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

崔永元

崔永元

　　这个体制内明显的“少数派”曾经是个大众追随者。崔永元的父亲是工程兵，他的童年是在工程兵大院度过的，小的时候搬了14次家，都是在北京附近的山沟沟，大院里的孩子全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使得崔永元从小到大完全没有任何的“阶级”观念，不清楚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这种天然的亲和力，也许就是维持他几十年电视魅力的原因之一，崔永元回忆说，当时大院里在一起玩的有70多个孩子，分成两个山头，一拨30多人。所以这里面非常复杂，你怎么当这30多人的头？而崔就是其中一个头。

　　“头就是有一些追随者，天天跟着你玩。那个时候就天天绞尽脑汁说怎么把他们那边挖过来一个。比如一边36个，怎么变成38个。如果我们这边能变成50个，那那边就歇菜了。也没啥招，就是有一些小玩具，弹球什么的，主要是贿赂。那边也有贿赂。基本上那边有人叛变，我们这边也会有叛变。这个时候真的是表现个性的时候。你既要维护好自己的组织，又得维护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因为随时有可能被更换。其实后来我和南京大学的教授桑新民聊，他觉得这个儿童游戏非常好，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在学会什么叫组织，什么叫适应，什么叫规则。这里面最牛的人就可以制定规则，说了算，我说玩什么就玩什么，我说怎么玩就怎么玩，那你就混到极致了。你比这个人稍微低一点，你可以提出修改规则，你有建议。最底下的人只能适应规则。最残酷的是开除，不跟你玩了。所以孩子有这个过程他会适应社会，社会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独生子女就没这个了。”

　　崔永元的父辈属于完全没有个性的时代追随者，崔永元从小到大也是个听话的孩子，他从来都是三好学生，也没有那么多想法，“基本上都会觉得别人说的挺对的。直到上大学以后，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81年，崔永元进入传媒大学新闻系学习，他从小到大都喜欢历史课，有一次老师讲南昌起义。他觉得挺吃惊。“这时发现南昌起义是政府军里的起义，不是共产党组织的秋收起义暴动，等于是一帮人反叛了，开始跟着共产党人要开始做事。忽然意识到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就想到会不会还有这样的事情呢？会不会国民党还有往共产党走的？共产党是不是也有往国民党走的？这些以前都没仔细想过。”

　　崔永元读书的1980年代，恰逢全民进行知识重构的时候，思想解禁但又有控制，物质贫乏但欣欣向荣，各种海外知识、书籍联系开始海量出现，这十年，大学生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大学里面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和活动。和许多今天那拔充满理想义者的文化人一样，崔永元的“理想主义”也正是在彼时慢慢形成的。

　　让崔永元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老师讲《楚辞》，崔永元当时没什么兴趣，就一边听一边干自己的事，突然旁边有个同学就和老师争起来了。老师推荐了一本研究《楚辞》最好的书，学生不同意，觉得老师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是他父亲写的，他自己心目中有其他的认为最好的书。“我就在旁边看热闹。这种在中学课堂里就不可能出现的。这是我们直接目睹的冲撞和辩论。其实，这样的冲撞和辩论更多存在于书本里，存在于历史的记述和著作里。”

　　很多年以后，崔永元从《实话实说》出来转而去做“口述历史”，这并不是一种偶然，柴静在新书《看见》当中有一段描述这样说道：“他(崔永元)说现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这些抗战老兵：‘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没有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事都特别淡。’”

　　做《口述历史》前，也是网传崔永元有郁抑症的时候，还有一段崔永元和柴静的对话，“他一句寒暄没有，谈的是都直见性命的事。这些话题我不陌生—让人失望的现实，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缺少坚守的人……这些话，很多人在摄像机的红灯面前说，很多人在文章里说，很多人在喝酒后说。他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坐在一个并不熟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石头一样，死沉地压着他，逼着他。”

　　助理刘磊磊推开房门，吱呀的声音才使人惊觉时间的流逝，坐在茶几前的崔永元很容易把人带进他的气场，无论是聊转基因、聊童年、聊女儿、聊抑郁症还是聊历史，你就好像站在一个山谷，面对迎面而来的一阵微风，根本不会察觉到它的来和去。

　　传媒大学的同学，《舌尖上的中国》总策划陈晓卿说崔永元是个“对任何人都充满善意的人”，崔永元的理发师从1996年开始给他理发，两个人之间非常熟。崔永元一有好烟就会送给他。“有的人会说，你送他干吗呀？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我不送他我送谁呢？ 我送台长啊？他也不抽烟啊，他抽也有的是人送啊。对我来说，理发师小刘是我哥们。部队大院里就没这东西。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在采访的大部分时间之中，他显得亲和随意，一边聊着的同时，一边还拿出了烟斗，拨弄起了自制的烟丝。只有在问及转基因和提及方舟子时他明显语调提高，语速加快。

　　2013年，崔永元遇上了转基因，他的声誉似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崔永元和方舟子是在微博上展开转基因论战的。2013年年底的一天深夜，崔永元发布了一条讽刺性的微博，内容上升到“问候对方母亲”。该微博引来大量网民围观，有评论称“小崔有点掉进自己的坑了，理性说事很难吗？”随后，崔永元回复表示“不难，我和所有人都理性探讨，‘肘子’除外，抱歉！”

　　有人觉得，崔永元已经过于沉沦于这场论战，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一位新闻传播方面的资深人士说“我尊重小崔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社会关怀，但科学是科学，他根本不懂。”陈晓卿则说崔永元这次的表现有些奇怪。另外一位知识份子则解析说：“方舟子能把所有的好人变成坏蛋。方舟子是一个正确的坏人，小崔是一个有缺点的好人。”

　　在支持转基因技术的人看来，转基因是一项相对安全的技术，被主流科学界和权威机构肯定，代表的是一种思考方式和科学界严谨的评价方法，因此崔永元的所有言论是出于“知识储备不够的自取其辱”；而对于另外一些新闻工作者，则认为崔永元赴美调查的纪录片也有不符合新闻学规律的不够严谨的地方。因此无论这一场对抗结果如何，崔永元已经损失了他曾经无可挑剔的美誉度。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一个人的评价进行到这里，是那种几乎相当于地裂的时刻，如果慢慢侵蚀，一条浅薄的断层线也有可能会演变成一条巨大的鸿沟。现在的他成了相当一部分评论当中的“科盲”，反对者们说他“骑虎难下”、“聪明人办的糊涂事”，即使是支持者们，也会觉得“他像是堂吉诃德应对大风车”，成为公众名人几十年，这是崔永元“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多攻击”的时候。

　　在崔永元的自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进入群体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下，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这样的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理智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

　　2011年3月6日，崔永元以美国洛杉矶手机费9.9美元包年为例，在两会的小组讨论会上炮轰国内手机资费“贵得离谱”。随后，众网友留言称他引用的数据不准，国外话费也没这么便宜。崔永元核实后承认引用数据有误，并在微博致歉。

　　那是他难得的一次妥协。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是令崔永元成名的央视还是做口述历史，他都是独树一帜地孤独。费勇说：“即使是他的方法不对，也算是一个好人做了一件错事。如果不去纠缠具体的细节，他的出发点和姿态是有正面意义的。而且，以他的身份地位，他完全可以不去做这些事情。”

　　但崔永元不承认自己孤独，他只是不愿意随大流，即使提出质疑会使自己处在少数派的地位“这个可能就是他的乐趣。因为所谓的多数派，随大流，跟着很多人混，你肯定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如果你想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空间、思想独自漂流的空间，随大流的时候会很痛苦。”

　　最近有天晚上的凌晨一点，崔永元在回家的时候碰巧看到两个人在小区里拿着铁棍子要玩命。原来两车在停车场撞了一下，受损方想让赔钱，肇事方想走保险。一方要走，另一方就不让。然后就要动手。崔永元去把两人拦住，来帮着断案。赔多少钱？一边说赔500块钱，另一方说100。然后崔永元就掏出钱包，让一边给100，自己加了400给另一边，“这事就解决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说跟我没关系，但是你用铁棍子把他打死，这事可就大了。没管可能就是没看到，看到了就得管。”

　　这就是常见的多管闲事的崔永元。就在做转基因的调查之前，他曾经和助手开着车在北京转了15个晚上，察看北京晚上车的情况。发现大货车毫无遮拦，掉下来的尘土砂石比PM2.5更直接。所以他当时就觉得政府针对私家车是不对的。如果和车有关系，这比小车厉害多了。他们为什么不管呢？那时他还为这个事较过劲，每天晚上在微博上发了好些拍的这些照片。后来还为此和市容委、市政府办公室拉锯了多个回合。

　　“不小心走到电视行业”的崔永元其实一直都有着自己的梦想，是想要拍几部电影，可是从口述历史到转基因的这个事情，几乎分散了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他的抑郁和焦虑恐怕只有北京沉沉的黑夜才能承担，助理刘磊磊说崔永元是个“晚上基本不怎么睡觉的人”。你可以把这理解为“公共道德洁癖”，但崔永元坚持认为只是“举手之劳”。

　　“我是觉得差不多了，现在家喻户晓，基本都知道这个事，然后大家都有这个判断力了。甚至我觉得有兴趣的媒体自己也可以追下去了。”只是，这样决定“放下”的时刻似乎凤毛麟角，之后很快崔永元又坚定地回答说，“我只要觉得我是在维护公众利益，我只要觉得我是正确的，我的采访调查是正确的，我永远会坚持。就是剩我一个人我也会坚持。”说这话时，他的表情好像他是个命定的使者。

　　这次采访结束没多久的几个小时后，凌晨两点，崔永元发布了一条微博，就转基因问题再次质问农业部。下面获得了三万多个赞，接近两万的评论和五千多的转发。是他自2014年2月20日开通新浪微博以来，获得关注度最高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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