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夫

　　44岁的乔和平递上的白色名片极为简单：四号加粗的宋体字——“北漂集团”，另起一行是五号字——乔和平(职员)。如此看来，“北漂”已经在这些外省艺人心中成为了一个集团，一面已经开始竖立起的大旗。

　　北漂，顾名思义，在北京漂泊。而在北京漂泊的人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职业广泛，这里又特指在北京漂泊的文艺人士。

　　有人做过粗略统计：自87后基本停止了包分配的8大艺术院校，每年约有3000名左右的学生自谋出路，他们大抵选择北京发展；另外，各省市约有40余个的文艺团体，每年流失演员、编导、舞美和其他各类人员到北京数百名不止；此外，还有大批没受过专业训练却梦寐以求想成为歌星、影星的各地青年成百上千；扣除为数不少但比例不高的半途而废、无功而返人员，如今漂泊在京城的文艺人士应不少于30000名。

　　假设“北漂”人员在3万左右，这就说大约17个相当于北京电影制片厂规模的文艺团体出现在北京影视文化市场。北京电影制片厂目前在家赋闲的演职员不在少数，如今人均又平添出近20个竞争对手，难怪“北漂”人既不平又自豪地声称：“北京文艺团体的专业演职们很恨我们，埋怨我们抢了他们饭碗！”

　　乔和平来自云南专业文艺团体，无论在工作单位所在地云南还是家乡宁波，他曾经都是很有身份甚至很有势力的人物。但他认清要想在文艺上有大的发展，非来北京不可。

　　孤身一人来到北京，没有了来自云贵高原的掌声和鲜花，也没有了杭州湾一呼百应的气派。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将近四十岁的人被迫与20来岁的孩子们坐在一个课堂去听一个30几岁的人讲课。不在同一线上起跑，这就要求你必须付出比别人更高昂的代价！

　　来到电影学院的学生，尽管在公开场合上都会讲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但私下里都明确无误地有自己的目标——要当中国的黑泽明或中国的索菲娅.罗兰。进修导演系的乔和平目标锁定在哪儿呢？

　　放弃表演、致力于导演。这就是乔和平的初级目标。为此，他刻苦学习专业理论，弥补先天的不足，他还两耳兼闻窗外事，争取一举两得的宝贵实践机会。吴子牛这样的大导演他自然不肯放过，而默默无闻的小导演，他也同样甘当副导演或制片甚至剧务。

　　“北京人懒！”几乎是所有外省来京人员的共识。乔和平的勤奋、敬业势必得到所在剧组导演或制片主任的认可，但这客观上抢了北京同行的饭碗。乔和平感到为难又无奈。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不能再惧怕无意伤害他人的行为，他认为如果北京人也有他一样的生存危机，就一定会做得比他更好。

　　来自天津人艺的演员王宝德，尽管在津门地界内总有男一号的角色等待他选择，但他不当鸡头宁做凤尾，却选择在100多公里外的北京甘当配角。对于漂泊京城的王宝德来说，最难闯的一关不是生活的窘迫而是精神的落差。

　　初到北京，外省人最惊异的就是房租的昂贵！在天津，王宝德有足够的生活空间，而来京城则无立锥之地。投靠在外省同行租用的狭小房间，这些同病相怜又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很快帮助他寻找既不太远离市中心又不能房价太贵的栖身之地，然后就帮助他联系正在拍摄的剧组，哪怕一个小角色，也奋力去争。

　　京城的名角太多，地方队名角的王宝德只好屈尊听任摆布。同各个行业一样，影视圈内也分成若干个相对固定且封闭又排他的小圈子，如果没有内线的举荐，甭说打入主流，就是外围也难插足。早几年来京并且已经混出点模样的甘肃话剧团演员倪土，在这些“北漂”人中多少有点老大的味道。依仗在北京已经编织的网络，倪土给王宝德先后推荐了几个剧组，减少了王宝德最初的许多弯路。

　　从主角到配角的逆过程中，王宝德心理严重失衡，尤其北京大腕儿们那种不屑的眼神，深深地刺伤他的自尊心。特别是当他闻讯来到某个剧组驻地叩敲导演的房门时，每次他几乎都丧失了抬手的勇气。他无法迎接那种居高临下的审视目光，无法笑对那种施舍、恩赐般的调遣。然而，后退已不可能。既然不想在天津默默无闻地生存，那为了生活得更好、为了自我价值的开发，就必须忍辱负重地直面这种痛苦的人生。

　　节假日，是外省人最最难熬的日子。许多“北漂”难友返回各自家乡，留下来的要么正有戏在身不能回家，要么是最后的期待。王宝德赶上一次春节，北京人各自守在家里欢度，而倪土他们又纷纷返回。除夕的晚上，附近的小饭馆无一例外地关门打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漫步在静悄悄的寒冷街头，他不想回自己租的那间小屋，他忍受不了那种孤身只影空寂和清冷。不过，当子夜时分，全城骤然响起撕心裂肺的爆炸声时，他那种被人遗忘和丢弃的感觉就更加强烈了。“谢天谢地，现在北京不允许放鞭炮了。”王宝德如释重负地叹道。

　　同乔和平一样，如今而立之年的王宝德早已度过了最初的困难时期，在开始良性循环的过程中，他恢复了自信和渐渐熨平了心灵上的伤痕。尽管距舞台的中央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王宝德看到了希望和曙光，“在京城演主角”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

　　同王宝德与乔和平相比，倪土似乎多了一层饱经沧桑的色彩。身材魁伟、高大但不英俊，这在依旧脸谱化的影视剧里，似乎注定了只能充当反面角色。于是，一连串的黑帮、杀手、老大乃至即使已投诚但先前也依然为土匪的角色便与倪土密不可分。

　　作为一个外省的“北飘”艺员，能够在星腕儿云集的京城抢占一席之地已经非常不易，至于是否为一号主角，是否为正面人物则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同其他文艺行当一样，演员的成功也要有量的积累。尽管天水长大的倪土曾经在甘肃话剧团的舞台上饰演过古今中外众多角色，但来到北京后，却等于白纸一张。要想得到认可，在兰州所取得的成绩和获得的荣誉则远远不够。

　　倪土深知这个现实，因此，当他毅然放弃铁饭碗和告别故乡之际，就从心理上和物质上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自87年始，经过在北京的两进一出，年近四十的倪土累计漂泊在京城已八年左右。当一些曾经志同道合的朋友忍受不住思乡之情和承受不了一次次失败打击后纷纷返回原籍时，倪土坚守在自己租借的房屋，没有退出竞争激烈的北京。

　　信念是成功的保障，持之以恒的努力加上迟来的机遇，终于为倪土打开了北京影视圈的大门。于是，外省和北京或两者联合拍摄的电视剧里，便经常出现倪土的身影。特别是一系列关于公安题材的戏，作为警察捉捕的对象，倪土也频频亮相。尤其是反响较大的《西部警察》，成为倪土事业上新的转折点。

　　以后，又有一批如《冷的大海热的血》的长短不一的作品，增加了倪土的上镜率。在人数众多的“北漂”后备军里，倪土无疑正走向前列。

　　倪土以“北飘”自居，并且不无自豪地宣称：“北飘”这个称号就是由他创立的。或许是西北人热烈的性格或许是想维系他这个“北漂霸主”的位置，倪土对每个投靠他的新人给予热情扶助，对每个损坏“北漂”名声的败落深恶痛绝。

　　与前三位相比，从吉林艺术学校毕业后，不满20岁的魏光便属于年轻一代了。在星、腕儿云集的京城，与年轻貌美的女演员相比，男演员出人头地的机会更难。在男导演从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影视界，他无法依靠“特殊关系”走捷径。

　　期待着负责挑选演员的副导演的慧眼，期待着从天而降的机会，是每个外省年轻人共同的心愿。魏光最初以为凭借自己一米八几的身高和一张生动、棱角分明的脸以及曾经有过的专业训练，在京城演戏问题不大，虽然不敢妄想一步登天、领衔主演一部片子，但至少接二连三地接一些配角戏总没问题。不料，真正到了北京才清楚：演员市场已呈供过于求的状态，一个角色却有十个演员在竞争。“狼多肉少啊！”魏光一次次内心感叹。

　　一部古装戏即将开拍，一个四号配角人选待定。通过辗转关系，魏光终于找到了副导演。见多识广的副导演像集市上打量牲口的马贩一样，仔细、苛刻地检验了魏光的外观。拘谨和不安甚至还有些屈辱始终笼罩着魏光，但一想到如果审查过关，先能住进剧组不花钱的房子，又能有了支付移动电话月租和购买冬季衣裤的银子，心里就平衡许多。

　　城乡结合部的房租对于魏光来说，依然是高消费，他必须换一间更加远离城市的农民房以压缩不平衡的收支。移动电话月租是太贵，但没有联系方式就等于彻底地断送了哪怕是极其渺茫的机会。自春天来京后，本计划秋天回家一趟，看看亲人和取些衣物，但最初因两手空空而无颜去见父老。

　　中秋节的晚上，他一个人踽踽独行在灯火辉煌西长安街，给家里打去一个电话：“我在拍戏，没时间回家看您们，很想大家，我很好，”

　　辛酸与苦涩，希望与梦想，始终伴随着这些外省的青年。演员，是一个太具诱惑的职业，特别是一旦成为明星，那就彻底改变了自己乃至家族的命运。他不能放弃这个美妙的理想，不能放弃这个改变人生的捷径。

　　一张床，一辆自行车，一个脸盆(兼洗衣用)，一个衣箱，一只饭碗，彷佛军旅生活。男人生活料理能力较差，魏光在生活中遇到的麻烦和尴尬自然不在话下。如果迫不得已来客人的话，魏光会临时抓出一块布铺盖在床上，掩盖着床单下的凌乱和肮脏。

　　邻近小饭馆的伙计和厨师基本都认识这个小伙子，知道他是演员，但到底演过什么则无人知晓。“小魏，你总说你是演员，俺咋在电视上见不到你呢？”“我演话剧呢，你上哪去看得到？”魏光理直气壮地反问。

　　自从那部古装戏的副导演面试之后，魏光焦灼地苦苦等待“通知”。一次次想找借口打电话问问，可又担心人家反感反而前功尽弃。手机时刻开着待命，每次铃声一响都为之一振。终于从报纸上得知那部古装戏已去江南拍摄半月，别说四号配角宰相轮不到他头上，就连八号仅几个镜头的演员也早已名花有主。白白请中介人吃饭还容易计算出精确损失，精神上的折磨和煎熬怎么折算？！

　　“小魏叔叔，听说你不是要演张宰相吗？什么时候播？”房东家长孙并无恶意地问。“不拍了，剧本没通过。”魏光简洁地回答。于是，魏光也渐渐养成了自欺欺人的习惯，每逢问起他怎么总赋闲在家，他都理直气壮地表示：“非男一号不演！”或“三号以下的角色一概不接。”

　　光花不挣的日子让人恐怖，为了减少消耗，魏光基本在床上躺着，他认为可以少吃些，北京的东西太贵，动辄一百元就花没了。穷困潦倒的现状，没有希望的生活，使他对前途产生怀疑甚至绝望。但他又无法这样撤回长春，就如同留学生不肯轻易回国那样。知根知底的交心朋友劝他利用另一个天然资源，找个女大款。坦率地说，不用别人提醒他就动过心，有了钱，就可以自己主演，就可以在媒体自吹自擂，就可能一举成名。

　　但是，成名之后呢？他清楚演艺圈哪个男演员是靠吃软饭脱颖而出的，也知道哪个女演员是通过与导演上床而一夜成名的。他害怕有朝一日自己真的变成影帝时，嫉妒他的人指指点点，媒体越来越放肆，保不齐哪一天就上了《演员报》一类报纸的头条。

　　为了日后堂堂正正地生活，魏光还是咬牙放弃了非份的想法。尽管如今已经26岁的他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才能初见成效。

　　北京，对于外省独立、自由的漂泊艺人来说，既是天堂又是地狱、既是赌场又是乐园。这些独立与自由的艺人，不隶属于任何文艺团体，但在日渐繁荣娱乐圈里，凭借自己的年轻和特长，凭借着自己的自信和勇气，渐渐地找到了自己恰当的位置。并且，在这日益壮大的队伍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知名度较高的歌星和影星。

　　自由独立的艺人相对于国家的艺人，好似野生动物和家养的畜禽。前者无拘无束，没有任何羁绊限制他们的活动，但同时也没有主人为其筑巢和提供饲料；不过，或许就因为没有依靠，这些野生的就格外的强健和勤奋。后者虽衣食不愁，但受的限制太多，往往为争一个A角或一级工资、一间平房、甚至几块钱的奖金，就要打破脑袋、绞尽脑汁、明争暗斗、互相残杀。内耗就耗掉了人的宝贵时间和宝贵的才华。有时因为和领导意见分歧又得忍气吞声、暗自落泪。更为严重的是：铁饭碗养懒了大量的庸人，这些本该具备飞翔能力的“飞禽”，一旦将其放飞的话，也会因多年的退化而丧失其展翅高飞的能力了。

　　纵观散落在京城的自由艺人们，尽管他们漂泊不定、屡遭欺诈、并且多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还处于外围状态，但若问他们是否愿意再重回家乡或原单位时，回答都是否定的：“绝不！”

　　自由与艺术，梦想与现实，要让刚刚形成不久的“北漂”人去解释这些看似简单而实际却一言难尽的问题，他们的确还力不从心。当时间让我们有能力去从容地回答这些问题时，“北漂”人就可以自豪地说：已在中国艺术和商品混杂的大潮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已在这个既是天堂也是地狱、既是赌场又是乐园的中国首都找到了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