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赵事件在法律层面的定位，只是一场普通的民事诉讼官司，关于一张数额为3800元的欠条债权债务关系的认定
饶赵事件的最初想象，从饶颖自爆曾7次向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不被受理开始。期间最先穿插的2003年6月，她到派出所以强奸为由报案，未被立案。事件进入司法程序后，赵忠祥提出管辖权异议，又让饶颖再度受挫，只能就3800元的欠款与赵忠祥对簿公堂。而她最
为预期的“人身损害”案，一波三折后，目前又回到原点，在司法程序之外。
这样的过程描述，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容易就是普通人在和名人社会资源差异悬殊的较量下，遭遇的不公正。但欧亚嘉华律师事务所著名律师张树国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就法律层面而言，名人与普通人在民事诉讼中都是平等主体，并不存在本质差异。名人也并不等同于“权力人”，他们对于司法可能的影响，并不至于到达过于深刻的层面。而且从事件在法律层面的进展看，并不存在臆想中的不公正。关于海淀区分局不予立案的决定，张树国认为，是适当的，而且从派出所曾经给饶颖做过18页的笔录来看，对于饶颖的报案是相当严肃的，因此根据饶颖所陈述的7年婚外情的情节，作出强奸犯罪事实不成立的结论同样符合规定。
而饶颖自述7度提起诉讼不被受理，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受害人能否进法院大门的问题，而是如果真的受害后，应该选择哪种最符合法律要求的方式进门的问题”。张树国说，因为“当事人起诉事由的改变，将直接导致双方法律关系变更，从而影响到法院是否立案的决定”。7次提起诉讼不被受理，在“黑箱操作”的臆测外，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当事人提起的诉由是否合理”，是否在法律上能够成立。2003年11月10日，海淀区法院下达裁定，认为饶颖“所诉事实(强迫发生性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对于这一裁定和北京市一中院的“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争议集中在一个方面——当民事纠纷中涉及了犯罪情节，海淀区法院应该将案件移交的公安机关侦察，转为刑事案件。但事实上，按照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张树国说，在这种状况下，人民法院首先必须明确裁定“不予受理”，之后可以移送到公安机关或者给予当事人建议告诉他正确的路径，人民法院有选择的余地，移送并非“必须”的行为。
饶颖最初的逻辑很简单，她认定自己跟赵忠祥有婚外情，并且在这段婚外情中受到了伤害，因此寻求法律给她支持。步步受挫似乎在她预料之外，因此她也就越发强化自己“受害者”的形象。但饶颖似乎从根本上对法律有一个误解，那就是关于婚外情的认识。张树国说，“婚外情并本身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上关于这方面追究责任只有两种情况的界定:第一是构成重婚罪的，第二是构成重婚状况导致另一人受到伤害的。”“但如果是已婚人员，或者明知道对方有配偶还与其发生性关系，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应当受到道德谴责的行为，并不受法律保护。这并不是说用道德来代替法律，而是‘无法可依’，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来调整相应的行为。”更何况，“关于婚外情，不是她单方面的承认就能成立”。
事实上，饶颖在不断的起诉过程中，也在逐渐变更自己的诉由，丰台区法院首先立案的，是医疗欠款，这是一个普通的民事案。而饶颖最为在意的“人身损害”案，则属于刑事诉讼范畴。根据北京市二中院的“撤销丰台区法院不当裁定”的终审裁定，此案在进入司法程序短短时间后，重新回到原点，但并不等于饶颖再没有机会提起诉讼。张树国说，只要饶颖寻找的充分的新证据、新事实能够成立，那么她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新的诉讼，没有任何次数限制。但从饶颖的表现来看，她似乎依旧很难认同“有管辖权”的法院是海淀区法院。
即使在欠款案中饶颖提出了三大类9份证据，张树国说，从目前看，这些证据仍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这是一个关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案件，但至关重要的欠条原件，饶颖在证据交换期限内始终没有提供，这对她很不利。除非她可以在庭审的时候，出示原件以及为何迟交证据的充分证明，否则，法庭可以不再采信。而在这个案件中，张树国强调，双方“是否认识，是否有婚外情，以及是否有借贷关系，是各自独立，不能相互印证的”。“法律上就算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那也不等同于婚外情存在”。不过换一个角度，“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也并不等同于双方不认识，或者没有婚外情”。所以，无论官司结果怎样，事实上，不管是饶颖那种试图通过“欠款案”构建起双方有婚外情逻辑链的谋划，还是赵忠祥试图通过否认债权债务关系，验证自己“并不认识她”的断言，都不是这次判决所能解决的。(记者王鸿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