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洲，浙江杭州人，国家一级编剧，诗人。发表电影文学剧本15部，投拍9部，其中《开天辟地》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电影奖、第十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等六项全国大奖；《落河镇的兄弟》获第二十届德国法兰克福国际儿童电影节"青少年国际电影中心"(大奖)第四项国际大奖。创作电视文学剧本100余集，均已开拍，其中《女船王》获首届全国电影制片厂优秀电视剧评比奖，《野姑娘茉莉花》获第十一届"大众电视金鹰奖DOUBLE_QUOTA

TION等奖项。出版诗歌、小说等专著6部。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我和黄亚洲的对话断断续续用了近一个月。

　　一方面因为黄亚洲太忙，中国所有好强而成功的中年人全那样；另一方面，我也确实想趁此机会与黄亚洲多聊聊。我一直觉得他有一种令我难以理解的先天的深厚底气，可以轻松地驾驭题材、风格迥乎不同的故事，以至某些文学规律似乎都不太适用他。后来，我读到他的诗，有这机关报句子：在生命的黄昏里，谁都是伤兵；我们的眼泪再多，也无法穿过云层变成大雨；那晚，我偶然抬起脸，不经意之间，就被击穿了……在这样的句子面前，我觉得黄亚洲离我很近，但我又明白地知道，做为被重用的时代最先抛弃的诗歌的思路，是很难容于带有很强商业色彩的剧本的思路的。而且，据说他在文化经营上了也颇有起色……

　　我想知道一切。

　　碗筷加愉快

　　伊：剧本是介于文学艺术与影视工业两者之间的过渡品，文学与影视各异的性质让许多编剧顾此失彼，无所适从，因而每每大呼编剧行当是条贼船，但您似乎一直把这条"贼船"划得挺顺。

　　黄：剧本与小说、诗歌等文学形态的创作方式确实不同。我写了十年诗，十五年小说、剧本。写诗在主题提炼、结构把握、艺术品格方面对我写剧本是有帮助的，我写本子比较烦，这也是原因之一，另外，以前投稿，不同的刊物，不同的要求，所以造就了我们这一代对"订户"反映较敏锐的特点。

　　伊：那你觉得影视是怎样的一个订户呢？

　　黄：我认为影视应该属于"大众文艺"范畴，电影可以表现雅致艺术，但是电影的操作方式和流通方式决定了它俗艺术的本质。何况雅俗本无高下之分，影视表现俗人俗事时完全不必心虚惭愧。我创作的思路就是适应观众，适应出资单位。我认为写剧本需要有许多单纯写作之外的能力。要能敏锐地捕捉时代的信息，要替出资单位着想应该达到什么效果，要考虑实际拍摄的难度，还要推测拍好后电影局是否会通过，当然，这一切考虑的基础还是老百姓的口味。

　　伊：在那么多前提条件下创作，会有创作快感吗？

　　黄：我评价我的创作是一为碗筷，二为愉快，是两种哲学，碗筷不可不顾及，但创作快感也不能丢在一边。我喜欢在短短的时间内天南地北地去体验生活，去揣摩反差极大的人物心理，刚写完90年代的开放都市，马上又要沉浸到30年代的硝烟中去，这很刺激，接一个新的任务就是一项挑战。

　　快手功夫

　　伊：您近两年每年都有起码50集以上电视剧文稿出笼并且成活。这中间您还创作电影剧本，还不时捧几个大奖回来，我看您平时在单位里、社会上还有许多事务，您是怎么处理的？

　　黄：挤时间，有一点空闲时间我就马上静下心来写。像我接到杭州电视台的约稿，写8集连续剧《老房子·新房子》，当时已经快过年了，他们要求一个半月内出稿，我就抓紧时间熟悉情况，写稿到大年三十，我吃好年夜饭，先回家，打开电视机就开始写。

　　伊：打开电视机？

　　黄：边看电视边写、有精采的地方我就看、笑，不好看的我就埋头写。这样，我花一个月时间把8集写好了。

　　伊：好看的您全没拉下，又写好了本子，还节约了十多天！

　　黄：对，像去年我接了珠海的《命运》约稿后，就上北京参加金鸡奖评奖了，看片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片子用不着认认真真从头看到尾，所以我就专门坐到最靠窗的位置，不看进出我时我卷了一点点窗帘的边，在那些简报、票券的背后对起题纲来了，还不时看看电影，发言我也能评得很到位，有人还以为我在看电影时作笔记，还夸说浙江来的那人真认真(笑)。积累一叠题纲后，我就用特快专递寄回浙江让人抄写，等评委结束回到杭州，我7万多字的题纲客户已经通过了。

　　伊：我看您稿子都出得很快。

　　黄：《开天辟地》在上影厂从专家集中讨论如何修改到最后完成花了三十天，《落河镇的兄弟》花十天时间改了一稿，后来在北京根据各方面意思修正稿子住了十天。

　　伊：写得又快又好是需要功力的。

　　黄：关键是要求剧作家要关注时代，勤于学习。形成对社会比较敏锐而丰富的感觉。有空就多读书、多思考。所谓胸中有丘壑，才能随意挥洒。不过，近两年我采用了规范化的创作，也很大程度上加快了速度。我有一个构思后，或者接到一项约稿，就去组织一个创作班子，以我挂帅，我把整个构思告诉他们，如果投稿性质的，就问他们是否有兴趣，有兴趣就加入，风险共担，先小人后君子比较好，如果是约稿，就谈好每人做哪部分工作，怎么分成，怎么挂名，都事先说好，而后开工。尽管这样，工作量仍然很大，有时候一个开头都要让大伙写上三、四遍，因为我觉得不满意，最后大家写好了，我再串稿，整页纸几乎被我修改得通红，有时甚至七八张地址下来，重新写了填进去，不过不管怎么说，这种操作方式还是比较有利的。

　　矛盾与协调

　　伊：一个好本子最终如何，除了编剧的努力之外，导演是很重要的，现在有许多新型的编导关系出现，像导演客串编剧，编剧手执导筒，或者编导合一，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黄：这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我认为总会有社会分工的。编导位移失败的例子很多。优秀的编剧和优秀的导演是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配合默契的问题。

　　伊：您觉得目前我国导演与编剧在整体上配合得怎么样？

　　黄：配合得不太好，导演对编剧总的来说还是不够尊重，对本子的态度不够尊重，会随心所欲地处理。编导之间有一种先天的结构性的艺术矛盾，毕竟是两个人，不一样，但导演没吃透剧本精神就胡乱改会让编剧很感受冒。

　　伊：你会怎么办？

　　黄：我只好表示无奈，电影电视最终还是导演完成的。有的编剧会气愤的拍桌子，这又有什么用，再说还有很多情况是导演已尽了力，但拍不好，这又有什么办法。中国优秀的导演还是少。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互相尊重，影视的不可重复性，决定了它本身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伊：除了艺术之外，听说您还颇具市场经济意识，您对钱是怎么认识的？

　　黄：还是那句老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文人不谈钱的习气要破除，自己的劳动所得，创作组的劳动所得要理直气壮地要，还要懂得保护自己利益。

　　伊：您不剧本创作引向市场，还办了艺术经济实体？

　　黄：是的。我喜欢办点实事，无论经个人还是给单位，我到一个地方就办一个实体，我在作协时，赤手空拳，没要单位一分钱办了浙江影视创作中心，两年下来，举办了剧本交易会等各项活动，让剧本从书房走向市场，还给中心购置了一台电脑，还余下了四万元的盈利。我个人没拿中心一分钱，属于只想办点实事的性质。现在在文联，我担议和影协联办一个股制公司，叫浙江吴越影视发展公司。现在正在筹办。我始终认为，文艺要形成生产力，该我得的，我会拿，其它的，我不去动心，骨子里我还是传统的。像我在安排创作班子时，合同、订金，我们很严格。有企业经营的意味，作家权益可以保证。

　　伊：您不多占些比例？

　　黄：我不习惯，我向来是两个人写就二一添作五，三个人写就三一三十一。这样舒畅，这一两千元也意味不了什么，不就是一个家用电器么。

　　伊：看来您还不是彻底的市场经济者。

　　黄：(笑)。

　　告别黄亚洲时节，我忽然想起黄亚洲刚写的一首诗中的几句话：今天我赶来这里／是为了告别／最后寻个有柴草味的鸟窝／说一声再见。

　　我想，这正是黄亚洲，在与古老的一些东西说再见的同时，挥不去的还是胸中那丝永远的柴草的气息。文/伊翦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