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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牛群合作办五子牛饮品公司的张勇，据记者调查，原系蒙城县三义镇副镇长。也正因为这一身份，他囿于“身在官场”而无法直接现身介入公司运作。但是，副县长身份的牛群却可以堂而皇之成为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蒙城县官员解释，“牛群是特殊的”。
牛副县长的笑
2002年12月28日，牛群就任蒙城县挂职副县长正好两年。这一天是蒙城县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议题之一是选举副县长——结果，323票赞成，7票弃权，牛群“很正式地通过选举程序”，再次担任蒙城县副县长，任期五年。
蒙城县有8个正副县长，牛群属于第9个。在后来多数面对媒体的场合，牛群定位自己，“我是品牌县长”。
虽然是第9位副县长，但县里的有心人并不少，他们向记者叙述注意到的事实是，县里大会，牛群在主席台的位置经常在书记旁边。
欢迎他就任蒙城副县长的那次大会上，主席台甚至给牛群夫人刘肃也留出了位置，但刘没有坐主席台，而是坐在观众席。正式的报道记录这一天，已经给出了严肃党报少有的热烈——“昨日，‘全国养牛第一大县’蒙城县委礼堂里气氛热烈而隆重，并且由武警负责把门站岗，严格验证进入，场外更是锣鼓喧天，少先队员列队载歌载舞欢迎‘牛县长’前来任职。”接受采访的蒙城官员回忆那天，“蒙城好像前所未有地过大节”，“印象中万人空巷，似乎所有的老百姓都出动了，学校、机关、各级单位组织大家列队欢迎，牛群所到之处，‘人人有笑脸，处处是掌声’，鞭炮声不断。公安都出动了‘戒严’。”
当时最直接的传说之一，牛群还没有到任，联系业务的资料已经寄到“蒙城副县长牛群收”。现在回忆起来，当地官员解释，“当时的牛群就意味着滚滚财源啊！”
谁引进了牛群，现在似乎更多人希望模糊其事。相对敷衍的介绍是，当年在北京的牛群曾经为蒙城五洲牛肉干做广告，这样与蒙城县有关官员相识，后被引进蒙城。记者去到蒙城调查，多数人印象深刻的有牛群硕大形象的巨幅牛肉干广告已经被撤下。双方的合作，成为一个谁也不再乐意提及的话题。
不乏媒体追捧的牛群，在早些时候对这一话题也足够坦荡，“我还记得蒙城县委书记孙克杰邀请我去蒙城的话，‘你叫牛群，我们那里也有牛群，牛群来到牛群中，你觉得这个创意好不好？你去，蒙城的知名度一下子就提高了，然后那里就能发展’”。在那时候牛群的回忆与描述中，是当时的县委书记登门拜访，打动了牛群。“我没想到一个县委书记有这种创意。这是非常超前的，非常大胆的。”
从时间上推导，蒙城县委书记孙克杰的邀请，应当是在牛群出任《名人》杂志主编与现代出版社副社长之后。现代出版社属正处级单位，而引进牛群，出版社负责人说，“主要考虑他是国家一级演员，属正高职称，可以套正处待遇，但并没有给予实际的正处位置。”显然，牛群当时更属意蒙城，虽然他就任副社长时间并不长。也许就是孙克杰“牛群与牛群”的创意对他的启发。于是有了蒙城县官员与出版社“组织对组织的交流与沟通”。
后来引进牛群的那位县委书记孙克杰自杀了，而包括孙在内的三任县委书记都因经济问题而被处理。记者的调查，无论对牛群的评价差异多大，但在与当地官员的经济问题上，多数人没有表现出任何异议——一致认为牛群一定不在其中。一位官员对此的解释直接明确，“蒙城的官场是水，牛群是油，他还只浮在表面”。所以，“牛群是特殊的”，这一描述仅仅表示一种实际状况。
特殊的牛群，给予当地人最具想象力的空间是财富，而他实际的表现，更像处在表演状态的演员。接受采访的当地官员，特别是曾参加过那次牛群就职大会的，最具印象的是他的“就职演说”——在大会主席台上张嘴唱了一首他自己作的歌曲，歌名叫《你今天笑了没有》。记者费劲终于找到了那首歌词:“今天你笑了没有，我就想看你笑;今天你笑了没有，我就想听你笑;今天你笑了没有;我就想让你笑;今天你笑了没有，我就怕你不笑;怎么都是一辈子，咱得笑到老;怎么都是一辈子，咱得天天笑;怎么都是一辈子，不笑白不笑;怎么都是一辈子，笑一笑十年少。”
就在那天的大会上，有人直接提问请牛群能否说点将要做的实在工作，牛群回答:“只要我心里想着老百姓，能好好做人、好好做事，我就可以笑到最后了。”
牛校长的哭
在北京，去出版社上班，有个扛摄像机的跟着，出版社的同事还大惊小怪。到了蒙城，稍有走动，牛群吸引的何止一两个记者。那次就职大会，有媒体记录，“会后，牛群还专门与全国60多家新闻媒体开了一个‘新年茶话会’”。
在蒙城，牛副县长的第一次哭，自然被如实记下。“2001年4月12日，牛群以副县长的身份到蒙城县聋哑学校视察，学校坐落在涡河岸边的荒坡上，教学楼和宿舍都是危房，学校的教学工作已经很难开展。牛群当时落了泪，他不会打哑语，就用脸去贴每个孩子的脸，并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改善学校的条件。”县委宣传部的邵健回忆说，那是牛群第一回在公开场合流泪，后来次数就多了。牛群从一个制造欢笑的人变成了一个爱哭的人。跟他一块共事的人都说，“也数不上来牛群哭过多少回了”，“中国官员一向给人严肃、内敛的形象。但在蒙城，老百姓接触到了一位不按规则办事的县长，他哭得酣畅淋漓，而且总是当众哭”。
牛群这“第一哭”，导出的结果是他成为这所学校的负责人。牛群自己的解释，“‘我哭，都是为了孩子’。于是牛群开始在学校开幕时哭，社会捐赠哭，文艺晚会哭……”
与牛群有相对实质性接触的一位蒙城官员差不多都记得住牛群招商时的经典开场白，“我姓牛、属牛、叫牛，我家在山东，长在天津，安家北京，下放河北，现在在蒙城。我的名和我的利都是老百姓给我的，我感谢多年来老百姓对我的厚爱”。——这是不是有点像绕口令？说到学校，“牛群就开始掉眼泪”——这位官员慢慢才将牛群从副县长的角色回归到他更真实的演员身份，“他真能哭”，“哪怕夜里两三个朋友在房间里谈事情，说到个什么事，他一下子就哭起来，伤心得旁边的人坐都坐不住。还没有两分钟，讲到什么高兴的事，他又笑得厉害，让旁边的人都手足无措。”“他是个相声演员。能哭会笑成这样，真不简单。”
蒙城县聋哑学校1995年建立，当时安徽全省要通过“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达标验收，其中一个硬指标就是县一级的机构必须有聋哑学校。时任蒙城一中团委书记的高伟介绍这所学校，“办公地点是由石棉瓦搭成的临时建筑，宿舍楼是危房”。所以，牛群的伤心，“不可以怀疑他的真诚”。
牛群介入聋哑学校。视察后的第三天，牛群和县里其他领导邀请一些教师来开会，讨论“如果你是聋哑学校的校长，你会怎么发展这个学校？”高伟是参会者之一。经选拔，牛群单独留下了高伟。“要我协助他一起办特殊教育事业。当时牛群特别诚恳，他的热情也容易打动人。”结果是牛群给高伟6个小时决定。
朴实的高伟坐在记者面前，回顾那时，“蒙城一中是省级示范高中，县里最好的学校。如果不是牛群出面搞这个事，谁也不太可能选择这个不被重视的聋哑学校。”几天后高伟赴任聋哑学校校长，县里决定，牛群任法人代表和第一校长。
刚到聋哑学校，高伟还清楚记得当时的账目，“户头上只有2100元，负债6万多元，还借用了老师的钱没还清”。牛群的努力也仍然让高伟清楚记着，“学校接受的第一笔捐款，是县文明办发动各文明单位捐的36400元。之后，牛群马上去北京参加一个大型活动，向县里保证‘我要以最快速度把学校从危房中搬出来’，后来牛群在外面的捐款就陆续来了，个人带来的捐款前后不少于300万元。”在接受县文明办捐款的第二天，学校也由危房搬到租来的振华工贸有限公司一片约10亩的厂房。公允地看，没有牛群的努力，“这所学校的改变，不可能这么快”。
牛群成为聋哑学校法人代表一年多后，次年的8月，暑假结束，风波顿起。牛群提出将学校改为民办，新校址定在县东北角的板桥镇，结果34位老师集体辞职。高伟的解释是，“新校址的选择，牛群与学校老师意见不一致。我也认为学校太偏僻不方便和外界往来，而家在县城的老师上班也不方便。在这点上不一致，老师们就辞职了。”不过，辞职老师向记者叙述的原因与此不尽相同，“关键是太突然。白天召开全体教职工会，宣布改制与搬迁新址。牛群当时非常强硬，‘老师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就走人’，所以晚上8点钟，老师就集体辞职了”。高伟回忆说:“这时候，学校的账户上还有100多万元。”学校改民办，不是没有人对未来学校的归属与账目走向有疑问，但显然改制与搬迁“无法更改”。
后来，牛群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问他是否试图挽留辞职的老师，牛群给出的答案依然强硬，“没有。我觉得没有必要”。有意思的是，记者在蒙城采访，有知情人说，当时就有人劝过牛群，“特校老师不好找，还是留下这些老师的好”。但这些说辞，未让牛群动心。中央电视台记者注意到牛群新选址的那块地，“离庄子祠比较近，离尉迟寺也比较近”。牛群的解释是，“选址时实际并不是成心要靠近那个旅游点，仅仅巧合而已”。
牛群看中的那块地在板桥镇路东的“雪峰公园”，大约三百来亩。记者到此踏勘，镇委书记康治平介绍说，“这里原本是低洼地，不属于可耕地。镇里组织义务工填平后绿化工作做得比较好，有山有水。”牛群的激动也点燃了康治平们的情绪，“我们要在这里把学校建成世界一流，亚洲第一。”康治平跟记者算账，“牛群都说‘世界一流，亚洲第一’，如果这样，这里的交通、餐饮和住宿都会拉动起来。”这一煽呼，康治平向记者透了他们的底牌，“这块地对外的喊价有800万元，跟牛群谈下来是220万，其实哪怕只有100多万我们也愿意。”后来，牛群付了110万元拿下这块地。
或许是牛群无幸得到这块地，拿到地的第二年，发大水，这块地被淹了。“他后来就没要这块地了，我们也将钱退给了他。”厚道的康治平觉得很可惜，当然对镇里“也没有什么损失”。采访临结束，这位镇长说起他跟牛群的交道，“牛群说，来蒙城前觉得当官是最容易的事，很想讨个官来做，现在才知道当官是最难的事。”更准确地看，牛群与康治平讨论的未必是当官，而可能“做生意是最难的事”。
在改制成民办，也选中了新校址之后，当然是在新校址还没有被大水淹过之前，牛群把学校与及自己面向社会一并“裸捐”了——面对镜头，牛群也坦言，办特校，还是会“自己给自己开工资”。
民办之后，所有的财务，牛群学校一致的说法是“由县财政管理，每一笔钱都要经过县财政的同意，学校自己不动一分钱”。但记者到蒙城县财政局采访，熊副局长的解释却令人意外——“从原则上讲，学校转为民办后，财政局便没有权利和义务对其进行监管。”不过，从形式上看，县政府还是安排财政局派出两个会计帮学校记账，“这纯粹是服务性质，作用就是记账报销等，对资金使用没有任何监督管理的作用，都由他们学校自己决定”。蒙城县民政局马局长向记者给出的答案也十分明确:牛群的学校得到的捐款跟当地的民政部门没有关系，所以没有发生过任何关联。
牛总的债
牛群主持的五子牛饮品公司的前身，是三义镇的九龙口矿泉水厂。由于三义镇欠张勇、郭翠兰夫妇的钱无力偿还，经蒙城县人民法院判决，并经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这家企业归了张郭两人。
知情人说，“当然是张勇托人找到牛群，希望和他合作。牛群是多大的名人，谁不想攀上他呢！”当时大家看到的牛群，“一点架子都没有”——各种招商引资场合，一开口，“只要跟我干，名利双收。要钱有钱，要权有权”。一旦和牛群合作，他担保，“保准让你高兴得吃惊！”张勇、郭翠兰与牛群的合作，让人“吃惊”的是进展的顺利。
有亲见者描述说，牛群去到张勇、郭翠兰的矿泉水厂参观，一见到张勇，就赶紧顺手拿起旁边的毛巾，在水里蘸湿后从上到下帮张擦汗，接下来又不停地用双手按摩张的肩膀，说，“兄弟你辛苦了，不容易啊”。后来，张勇跟他的朋友说起他的这次际遇，“我哪里见过这架式呀，何况人家是个全国名人，是副县长，我感动得不得了”。更让张勇夫妇感动的还在后面，“牛群进到张勇的家，见到张母，神情激动地一下子跑过去，嘴里深情地呼唤，‘哎呀，我的老母亲，这么多年我对不起你呀’。接下来又是掏出相机帮老人照相，又是给老人梳头”。向记者描述当时场景的，给出的结论是，“那真比电视上演的还感人”。
在蒙城采访，即使看上去与官场商场最不相干的当地人，概括起牛群，最直接的印象是他真能说，“而且都是排比句”。你要问他们还记得什么，张口就来，“蒙城不富我不走，蒙城富了我舍不得走”。
在与张勇接洽合作事宜的最后阶段，牛群很关切地跟张勇说，“老弟，跟着我好好干，商贸城的房子就是你的，给咱的老母亲，让她多享享福”。中国商贸城为了感谢他的冠名，给了他十几间铺面，两套好房子。这样，牛群提出来组建五子牛饮品公司，张勇、郭翠兰夫妇的固定资产占新厂20%的股份，牛群则持有80%，成为牛总。记者在蒙城找到这桩合作的核心人士，但仍然对牛群的资产来源一无所知。
记者查到的资料表明，蒙城五子牛饮品有限公司2002年8月8日正式开业，注册资金60万元，由蒙城牛群教育有限公司与郭翠兰二位股东共同出资成立。牛群系法人代表，其中蒙城牛群教育有限公司出资48万，占80%，郭翠兰实物折价出资12万元，占20%股份。由于张勇当时系三义镇副镇长，所以这家公司由郭翠兰出任股东。但双方合作不到一年半，小股东郭翠兰将自己的股份“捐”给了牛群。
一家媒体的记者调查表明，今年1月20日，五子牛公司《股东会议纪要》明确记录，“同意郭翠兰将原持有本公司股金12万元，根据审计结果，现实有股金8.8万元，转让给自然人牛群6000元，转让给蒙城五子牛教育有限公司8.2万元，五子牛饮品有限公司的两位股东是蒙城五子牛教育有限公司和自然人牛群。”这位记者写道，“一提‘捐股份’的事儿，郭翠兰就流眼泪。”记者赴蒙城采访，相关事件当事人再次向记者证实这一事实。牛群取予之间，其理由并不容易为外人所知。至于牛群原来那番感人的表态，最后当然是没有兑现。
公司最后的命运是亏损。记者以做生意为由，到五子牛饮品公司调查。在一片农田中，有近20公里的路不好走，除了难以想象大型运货车如何能顺利通过这里的道路外;更难想象的是，当年牛群宣称建成“中国第一”的豪言如何兑现。接待人员告诉记者，“厂里的设计生产能力为每天200吨，但现在一般生产几百瓶”。有心人帮记者计算了一下，“三年多时间，换了7个校长、4个总经理、2个秘书，3个司机”。而这种种，县里官员向记者一言概括，“牛群出现的问题只是用人不善的问题，很多东西没有经营好”。
有一个有趣的说法，现在蒙城牛群的债主，经常聚在一起轮番打他的手机，虽然他们知道牛群不会接听，“难道讨债不应该？”朱文轶 吴琪
被需要的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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