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18年的剧本:里面有产生小悦悦悲剧的民族性
改了18年的剧本：里面有产生“小悦悦”悲剧的民族性
陈弋弋： 什么时候开机？
冯小刚(微博)：这个月底，然后拍五个月。
陈弋弋：都在哪些地方拍？
冯小刚：重庆、山西、东北，天气是够冷的。
陈弋弋：《温故1942》这个剧本是1993年王朔推荐给你看，然后你兴起念头要拍成电影的。从那时候到现在有18年了，你手上有过很多剧本，有些说放一下也就放下了。这个故事到底为什么让你如此放不下？
冯小刚：对，每一次放下之后，都发现还是放不下。1995年我第一次放下这个剧本，如果搁现在，往往大部分导演都会觉得这事就算了。那时候刘震云安慰我的一句话说得很好，“我们又有从容的时间再写一稿了”。现在电影圈里太多剧本是聪明人写的。经常有些编剧就会跟你说：“要我写剧本，行，但是丑话说在前头，我不改。”编剧们这样说其实可以理解，是怕被导演反复的蹂躏和折磨。但是《温故1942》是两个笨人做的事情。
首先，我们拿出大量的时间去采访，重走灾民走过的路，故事涉及的所有地点。其次，刘震云愿意不断地写。一个剧本，一稿写完了，放它三月、半年，回头看，一定发现很多问题。这个剧本放了十几年，中间我们不断地回头看，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发现认识的误区，不断地修改。直到昨天，刘震云还在想，会不会有硬伤？我跟他说，这电影拍完了一定会有硬伤，因为总是有你认识不到的盲区。你问我为什么喜欢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最可贵的就是——有营养。所谓的营养，是指一部电影，具备认识论的价值，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飞跃，而不仅仅是娱乐的价值。
陈弋弋：怎么样的飞跃？
冯小刚：我看了《温故1942》的小说后，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我的世界观，包括我对自己的看法，都发生了改变。
陈弋弋：说的好像是人生的终极问题。
冯小刚：我特别爱问自己，我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这个问题在我的生活中，总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着。《温故1942》给了我回答。我相信它能够帮很多人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对很多事情产生很大的困惑——觉得这个社会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最近微博上传的那个两岁小女孩悦悦在马路上被车子碾压两次的视频，让很多人讨论这是不是一种冷漠，是令人发指的暴行。很多人都觉得不理解，怎么有人能视若无睹地走过去呢？更多的人是愤怒，在问：现在的人怎么样怎么样了？其实呢，只不过是因为过去通讯不发达，传递不了。事实上，这种冷漠在我们的民族性里，是源远流长的。
陈弋弋：《温故》能回答民族性的困惑？
冯小刚：能够回答大家的这种困惑。1993年，我第一次看这个小说的时候，就发现它对我们的民族的描绘非常冷静，也非常真实。当然这话扯得远了点，我不是那么有责任感的人，我其实就是想拍一部打动我的电影。但是如果我稍微扯淡点，装个孙子，那我嚷嚷一句——这个民族要往前走，首先必须认得清自己！得有面镜子往前面一照，知道：哦，这就是我。人只有认清自己的时候，才知道为什么会困惑，才可能学会调整。
陈弋弋：刘震云老师，我之前看到有些访问说，每次这个计划被搁浅的时候，你都会雀跃着说：太好了，我又有时间把剧本拿回去改了！我想知道，你对这个故事的感情在哪儿？
刘震云：（笑）这句话有些夸张，我不至于欢呼雀跃。说到感情，一方面我的感情发生在故事里人物的身上：我们采访的一个叫刘和平的老太太，她给我们唱她想象中的天堂是什么样“玉石铺面黄金街，喝口凉水都不饿”可见饿过的人对饥饿的理解，对天堂的理解：就是再不用种粮食，喝口凉水就不饿了的世界就是天堂。另一方面，是在弄这个剧本的过程中，我得到的那些东西：我和冯小刚去重庆，看到当年蒋介石的办公室，居然很简陋，我们想起来曾经看到的，陕北红军的办公室也很简陋，小刚说了一句话：“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原来都是很简陋的。”这句话对我内心的震动特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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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sam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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