又把人弄死(笑)。我现在都堕落到什么程度了?低于法律的底线了,但是就是这个都算过高要求。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会不觉得惴惴不安呢?怎么能睡得着觉呢?

  人物周刊:你一直在以太强硬的姿态去面对生活,为什么不让自己更舒服些呢?

  崔永元:舒服的方式是妥协。为什么我们老劝大家妥协呢?有的人妥协了很舒服,比如说被日本人占领了当汉奸就是妥协,特舒服,汪精卫特舒服,都混到顶上了;有的人就是死了都不想当汉奸。像梅兰芳他们,就是今天所说的演艺圈的人,他们不但不当汉奸,都不给他们演戏。我们怎么看这些人呢?你说你给他演呗,你故意给他往坏里演,你含沙射影再讽刺一下日本人?妥协的渠道任何人都能找着,我觉得那是借口。

  人物周刊 :你是不是老有孤独感?

  崔永元:我每天晚上都非常难受,特别孤独,寂寞。我都无法跟你形容我的难受,经常晚上9点就躺在床上,到第二天早晨7点还没有入睡。我老在想这些事,想不通,想不明白:以前有那么多拍案而起的人,现在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知道崔永元无法跟他们比,这个时代有可以跟他们比肩的人,做人做事都无可挑剔,但是他们都在洁身自好,我见过很多很多,他们不愿意站出来对这个社会负责任。

  人物周刊:一个正人君子,一定得要求别人也是正人君子吗?

  崔永元:大概就是有病,只能说是有病了。我其实只是希望从业人员要有职业道德,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其他的真的没要求了。

  人物周刊:你希望中的自己,希望中的别人,希望中的外界社会,有没有点乌托邦色彩?

  崔永元:我才不认为那个是乌托邦世界呢,我认为那是美好的世界,我相信有这样的地方。比如我带我女儿去朗布拉邦(音),老挝一个城市,那地方非常非常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让人特别感动。回来我就想,什么叫文明?什么叫发达?是不是纽约就叫文明?华盛顿就叫发达?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大概就叫文明吧。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你对别人的那些要求了吗?

  崔永元:对,我就能做到绑票不撕票,收了红包不塞纱布。主持人请人家来做节目,人家好好配合你,你别背地里骂人家,我就这个要求,这个要求高吗?

  人物周刊:你老站出来说话,你的家人怎么看呢?

  崔永元:我的家人也觉得我像个疯子,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讲像个疯狗,见什么都要咬一口。看电视时在骂,看报纸也在骂。比如前些日子黎莉莉去世了,那是个对中国电影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人,报纸上连个豆腐块都不愿意给她,把那么大的篇幅给王菲、李亚鹏、《七剑》。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起码是个文化不高的社会。

  抑郁症、良心和金钱

  人物周刊:生活中,你是个好玩的人吗?

  崔永元:我生活中好玩着呢,只不过得了抑郁症变成现在这个德行了。现在我的同事跟我合作都觉得没意思了,因为我特别苛刻,这些小孩经常被我批得掉眼泪。但是以前在广播电台时,大家都盼着我去,只要我一去,办公室就永远是笑声。我们有个女同事,生了个孩子,欢天喜地,然后我去了,他们说小崔脑子灵,给起个名字吧。我就在那儿装模作样地想,她丈夫姓马,我说叫马奋吧,他们就说你太恶俗了,怎么起这样的名字。我说是奋斗的奋,奋斗怎么会恶俗呢。一下午大家都为这事高兴。其实生活中我是特别有趣的人。现在那个状态已经没有了,一点趣味都没有了。身体加责任感这两件事,让这人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人物周刊:你有过挺严重的失眠和抑郁症,现在的状况怎样?

  崔永元:同事们说我白天还挺快乐的,状态挺好,一到晚上就成了另一个人。有点人格分裂,白天一个人,晚上一个人。一到晚上,天一黑,满脑子都是这些事。

  以前是住院,两个月,接受系统治疗。最要命的时候,是到了临死的边缘,就是要自杀,需要24小时看护。现在接受心理治疗是不定期的,当我觉得焦虑到自己无法控制、药物也不大起作用时,就会去找医生。我觉得抑郁症是个好病,让人天天拍案而起。(笑)

  人物周刊:长时间的失眠和抑郁,是不是影响了你对外界事物的判断呢?

  崔永元:我是处在这种状态的,就是自己对自己无事生非,比如非洲出事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忧心忡忡;甚至看到美国的电视不好,我都很反感,比如说国家地理频道有个栏目广告(不是商业广告),我特别不能接受,它的第一个镜头是“9·11”那个大楼塌了,视觉上非常漂亮、非常好看,我就说你想没想过,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打开电视机心里会怎么想?我为这些忧虑,想给他们写信。是不是有病?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些朋友,因为你的这种性格,断绝交往的?

  崔永元:有,特别多。我是1985年开始做媒体,媒体朋友特别多,他们尤其不理解我,说你看咱们都是哥们儿,1985年就开始一起混,现在你成名人了,你给我们报纸报报料,报纸火一点,多好,你当正人君子,我们也没得登,没意思。他们不太愿意搭理我,反正就是越混朋友越少。

  人物周刊:医生建议你换个轻松的、不需要太多责任的职业,你觉得自己可以离开吗?

  崔永元:当然可以,这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这个行业?

  人物周刊:但现在你还是在干这一行。

  崔永元:我能做什么呢?我没有别的手艺啊。比如我想过做房地产,那样可以挣很多很多钱,那时候崔永元是个商人,在商言商,我就挣钱,你管得着吗?但是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我又不能容忍,就没法去;也有一些企业找我做形象大使,推荐这个药那个保健品,干那么三五档就够这辈子花了。但这东西行吗?真是虎骨做的,蚂蚁泡的吗?我会跟人较真,一较真就会露馅,然后心里又不平衡,所以简直是没法选择,非得坏了良心。我要坏了良心,我就不要换职业,我就可以在这个圈子里如鱼得水,我水平比他们高,这我知道。

  人物周刊:你不会像其他一些主持人那样拍个广告什么的吗?

  崔永元:中央台有个自律手则,规定主持人不能做,你要做就得填个表什么的。我没填过这种表,我也没想过这个事,但是我知道大家私下走穴,都说是公益活动,其实是私下给钱,都这么干,慈善晚会都要钱。BBC要求特别严,主持人连慈善活动都不能参加。好制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人物周刊:目前最困惑你的事情是什么?

  崔永元:目前最困惑我的就是我还要不要良心。

  人物周刊:那你是要良心还是要健康?

  崔永元:健康无所谓,健康就这个样了。问题是,要良心还是要钱?我必须坦白地说,我喜欢钱,我怎么会不喜欢钱呢?有了钱我能做好多好多事,往神圣了说,我能做更喜欢的节目,不在乎你看不看,因为我有钱,我就做;往低俗了说我可以买我喜欢的东西,可以到处去玩,可以带我女儿出国,带我女儿遨游太空。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如果想要钱的话,我必须得不要良心。从广泛意义上来讲,无论你是做楼盘,还是卖牛奶,你要是要良心的话,你就没有那么高的利润,良心会减低你好多利润。

  人物周刊:那悬了。

  崔永元:肯定悬了,对,悬了。但是我有时候会这样想,可能是一步错棋,因为你觉得你不要良心就可以挣钱了,但是当你抛弃良心的时候,你发现市场根本不认你,那时候既没有人请你做广告,也没有人请你走穴。良心也没了,钱也没挣到,真是鸡飞蛋打。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现在幸福吗?

  崔永元:不幸福,我也找不回来这种幸福了,因为我误入歧途,找不回来幸福了。

  人物周刊:对未来你有设想吗?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崔永元:过一天算一天。我希望我女儿长大了不要像我这样。

  人物周刊:不要像你哪样?

  崔永元:不要像我这样难受,不要像我这样活着没有质量,我希望她做一个快乐的农民,要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做一个快乐的市民。

  人物周刊:现实生活中谁离你的心最近?

  崔永元 :很少,我那天看费穆的书,《小城之春》的导演。他就谈了艺术片跟商业片,简直就像我说的话。他说我从来不会迎合观众,迎合票房,他说我热爱艺术,但是同时我又在享受着孤独,谁能理解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特别伤感。那是费穆1948年说的,但现在2005年了,我还在这样想,所以我觉得我离费穆特近,但是他们走的都是英年早逝的路。

  人物周刊:你应该不会吧?

  崔永元:也不一定。我到现在依然认为那不一定不是好的选择。有时候我也很困惑:我走在街上,我在饭馆吃饭,我出差坐飞机,坐火车,经常看到很多人很友善地跟我打招呼,询问我的病情,问我睡好了没有,希望请我吃饭,然后给我推荐药,每个人都对我那么友好;但是在媒体上天天都有人在骂我,天天都有人以人民的名义在骂我。我很困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现在选择的方式就是躲避媒体,远离媒体,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不要天天在报纸上,在网络上出现,在电视上出现无法避免,这是我的职业,其他的能不出现的就不要出现了。

  《手机》那件事情,我一开始想的是,这些记者年轻,他们那么小,可能不懂得这些事。后来我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他们懂,他们故意的。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报社的主编,那主编跟我说,我们那些孩子现在听风就是雨,有时候八字没一撇的事就编成新闻登上了。我说那你为什么让他登呢,他说现在谁信这个呀。这是一个主编跟我说的。我心特别凉,我觉得那些孩子可能会犯这些错误,你主编这一关为什么不把一把呢?你都听之任之。

  我倒不觉得报纸不能登周杰伦什么的,S·H·E什么的,有人喜欢可以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媒体上包括网络上是不是也应该有学术的园地呀,起码提供一个学术问题公平讨论的机会吧,而不是一张嘴就炮轰,一张嘴就攻击。

  你看那天还说我炮轰倪萍呢。我是说体制的错乱,比如说倪萍是主持人的时候,她不拍广告,她遵照台里的规定,但是她现在转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她就成了演员了,她就可以拍广告。我的问题是如果有一天倪萍又转回来,又做主持人,那她还能拍广告吗?那肯定不能拍吧,那前面的广告怎么算呢?这不成曲线救国了吗?我说这就是制度的不严密。这里哪有攻击倪萍的意思呢?对不对?但是报纸上写的就是崔永元炮轰倪萍,炮轰收视率,炮轰《超级女声》,一下午开了三炮。

  人物周刊:现在你怎么看死亡这个问题?还在想吗?

  崔永元:我白天不想死,因为我节目都没做完呢,还有很多人找我有具体的事,这个帮孩子联系上学,那个是看认识谁,能买点便宜东西什么的。我不是晚上经常陷入痛苦嘛,有时候我还在想这个题目,还没有断这个念头。我的医生特别好,他说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在下决心之前,咨询一下我,你是有文化的人,我是你的心理医生嘛,我觉得你的方式好,你采用就行了。他说换句话来说,一个有文化的人要学会向别人求救,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总是爱找他,总是希望他能帮助我一下,甚至都有依赖的心理。易立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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