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新网北京8月11日消息：最新一期的《人民公安》半月刊刊载长篇报道《红豆猥亵男童案内情》，该文详尽地记述了红豆猥亵男童案的侦破经过。
连续报道半年不降温的北京歌手红豆猥亵男童案件，终于随着法官的槌声尘埃落定。2002年6月20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对红豆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判处红豆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由于案情复杂，并涉及隐私权，所以红豆自2001年12月27日被捕起，法院立案、审理的日期一变再变，开庭时间一拖再拖，一直吊着人们的胃口。这期间，一会儿传出北京签约公司“封杀”红豆的消息，一会儿又传出红豆的律师认为红豆会被无罪释放的说法，甚至，《每日新报》还爆出红豆于2001年5月在山西运城猥亵另一男童晨晨的新罪行。
直至2002年5月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该案正式立案调查，并于6月6日进行了不公开审理，人们才感到，炙手可热的红豆事件进入了尾声。
曾经在国内乐坛小有名气的歌手红豆惹出的这宗案件，是继2000年11月22日歌手毛宁被刺事件的“涛声”风平浪静后，又一起“抓人”新闻。所以，娱乐圈的记者们纷纷打探消息，被害学生所在的学校根本不接受记者采访，北京警方更是严守办案纪律，红豆案件调查的情况只字不漏，红豆的经纪人闫琳则干脆关了手机。
但在红豆被检察院批准逮捕的第二天，也就是2001年12月28日，《京华时报》率先报道了这一事件，众多报刊争相转载，红豆立刻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红豆猥亵男童的消息，成为各网站点击率最高的娱乐新闻。
尽管红豆事件从东窗事发到落下帷幕，被炒得沸沸扬扬，但细心的读者们也许发现了，媒体的报道都出自一些报刊的记者，始终没有北京警方侦破过程的报道。到红豆被判刑之日止，来自北京警方的内情披露只有简洁的一条：2001年12月31日，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刘蔚向报界记者透露，犯罪嫌疑人王立勇(红豆本名)，因涉嫌对多名男性青少年实施猥亵，经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12月27日由朝阳区公安分局正式将其逮捕。
红豆的行为是如何败露的，警方的调查如何艰难，红豆是如何躲避警方抓捕的，红豆是在什么情况下招供的，他在囚室里过得怎样等等，各报记者却一直未能采访到。以下就是来自北京市公安局的第一手对红豆猥亵男童案侦破情况的调查报道。
丑闻的爆出
红豆猥亵男童的丑事是怎么败露的，是人们很关心的问题。笔者在网络上读到一则报道：“首先报道红豆事件的《京华时报》是接到一‘神秘线人’的线报才着手进行调查取证，并最终将事情大白于天下的。”“一位线人告知记者红豆在舞蹈学校犯下的丑行，并让记者到某处找某人核实情况。在记者前往核查无功而返之时，‘神秘线人’再次致电，为记者提供了更多、更翔实的线索。通过‘神秘线人’的帮助，《京华时报》社会新闻部的记者终于报道了这件令世人哗然的新闻。”
不知道这位“神秘线人”姓甚名谁，是知情者，还是与案中人有某种关系？根据“神秘线人”表示，红豆案开庭之时，他一定会出庭指证这一情况分析，他不是办案的公安民警，因为《京华时报》报道的内容并未涉及案件调查的相关情节。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警捕获红豆的时间是2001年12月27日，在抓捕红豆之前，侦查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北京警方是不会抓捕红豆的。
北京刑警之所以抓捕红豆，是因为2001年9月8日，北京某舞蹈学院附中的老师和芭蕾班几位学生的家长，拿着揭发红豆猥亵孩子的材料，到学校所在地派出所报案。
学校和家长早在2001年4月就察觉了红豆在孩子们身上犯下的罪孽。舞蹈学院附中舞蹈班的学生们年纪小，自我约束能力低下，班上的老师既当老师，又当家长。老师规定，每个学生每月的伙食费和零用钱都交由班主任老师保管，学生用多少，到老师那里取多少。这个方法基本杜绝了学生乱花钱的现象，学生的家长对此也感到满意和放心。
但是，从2001年4月开始，班主任老师发现，有几个男孩子并没来取零用钱，零花钱却总也没断。于是，老师就询问家长是怎么回事，家长也搞不懂孩子的零用钱是从哪里弄来的。在老师家长数次追问下，几个十二三岁的男生才说出了指导他们舞蹈的老师红豆的名字。
红豆是被人们熟悉的北京歌手，案发时，任某艺术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监管、指导北京某舞蹈学校学生舞蹈课程。
在大人们的追问下，孩子们说出红豆与他们“玩儿”的实质内容，家长们顿时愤怒了，立即反映到学校老师那里。老师听后脸也立刻变了色，感到情况严重，赶紧给学校写了情况报告。学校找受害的学生了解情况后发现，被红豆叫到家里或带出去“玩儿”的学生竟然有十几名，他们中大的15岁，小的只有12岁。
知道自己的多名学生遭红豆猥亵，气愤的老师向红豆的公司提出抗议，并在舞蹈室内悬挂了一个大牌子，上面赫然写着：“红豆与狗不得入内”。
很快，红豆猥亵男童的事儿就像长了翅膀，在校内外传开了，平素与红豆关系不错，经常到红豆家玩儿的学生，成了校园里学生们指指戳戳的对象，这些学生虽然在老师、家长的安慰下照常上课，但却明显与往常不同，害怕见人。
2001年9月8日下午2点，家长们会同学校老师，带着揭发红豆猥亵男童的书面材料，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强烈要求公安机关严惩红豆。
警方的调查谨慎细致
鉴于红豆的社会公众人物身份，又涉及个人隐私权问题，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专门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很谨慎、细致。
由于受害者都是未成年人，出事后，已经接受和受到家长、老师的反复询问；对校园里个别人的戏谑和奇怪眼光等的惊扰，程度不同地产生了抵触和厌恶情绪；加之小孩子叙述能力有限；所以，侦查员们的调查工作进展得很不顺利，有时候，一个受害学生的情况要反复核实好几次。
但最终，刑警还是采录了翔实的材料，并通过大量的外围取证工作，提取了证人证言和证物。
红豆事件爆出后，不但谴责的文章铺天盖地，律师、医生、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对红豆行为的分析也五花八门，甚至各持己见。但是警方不看这些，他们只重证据。
警方的调查结果是，红豆于2000年4月至2001年6月，在朝阳区自己家中以及某宾馆内，分别对舞蹈班的七名男学生实施流氓猥亵。刑警在某宾馆提取到红豆于2001年4月1日、6月9日、9月20日，以其本名王立勇填写的住宿登记材料。
笔者采访负责询问受害男童的侦查员们时，他们说，那些小男孩的相貌和体形都很俊秀健美，尽管他们在回答警察叔叔提问时，很不好意思，或者不知道如何回答。但毕竟是孩子，刚刚还因为回答问题而窘迫、难堪、泪水涟涟。但是转瞬就忘记了，从双肩背包里拿出玩具，旁若无人地玩了起来，甚至毫无心计地对着警察叔叔笑，让人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红豆的作案手法是以“去见明星”、“吃饭”、“打游戏机”、“钓鱼”等为诱饵，把男孩带到自己家或宾馆里，进行猥亵。男孩子们说，红豆每次和他们“玩儿”完了，都给他们“打车钱”或“买东西吃”的钱，多则200元，少则几十元。有的还送游戏机等物品。其中有一个学生从2001年4月至6月的两个月时间内，被红豆猥亵十余次，红豆先后给了他一千余元钱。
有时，红豆还同时带两名男孩去“玩儿”。一个男童说，2001年6月的一天下午，红豆驾车把他和另一名男生带到宾馆的一间客房内。红豆先支开另一名学生，对他进行猥亵。然后又把他支走，继续猥亵另一名男生。事后，红豆给两个孩子每人200块钱。
经过大量的调查、取证、核实工作，专案组认为红豆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涉嫌猥亵儿童罪，决定拘传红豆。
红豆是名人，自然很忙碌，整天天南海北地去演唱、录音、拍戏、做节目等，在北京家中的时间不多，侦查员一连蹲守十余天，也没见他的影子。
红豆虽然不在北京，但警察调查并捉拿他的情况，却有人暗中给他通风报信。为掩盖事件的真相，红豆与学校取得联系，他问：“这事儿能不能不经官，私了？”被学校拒绝了。红豆预感到不妙，借故到美国躲了20天。
2001年12月17日，侦查员获悉，红豆刚刚在湖南电视台的《快乐大本营》节目做了特邀嘉宾，这一天可能回北京的家。
下午5点钟，蹲守监视的侦查员发现，红豆家的保姆提着一些蔬菜和副食品进了他的家门。这个保姆一直跟随红豆外出演出等，照顾他的生活，帮助打理行装、物品等，此时她回京了，红豆也该在家。
但是，任凭侦查员怎么敲门，红豆的家门始终紧闭，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侦查员料定他在家。绕到他家南窗下，准备破窗入室抓捕时，身穿睡衣的红豆，从大门出来往楼上跑。正在他惊慌地敲四楼一户住家的门时，被追上来的侦查员抓住。红豆心里已经明白几分，只好回家换上衣服，上了警车。
红豆的行为不是同性恋，
而是犯了猥亵儿童罪
歌手红豆涉嫌猥亵男童案经媒体披露后，一时间引起广泛关注。公众对这一骇人听闻的行为普遍表示不齿与愤慨，认为对这样的明星，不仅要从道德上加以谴责，而且要用法律的武器进行严惩，就连红豆娱乐圈里的好友也直截了当地斥责红豆这种做法不当。还有人借用红豆主演的国产恐怖片《闪灵凶猛》的片名，惊呼红豆行为“凶猛”。有娱乐圈内人士说，红豆早就有那种“嗜好”，称：“此事不是偶然的，这件事已经是圈内公开的秘密。”当然也有来自医学界的观点，认为对红豆施行适当的医学治疗也是不可忽视的。
红豆被捕后曾说过，这事在文艺圈子里不算什么。他显然是把自己的行为归到同性恋范围里了。他的行为是否与同性恋相同呢？北京公共卫生协会秘书长、协和医院心理健康部的甄中科教授认为：同性恋是性心理的变态，他们的性指向为同性。现在很多人给同性恋翻案，说是个人隐私，但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心理学不这么看，仍认为这是性心理障碍。对于红豆事件，如果其在猥亵中性心理取向指向了同性，就是性心理异常。但变态心理的人也要负法律责任，与精神病人不一样。其次，对于儿童的伤害首先是心理伤害，这有时比肉体伤害还要严重。他们以后会失去对社会，对人的信任感，给他们留下的心理创伤是严重的。
从心理学角度看，红豆的所作所为应该受到社会的、法律的谴责。从医学上看，红豆的行为可能涉及到同性恋和恋童癖两种情况。对于同性恋，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人们对自由和权利认识的深化，人们日益认为，自愿前提下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属于个人权利的范畴。国家的法律不应对个人的私生活干涉过多，所以，现在西方许多国家已经将同性恋合法化了。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也指出，同性恋行为并不一定属于精神障碍。但对于恋童癖，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认定，这是一种心理、行为疾病或变态。北京安定医院副教授汤宣朗博士认为，恋童癖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境遇性的，一种是素质性(先天性)的。前者是指在特殊的环境中，如旧时的皇宫、演艺界或单一性别集中的地方如监狱、军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比如，在过去的梨园和今天的演艺圈，在追求怪、新、异的生活风气下，一些人会以同性和恋童来满足自己的怪异需求，从中获得愉悦与兴奋。
恋童癖实际上是一种追求怪异、新鲜、冒险和刺激的行为，这类人尽管是少数，但这种行为伤及他人，既不合伦理，败坏社会风气，又触犯法律。尽管西方一些国家视性交易合法，但与雏妓进行性交易仍然是违法的。即使在比较开放和自由的美国，伤害未成年人的行为也是不能原谅的。而在东方文化中，人们视侵犯同性的未成年人更是罪大恶极。
对红豆行为的认定，也给我国刑法提出了一个新要求，今后是否应该增加针对同性性行为的明确条款。目前我国刑法中的猥亵犯罪，是从以前的流氓罪中分离出来的，同性猥亵，尚未作为一个独立的犯罪来处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谢望原教授认为，对某一行为人而言，如果他确实是对未成年的青少年实施了同性性行为的话，也要遵循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有关猥亵儿童的内容进行处罚。
更何况，红豆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一般的猥亵范畴，他的行为掺杂着金钱交易。
红豆对侦查员说：
“你们别问了……”
侦查员对红豆的审讯前后长达16小时。开始时，他一言不发。渐渐地，有了一两句答话，但这些话侦查员听可以，一拿起笔准备记录了，他就马上闭口不说了。由于掌握了大量、扎实的证言、证物和证人，侦查员的态度虽然不温不火，但红豆必须回答每一个问题。末了，红豆叹了口气，无奈地说：“你们别问了，我站起来给你们唱歌吧，唱几百首保证不重……”
然后，红豆断断续续地叙述了作案经过。
交代完结后，他似乎有了犯罪感，垂下头，开始思考将为此付出的代价。之后，他落下了泪：
“我败了。”
2001年12月27日，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批准逮捕红豆。
2002年1月12日，笔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见到了身着“朝看”字样囚服的红豆。囚服的式样是马甲，马甲里面是他被捕时穿的深灰色呢子长大衣，大衣里面是浅驼色条纹毛衣，下穿蓝色针织运动裤，就是两侧带白裤线最普通的那种，一双黑色旧皮鞋。笔者问他进来多长时间了，他自嘲说：“今天是我满月的日子。”
红豆的意思是说，他在看守所里整整度过了30天。
红豆被捕后，所有记者都被挡在看守所的高墙外，所以他对笔者的到来感到不安，一再追问笔者“是哪里的”。笔者如实相告：“市公安局的。”他听后好像心里踏实了些。他说他已经知道了《京华时报》在连续报道他的事。
红豆面色发黄，蓄起了胡子，这与他在舞台以及荧屏上塑造的青春健康形象大相径庭。他说，我留胡子一来是蓄须铭志；二来，事发前我正准备接一部30集的电视连续剧，演清朝的一个皇帝，正好看看自己留胡须的样子适合不适合演皇帝的角色。只是，恐怕演不成了。红豆说着苦笑了一下。
其实，红豆在作案的过程中，经常会有犯罪感伴随，毕竟对象都是不谙人事的孩子。但每每都是“这事儿算不了什么”的想法给了他安慰。
红豆在描述他对自己行为的感受和认识时说，像“针扎在皮肤上，刺破了点儿皮，刺激，但没不良后果，伤不到根本。”
这话也许说明他的行为属于“恋童癖”。红豆又说：“这事在圈内普遍存在，所以，没当成什么大事。”
红豆说的“这事儿”指的是同性恋，但是他的行为逾越了同性恋的范围。其实红豆早已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是同性恋了，不然他为何得知警方抓捕他的信息后，打电话给学校，问能否私了？
笔者问红豆是否后悔时，他不正面回答：“没有人事先知道开车将会撞人而硬要开车出去的。”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出，他作案过程中心存侥幸。
红豆形容事情败露后的心情是：“就像一瓢清水，一泼而过。”不知道他说的“清水”是寓意自己过去的清白名声，还是指自己把那些男孩灵魂的“清水”弄浑了。
笔者试图让红豆挖自己的思想根源，他说，文艺圈里的人普遍有自恋倾向，总希望找回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所以：“不管文艺界，还是科学界，政界也一样，他们追求成绩，并不是出于爱人的目的，而是爱他们自己。从爱自己退到爱自己最好的那一段年华。”
红豆说他特立独行，别人都忙着挣钱，他却到处去游玩，别人都去发达的国家，他却喜欢贫穷落后但历史悠久的国家，去寻找一种虔诚的、超脱的、空灵的感觉。
红豆说，进看守所之前，我已经做好了挨一顿暴打的准备。但是没想到，看守所里的民警安排得那么周到，不仅民警对我好，囚室里也没有犯人欺负我。我很安全，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囚室里人最多时有25个，最少时也有17个。大家都知道我是谁，但没人知道我因为什么进来，也没人问我为什么进来，我也不想和别人说话。
红豆继续说，在号里没人理也不好，因为没办法阻止脑子思考。当我得知《京华时报》连续三天报道这件事，越往后想，心情越糟，有时想得自己快疯了，所以就拼命不去想。
出事前的两个月，红豆刚刚出任中国儿童基金会“安康计划”的形象大使。“安康计划”是在去年推出的一项大型公益活动，其宗旨是“让儿童远离伤害”。计划的负责人称，当初选择红豆作为形象大使，是考虑到其长期以青春健康的形象出现，具有一定号召力，所以经过慎重研究后，才决定聘请其为形象大使。但若确认红豆有违法行为，该基金会将立刻撤销其“形象大使”之职。
红豆的行为与“安康计划”形象大使之间已经很难划等号了。
采访结束时，笔者问红豆，能否给他拍张照？他很爽快，但马上把刺眼的“朝看”囚服脱掉，站直，双手插进呢子大衣兜里，很平静地看着相机。
红豆事件又爆出一位当事人
就在囚室里的红豆度日如年，检察院即将向法院起诉之时，2002年1月2日，《每日新报》惊爆红豆曾在2001年任某大型活动形象大使，随车队途经山西运城当晚，曾猥亵一男童的消息，使红豆事件雪上加霜。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介绍说，2001年5月，在某个大型活动中，多家单位联合组成了车队宣传助威，当时红豆作为车队的明星大使，随车队远征。车队在山西境内行进期间，曾在山西运城宾馆驻扎一夜。当时，因红豆是明星身份，被专门安排在运城宾馆的贵宾楼住宿。第二天中午，当车队即将准备出发时，两名运城当地警官来到运城宾馆，要求传唤红豆。原因是警方接到一位家长的报案，称其14岁的儿子在前夜遭到红豆猥亵，故警方决定即刻传唤红豆进行调查。当这两名山西警官赶到运城宾馆时，红豆并没有在宾馆，所以找到车队其他成员了解情况。两位山西警官在运城宾馆进行调查时，出示了两人的警官证件和传唤红豆的传唤证。
虽然红豆所涉及的事件属个人行为，但考虑到红豆的身份，所以经有关部门协调，同意红豆继续驾车随车队前行，当天中午，车队在午饭后按原计划出发，在当地警方派出的警车护送下离开运城，于当天下午离开山西。为了避免外界发现异常，当天红豆仍然开着那辆他一直驾驶的三菱越野吉普车离开山西省境界，躲过了有关方面调查。
车队离开山西后，活动主办单位便通知车队马上将红豆调离。于是，在车队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凌晨，车队便安排红豆乘当天最早的一班飞机秘密回到北京。
山西运城受害的男童叫晨晨，随母亲从农村来到运城读书，不料遭遇此事。晨晨的母亲虽然是一个农村妇女，却有打官司的秋菊一样的胆识，她表示：“一定要讨个说法。”
晨晨的母亲为孩子请了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的于伟昕律师。于伟昕律师想抢在红豆案件仍然停留在检察院调查阶段的时机，争取与北京七名受害男童并案处理。但不知何故，此时晨晨的母亲却突然犹豫了，有关晨晨受害的相关材料整整拖了三个月才传真给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2002年4月底，接到材料的于伟昕、潘强律师正式代表运城受害男童晨晨，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提出立案请求。但是，我国公检法部门立案、办案有着严格的时间界限，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侦查任务已经于2001年12月27日结束，移交给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院经过调查审理，认为，红豆无视国法，为满足个人淫欲，竟多次猥亵儿童，其行为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已构成猥亵儿童罪，已经正式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因而，晨晨被猥亵案丧失了与北京的受害男童串、并案调查的时机。
于伟昕律师惋惜地表示：“如果晨晨的母亲能早一点动手，把相关证据递交到朝阳分局，两案合并的几率是100%。”
2002年5月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红豆猥亵男童案立案调查。
红豆曾体验狱中生活，
不想竟成为现实
红豆是北京歌手，虽然年轻，但出道却很多年了，被称为“老歌手”。在歌坛，红豆属于表演型的，就是那种边舞边唱形式的，他认为自己的舞台功夫较全面。
红豆本名王立勇，红豆是他的艺名，1968年9月20日生于北京，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红豆的家人都与文艺沾边，父亲是小号手，哥哥制造古筝，姐姐在钢琴厂工作。
从6岁起，红豆就被选入北京市少年宫唱歌，一直唱到13岁。1987年7月，19岁的他参加北京电视台“群星杯”歌唱比赛，以一首《忠实的心想念你》获得冠军，从此步入歌坛。
同年9月，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宣布收他为徒弟，从而进入东方歌舞团当演员。10月，他参加了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全国百名歌星演唱会。参加这次演唱会的，有数百名歌手，但是有独立演唱机会的歌手只有12个，红豆是其中之一，唱的是他的成名作《忠实的心想念你》。这意味着红豆从此跻身全国歌星的行列。
这年的年底，他的《忠实的心想念你》灌制了歌带合辑。许是王立勇这个名字过于大众化，或者受他的歌词中“想念”、“忠实”的启发，抑或他的容貌可爱，录音灌制完成后，录音师建议他不用王立勇本名，以“红豆”作为艺名，他同意了。红豆说，他说不上喜欢这个艺名，但已经叫开了。
1989年，他拍摄了电影《西行囚徒》，和梁天搭档。戏中描写一群囚徒在被解往西部劳改农场途中的各异表现。红豆饰演一名揭穿途中企图逃跑犯人的阴谋，帮助狱警消灭了暴动萌芽的囚徒。
接这出戏后，为了找准犯人的感觉，红豆到广东的一个监狱里体验了一番生活，当了一回“囚犯”。这是他第一次“入狱”。没想到12年后的现在竟成为现实。谈起这段经历时，红豆的脸上掠过一丝窘意。
1991年，他与台湾一家音像公司合作出版了第二张专辑《少年个体户》。这时的红豆，是名副其实的“少年个体户”。1989年，东方歌舞团改组，王昆不当团长了，她选用的一些人也纷纷离去。红豆把自己的人事档案从东方歌舞团取出来，往居住地居委会一放，拍电影去了。
1995年，红豆荣获香港TVB第一季度十大金曲新人奖冠军(这对国内歌手来说，是第一人)。随后在香港发行专辑《想你一整夜》。这以后，他好像在歌坛销声匿迹了。
直至2001年8月，他才以国产现代恐怖片《闪灵凶猛》重新杀回娱乐圈。这部电影在暑期创下同期国产电影票房第一的纪录。片中，红豆出任男主角，与香港影帝黄秋生合作。
同年11月，他签约的金轮影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推出了他的个人专辑《豆你玩》。在这张专辑里，红豆采用全新的舞曲音乐，由当下最具人气的音乐制作人张亚东担任制作。红豆很重视这个作品，他虽然出道很早，但是还没有发行过一张纯粹意义上的个人专辑。《豆你玩》算是对他歌唱生涯的一段总结。为此，他还特意去了一趟曼谷“找灵感”，力求将异域文化与异国情调融入歌中。据说专辑推出后，有人反映：“水准不俗，让人们眼前一亮。”
不想歌带发行不久，东窗事发，随着他健康青春的形象一夜间跌落谷底，《豆你玩》这张原本被一致看好的专辑在全国范围内遭到了全线滞销，近乎“玩儿完”。
处在创作旺盛期的艺人红豆，因为这次骇人的丑闻，由台上星跌为阶下囚，无疑使他的前途蒙上阴影。但更重要的是，他给整个社会造成了伤害，特别是在那些日后可能成为如他一样明星的男孩子们心灵上，留下永难愈合的创伤。
尽管红豆的行为受到全社会的谴责，但善良的人们依然关心他的艺术生命，有人说：“如今毛宁在广州复出，有女歌迷下跪。既然大家给了毛宁机会，那么红豆现在有悔过之意，希望大家也给他一个机会吧！”
被判入狱三年半的审判结局，使红豆“无罪释放”和“复出”成为泡影和奢望，看来他只能成为迟志强第二，做一个“化悲恸为力量”的牢狱歌手。不过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善良期待，就连公诉机关的态度也很“温婉”：“红豆的行为违背了我国精神文明宗旨，为了一己私欲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今后应吸取教训、认真改造，争取今后用自己的艺术天赋为祖国多作贡献。”(独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