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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妻子吴霜是我岳父母吴祖光和新凤霞唯一的女儿。几年来，我和吴霜一直和岳岳母朝夕相处在东大桥的寓所里。前一段时间，我出差去了欧洲，在从意大利到法国的飞机上，我朦胧睡去。在梦境中，我见到了岳父，他在朝我笑。一到法国赶紧给吴霜打电话，问父亲的情况，吴霜哽咽着说：“爸爸已经去了……”我一听，愣了很久才哭出来，马上乘机赶回了北京。

　　这几天，我和吴霜仍旧守在这所老房子里，接待着全国各地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吴霜的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了，我的心情也陷于极度的悲痛中。

　　吴家的亲情一直是非常浓郁的，记得岳父从前总是对我们这些儿女讲：“你们要爱你们的妈妈，永远爱她，你们可爱的妈妈集演员、作家、画家于一身，是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

　　岳母去世后，他还说过：“你们要相互疼爱，不要像我对你的妈妈总是怀有负罪感，总是感觉对她永生永世无以为报。”想想岳父岳母生前对我们的种种好处，我才真正理解了这种“无以为报”的感觉。

　　-蒙太奇式的邂逅

　　1984年我在美国旧金山读书。圣诞之夜，一位朋友陪我去日本城看演出。那天的节目是中国艺术代表团到美国做巡回演出。那台晚会，是由歌唱演员吴霜和相声演员常宝华在一起主持节目，常先生说中文，吴霜说英文。她机智的翻译和幽默的串语，让剧场里满堂生彩。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国内的主持人能够用这么地道的英文讲话？从台下望着吴霜，我心里忽然想———这就是我要等待的人。

　　当时，吴霜在美国一个叫布鲁明顿的小城市，已经留学三年了。这次是临时来助阵的。对于我们头回见面的情景，吴霜曾经写文章回忆过———“第一场演出结束了，我在后台的一张化妆桌旁拿卸妆纸擦去脸上的油彩，听得不远处有人在说笑，其中有一个十分柔和的男中音，就在我回转身擦脸时，忽然听到那个悦耳的声音就在我耳旁响起来了：‘咦，你是本地的人吗？’‘哦，不是。我是在美国上学的。’‘怪不得，’他好像如释重负，‘我正觉得奇怪，怎么你的英文是纯粹的美国音？’‘我是临时演员。’他又笑了，这一次没有说话，露出一排白亮亮的牙齿。他拉了一把椅子坐在我的身旁，和我聊起来，那是我最熟悉的北京学生味儿的普通话，我们之间一下子便无拘无束，像久违了的老友。”

　　虽然她求学的地方离这里很近，但吴霜从来没有到过旧金山。她问我：“可不可以等艺术团回国了，你领我在旧金山玩几天，做我的向导？”我马上答应了，心里充满了惊喜。几天时间里，我带她去金门桥，去了中国城，去了日本茶园。还开着我那辆不知已经是第几手的日本小丰田，在海边驱车徜徉。我们转了许多地方，希尔顿酒店的咖啡厅，街边的中国小饭店、蛋糕房……没过几天，她对旧金山的一切已不再陌生了。

　　我们谈了很多，有关过去，有关故乡，有关父母，有关朋友；我们玩儿得很开心，忘了离开祖国独自在外的孤单。过了几天她要回学院了，我送她到机场。在登机门前，我贴着她的脸说：“我能够去看你么？”“哦，当然，你来吧，我请你看卡通片。”

　　我笑了，把手中的提包递给她；她走了，却把她的笑容留在了我心里。

　　-两个不对称的四合院

　　如果在国内，我们两个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结合。因为我们的家庭背景相差很远。我的父亲彭加伦，1923年就参加了革命。当初，父亲的名字不叫彭加伦，加伦这个名字是毛泽东主席给取的。父亲长得特别像外国一个叫加伦的将军。在长征途中，毛泽东戏称他为“加伦将军”，从此所有的人都跟着毛泽东叫他加伦。以后这称呼就传出去、改不了了，人人都叫他彭加伦。

　　我和吴霜的童年，都是在北京传统的四合院里度过的，但四合院中的气氛却完全不同。我家的四合院坐落在宋庆龄故居旁，一个叫后海的地方。院里院外全是树，缠缠绵绵的树枝几乎覆盖了屋顶。记得小时候家里通常非常安静，整个生活既规矩又严肃。特别是一来了客人，孩子们都要马上回避，悄悄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吴霜家的四合院地处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后面，一条闹中取静的胡同里。吴家的气氛在“文革”前始终是欢快而热烈的。吴霜曾经说：“我从小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任性、蛮横、骄傲、不讲理……简直就是家里的小霸王。”从小跟着岳母在剧场里泡大的吴霜，似乎天生就有表演的才能。她经常把院子当做自己的舞台，唱、演、舞节目繁多。还拉着两个哥哥做配角：大哥是报幕员，二哥是伴舞。观众不仅仅是全家人，还有许多客人。

　　有一次，电影演员赵丹和漫画家张乐平从上海来吴家做客，自然要“被迫”看一场吴霜的演出。据说那天的节目实在过于冗长烦琐，演到一半，两位艺术家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被主演吴霜看到，连忙跑过去伸手制止：“不许说话，为什么不看我。别人看你们的戏能说话吗？”弄得两位客人哭笑不得。

　　在北京我们是两个不同的圈子，这两个圈子都是在圈内找对象，讲究门当户对。到了美国，我们就有了机缘，这真是缘分。

　　-二十分钟的婚礼

　　吴霜从旧金山回到中部的印第安那音乐学院，继续去完成自己的学业。她给我写来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说，这是一封猫写给狐狸的信。吴霜自称脸盘圆，像猫；而我的鼻子长，像狐狸。猫和狐狸，是童话里的两个坏蛋，老在一起捣乱。随后，狐狸又给猫回了信。信的内容无非是相互介绍情况，谈一些感受。

　　我在电话中向吴霜展开了追求的攻势，我告诉她我想她，想得发疯。我那时只要看见电话就想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费已经快要使我破产了，只好用业余时间去一家餐馆打工，好多挣点电话费。我问她什么时候能够嫁给我，吴霜说，在完成学业以后吧。

　　1985年，相识一年之后，吴霜的学业完成了，我们一起来到了一个小镇———雷诺市。因为我在那里的一家石油公司找到了工作。

　　在一座有白色圆形拱顶的小教堂里，我和吴霜结婚了。除了神父以外，没有任何人参加婚礼。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从小教堂里走出来，两个人从朋友变成了夫妇。那个婚礼实在是太简单了，简单得就像开玩笑。后来吴霜曾经对我说：“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做事与众不同，而我们这个婚的确是结得太与众不同了。”

　　结完婚，我们双双到塔河湖风景区去度蜜月。记得那天早上醒来，推开窗户，但见一片茫茫白雪，特别漂亮。车顶上积了半米来高的雪。吴霜忽然说，想吃烤肉了。我知道另一个城市有地道的烤肉。我们就决定开着车杀过去。那个城市差不多相当于北京到天津那么远，有100多公里。我们兴冲冲地上路了。一路上车厢里充满了甜情蜜意。

　　走了大约一半路的时候，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在一段高速公路上，我忽然觉得眼前一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当时公路一侧是大峡谷，我当然不敢急刹车，怕雪天路滑车掉到山下。我一面挂低挡减速，一面叫吴霜打开车窗向后面的车示意他们要靠边。幸好在车完全停下来之前，没有发生任何不幸。我们下车一看才明白，因为走得太急，没有把车顶上的雪推掉。刚才是一大块雪滑落到了车的挡风玻璃上，挡住了视线。有了这一次共同面对死亡的经历，我们之间的爱情演变成了亲情。

　　-唇齿相依的爱情

　　很多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俩是一对欢喜冤家。吴霜有时候和我吵了嘴，就会赌气噘着嘴拉着脸不理我了。但我知道，这种状况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她从来没有按照她的隔离计划“如期完成”。比如她想冷淡我一整天，偏偏还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吴霜的愤怒就开始撤气漏风消失殆尽，又重新心血来潮兴高采烈起来，把先前的吵嘴忘得一干二净，叽叽咕咕又闹着要我带她去餐馆吃一顿，而餐桌便又成了两个人高谈阔论的讲坛。

　　俗话说“七年之痒”，我和吴霜的婚姻已经超过了第二个七年了。我们的儿子也已经15岁了。人家说，夫妇的关系是多重的关系，首先他们是最好的朋友。这话不假，我们在一起近20年时光，互相间的了解达到了“不言而喻”的地步。彼此对对方的思想习惯、生活规律、性格特点、行事方法都非常清楚，简直了如指掌。

　　说实在话，我们之间曾经为我岳父的事情吵过架。我在美国学的专业是经济管理，开始的时候，我和吴霜都生活在美国。我岳母去世后，岳父两次中风，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吴霜每次回北京，都会呆很长时间。后来她索性就把我一个人扔在了美国，带着孩子住在了北京。我打电话给她说：“你能不能解释一下，我为什么到了妻离子散的地步？”吴霜说：“老爷子需要照顾，我两个哥哥是男孩子，哪里会照顾人。家里的小保姆毕竟不是亲人，有些事也不方便，我不照顾谁照顾。”后来，我把在美国的工作给辞了，把美国的家门一锁，也回到了北京，和吴霜一起照顾我岳父。

　　岳父是9日去世的，我13日才赶回北京。一到楼下，看到花圈从楼上一直摆到了街上。朋友们怕我一下子看到岳父的遗像接受不了，就没让我上楼，他们把吴霜叫了下来。看着眼睛红肿，万分疲惫的妻子，我抱住了她。我们谁也没有说话，谁也没哭。就这么静静地相拥了四五分钟，然后才一起上了楼。后来吴霜告诉说，如果没有那四五分钟，她真的可能会垮掉的。

　　我知道有一种叫做唇齿相依的爱情，我的岳父和岳母就是这样的。我希望，我们也能这样。

　　吴霜反诉

　　父亲去世的前一天，我还在写电视连续剧《新凤霞》的剧本，已经写到了第十六集。这一集说的是爸爸和妈妈认识了一段时间，正在兴高采烈地准备结婚。我在笔下描绘着吴祖光的喜悦。没想到，生活中的父亲却离开了我们。往日，我写好了一集，就会来到爸爸的房间，给他念上一段。他手里抱着一个电热手炉，听一段，就会默默地点一点头，一句话也没有。我不知道下面的戏写完了，该念给谁听……

　　我曾经出版过几本散文集，在那里面，我用了几十万字谈到父母、丈夫和朋友们，谈到过我们之间的亲情、爱情和友情。但是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如果非要让我说一句话，我希望你们能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伴侣，永远地爱他们，不留一丁点儿的遗憾。

　　父亲去世后，外界有人问到我和查理：“吴老的遗产你们准备怎么分配。”其实，我父亲没有留下什么遗产，父亲是个有名的“散财童子”，他光是为几个小保姆上学，就花了几万块钱。我和查理已经商量好，我们不参与父母遗产的分配，我们更希望继承的，是他的人品和艺品。查、赵增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