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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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崔永元仍然是今天对中国电视做过最多有益批评的人之一
他看到了比我们更多的门道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一片面而深刻的断语能激起各方面的复杂反应，应该在情理之中。
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电视频道，最庞大的电视观众群，中国电视在粗放地繁荣着。收视率长期以来被打扮成运作成功的惟一标准。在这种时候，谁敢鄙薄收视率，谁敢拿收视率鄙薄谁？更何况，事情之引发，正当人们在感染一次前所未有的电视狂欢——《超级女声》调动了无数少男少女的幻想与活力，不成熟的舆论界正在对它进行着一厢情愿的过度阐释，最后连早就扭头而去的某一类知识分子们也回到电视机旁边，匆忙参与讨论。在这样一个尖锋时刻，正在兴头上的人们突然听到一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那可是太扫兴了。
说这话的是崔永元们。崔永元是仗义的，他说，这句话不是他的原创，但在这种舆论一边倒的时候，他愿意把它顶过来，正式表示他赞成这种观点。其实，看看崔永元在各种场合对电视媒体的批评，就知道这么说是符合他的逻辑的。
在此前本刊记者对他的采访中，他对电视庸俗化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批评版本。统观崔永元对电视的批评，语言里浸透着对劣质电视的忧愤。他分析电视庸俗化的成因，“首先是电视从业者因为素质低，而出现对文化，乃至对文化人的不恭敬”；还包括“缺乏脚踏实地联系实际的工作风气”；“平面媒体从自己商业利益出发的恶性炒作”，设计“托儿”，强奸民意，雇佣吹鼓手吹捧捏造热门电视剧的收视率，直到受众根本不信，媒体还乐不思返；“商业利益集团的操纵”；浮华、浪费、重复和模仿，浪费惊人。
崔永元有对整个世界电视业的思考。他的批评指向“世界电视的庸俗化问题”，而中国在他眼里成了一个庸俗化的接收器。他说，大陆电视是从香港转手来的，已经是北欧到美国再到日本转了一圈的三手货、四手货了。“香港不中不西的退化语言在内地蔓延，连电视节目主持人都要换掉自己的口风，改为这种港台腔。大量情趣和演技都很低劣的影视片遍及大小城镇，文理欠通的歌词配上千篇一律、甜俗不堪的曲调，居然可以流行。”
没有人说崔永元的批评没有道理，他指出的都是事实。但是，崔永元还是一个很有节制的批评家，他一次又一次地列举庸俗的电视现象，但他绝不说造成如此庸俗的原因，他绝不谈电视体制，而这是一个批评家必须面对的，也是在改革作为主旋律的今天的言论环境中可以涉及的。崔永元会讲国外的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如何如何，国外的公众和知识分子如何要求电视的公共道德，国外的法律如何保护公众的电视利益，就是说，他知道我们的电视关键的问题在哪里，但是他只列举出那些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只是在主流电视里批评电视的主流。
还应该补充一点的是，大陆的电视需要具有自由模仿和借鉴的权利。模仿就像一个婴儿的学步，既是内在的需要，也是外在的逼迫。也许现在的问题不是模仿不对，而是模仿得不够，以致创新的基点不可靠。就像电视机一样，从“模仿”而后自主，现在终于可以使用“中国电视机”一词了。甚至地方台模仿中央台，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央台的资源太强大了，其示范效应和赢利能力和地方台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而创新容易得救，特别是对于弱者来说。
问题是，如果出现一个地方台模仿外台做得比中央台还成功，就像《超级女声》那样极一时之盛，我们还能心平气和吗？“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产生的语境容易让人联想到语言本身之恶，何况央视的绝对强势一时根本无可动摇。但我们也应该心平气和地对待这句话。作为一句警世之言，它应该是有很多一言难尽的现实内容支撑的，在形式上，它删繁就简从而收过目不忘之效，我们应该看它的内容。
崔永元之所谓《超级女声》庸俗，其实是不包括超级女生的，他说那些女孩子很可爱，这就跟公众的想法一样了，公众不就是觉得超女可爱才去追捧的吗？可是，其操作过程，某些专家评委主持人，却并不可爱。是追求收视率的动力制造了电视的“恶”。崔永元是一个业内人士，他看到了比我们更多的门道。即便是一个普通观众，可能也会觉得在某些环节把超女当猴耍是恶心的。但那就是收视率，人们爱看一个无辜的女孩子出乖卖丑啊。
过于“洁净”的媒体理想？
还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句话不是出自崔永元，而是另一位不在电视的利益群体里谋生的中立学者，效果可能不一样。中国的电视跟电信一样，是高度垄断一家独大的，人们没有理由对这种局面感到心满意足。而崔永元们，则先天地占有了这方好风水。这与他们个人的素质无关，也许他们生在充分竞争的电视体制下，也会成长为电视精英，但谁在没有充分发育的市场下享受了优越，谁就得接受人们的……至少是挑剔吧。这也是一种公平。
最有价值的电视评论工作也许只好期待独立的知识分子，然而，在这种声音缺失的时候，在人们对电视失望已久的时候，业内人士自己的表态则成为一个有趣的参照。如果电视人批评电视，能超越个人利益的立场，那就非常难能而且可贵了。
作为崔永元个人来说，要担当媒体批评家的重任，也许应该具有更加“专业化”的精神，以排除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嫌疑，同时，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超越，例如发言时要跳出个人的优势地位，这样才不至于给公众落下其他口实。当然这已经是一种理想境界，是很难企及的，如果一个人不能保证达到这样的要求，就得承认局限，就得允许别人批评你。
看起来，崔永元的媒体理想是过于“洁净”了。他曾经谈到，“很多平面媒体，尤其是小报，实行的是一个编辑把持一个版面的做法……登什么，不登什么，对某个事件如何评价，完全是他们个人的好恶……想到这儿，你就会觉得非常恶心……小报小刊的庸俗化在其发表评论时，表现是比较显著的。”这可能就是把“个人好恶”带到公共批评里去了。名人“容易”受到“小报”的“误会”，这是自然的。但在中国，严肃的论者都会慎用“小报”一词，因为媒体都服从党的统一领导，至少在消息传播上有法律意义的平等。至于一张报纸上有观点不一致的言论，不要说两个版面，就是同一个编辑“把持”的一个版面，也是允许的。比如人家可能不赞成你崔永元的观点，但还是可能发表你的言论，因为这是公共空间，除了特别预置话题的恶意圈套，这并不恶心。这涉及一个人对媒体的基本观点，就是你是否相信言论在一个健康的言论生态里可以自然形成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作为一个批评家，这也是基本素质。
还有一个涉及崔永元对待传媒的立场的是，他对“手机事件”至今不能释怀。这要分两个层面，作为朋友之间，如果真有算计存在，那是私怨，但作为一个公共产品，也不妨放在另一个层面处置。既然崔永元在谈中国电视庸俗化的时候，可以引用许多国外的电视的例子，当然也可以把自己的事情放在国际惯例中去看。这样，崔永元在这一事件中依然是得分的。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也可能是作为一个电视批评家或者电视制作者都应该超越的局限。不过，总的说来，崔永元仍然是今天对中国电视做过最多有益批评的人之一，即便他不是做得最多最好的，由于他的公众人物的身份，也是影响最大的。而他的主要成绩还在对中国电视节目可能性的探索上。
必须有真正的电视批评
中国电视正在以社会平均趣味为主流趣味，或者惟一的趣味。精英文化在这里是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得不到表达；底层民众的痛苦除了按照媒体的要求作为煽情的素材之外，通通不屑一顾。电视成为一种把人们的生活趣味向下拉的强力引擎。
无论如何，中国需要产生一批真正的媒体批评家。他们不仅要对媒体的产品进行个案批评，也要作形而上的追问，作技术批评、艺术批评和道德批评。没有哲学思考的民族是不优秀的，而我们国家在林立的电视发射架后面，竟然没有对电视的起码的批评，遑论哲学思考，这是说不过去的。
然而，真正的电视批评是需要大气候的。这种气候来源于管理体制的开放，包括意识形态的边界的明确化，和让电视有真正的民间生长空间。只有这样，文化精英和普通大众才能一齐参与电视重建，才能在电视业内部产生自净功能，才能形成电视不致于最终以庸俗化当道的保障。
这是一个在中国广为传播的故事，也让崔永元先生十分心仪：在英国，有一位玛丽·怀特豪斯老太太让英国广播公司坐卧不安。她是净化电视运动和英国全国听众和观众协会的发起人和领军人物。她一直抨击媒介在散布猥亵、肮脏和亵渎的语言。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一上任，就给怀特豪斯夫人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同意她的观点，认为有关反淫秽的法律需要重新审视。她的努力赢得了英国社会普遍的尊敬。BBC的一位发言人表示，“由于夫人努力工作，一生不辍，英国的媒体总是忙得焦头烂额，没有时间可以松口气，因为有了她，BBC的节目才更有生机和活力，我们会永远铭记着她”。
可是，这位老太太在中国能生长吗？她在中国能有所作为吗？她不会被公众视为另类吗？事实上，连崔永元这样的公众人物对电视庸俗化的长期批评也不起作用，更何况一“毫无话语权”的老妪。制约电视庸俗化不是任何个人的事情，也不只是某个部门的事情。但在我国，对电视庸俗化的有效力的影响主要来自主管部门和各级官员，来自民间的批评没有任何作用，而主管部门的主要精力又并不在此。必须有一个开放性的机制，才能产生真正的电视批评，才能制约电视庸俗化。何三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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