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苓

　　3月5日，寒风，北京出现了难得的蓝天。

　　这一天，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要向2907位全国人大代表报告工作。

　　赵冬苓坐在代表席上，这是她第三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这之后，她要进入繁忙的日程：审议这份报告、审议今年预算，还要为自己的第四份议案争取30名代表的联名。

　　她身上还笼罩着前两次人代会的荣誉，那是一份不错的成绩单。

　　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赵冬苓首次当选人大代表。

　　履职两年，提出3个议案，是关于税收法定和预算公开，这是国家钱袋子的两头，都有了些结果，《立法法》修订提出在2020年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去年，《预算法》也完成了修订。

　　“我年年来开会，前后忙活一个月，我坐在那干嘛呢？打盹啊？要是被拍下来怎么办？所以就得认真地做。”她说，我每天都算，今年我开到第三年了，还有两次会要开。因为，人大代表真正去履行职责，并不轻松。

　　第一个议案答复“不满意”

　　全国两会上，赵冬苓的形象很经典。齐耳的短发，三七分刘海，架一副眼镜，没化妆。一件深色的西服，红色的代表证夹在西服领子上。说话音量中等，语速中等。

　　她是山东省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艺术副总监，更出名的是她的作品，比如电视剧《沂蒙》《叶落长安》《红高粱》的剧本。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赵冬苓第一次当上代表。2月才得到通知，3月全国两会就开幕了。

　　人大代表没有“实习生”。

　　第一次来开会，赵冬苓提出了一个议案，《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议案》。

　　近30年来，我国征收的18个税种中，只有3个是依照国家法律征收，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车船税。

　　其余15种税，都是由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征收，比如增值税、消费税、房产税、车辆购置税等。

　　税收和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赵冬苓提出“税收法定”，终止“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条例”的状况。收什么税、向谁收税、收多少、怎么收，都要有法律规定。

　　当时，这被认为是最有含金量的议案之一。

　　2014年，第二次来到北京开会。赵冬苓又带来了关于税收法定的第二份议案，提出了更具体、务实的方案。

　　这次全国人大会议将对《立法法》修正案进行审议和表决，将“税收法定原则落地”提上议程，全国人大发言人4日也表示，要在2020年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全国人大以授权的方式，允许中央政府先行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暂行法规始于1984年，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

　　这个权力授出去了，却也变得难以控制，税种以“暂行条例”、“试行”形式越来越多。

　　面对复杂的历史成因，赵冬苓也没想到，议案提出的第三年，税收法定就有了时间表。

　　她还记得，自己作为新代表第一次提交议案后，人大常委会的回复仅仅是告诉她中国税制的历史沿革。赵冬苓当时又回信，表示对这个回复“不满意”，坚持自己的看法。

　　那年夏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登门拜访，专门听取了她的建议。

　　不正常和不懂的 都成了议案

　　第一次当上人大代表，赵冬苓很忐忑，“不知道人大代表怎么当”。

　　但是有个想法，“既然当了，就希望为社会和国家的进步发挥一些作用。”就是用那种音量和语速都中等的调子说的，没有很激情。她说，这个是“信念”。

　　2014年，第二次来开会。除了“税收法定”的第二份议案之外，她还带来了一份关于预算公开的议案。一个税收，一个预算，这是国家钱袋子的两头。

　　以写作为生的剧作家，提了两个与财税相关的专业级议案。

　　为什么做这样的议案，她回答：迫不得已。“我年年来开，前后忙活一个月，我坐在那干嘛呢？打盹啊？要是被拍下来怎么办？所以就得认真地做。”

　　关注税收，是很偶然的一个时机。2013年两会前一个月，国家出台了“国五条”，二手房交易征收20%的税。一下子，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以致很多夫妻假离婚。“我觉得这不正常。”

　　“国五条”的出台是基于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实际上是合法的。不过正是由此，赵冬苓关注起税收问题。“无代表，不纳税。”赵冬苓说。这句话源于十八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殖民地，意思是“没有纳税人选出的代表审议，纳税人就有权不纳税”。

　　因为关注了税收，也就关注到了预算。预算比税收更难懂。

　　当上人大代表后，赵冬苓对预算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看不懂。“第一次过来开会，财政部提出当年预算，要人大审议。但是这个预算一大厚本，几百页。我就是有心看我也看不懂。”

　　但是，预算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每年政府要花多少钱，这个钱都花在什么地方？赵冬苓说，“国外不是整天为这个(打架)，奥巴马提出一个什么预算，被国会怎么驳回了。我们这里倒是不打，政府提出来，这边一举手就过了。那人大审查预算，不就是一个形式吗？所以我就关注到这个问题。”

　　2014年8月31日，修改的《预算法》获人大审议通过，并于今年起施行。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由政府管理预算，转变为控制政府花钱。

　　不想投个赞成票就回去

　　实际上，当上人大代表后，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赵冬苓都被改变了。

　　因为财税问题的专业性，她不得不请自己的朋友介绍相关方面的专家，请教、讨论、帮助她起草议案。

　　到了第二年，已经有很多财税专家主动来帮助她。“我有的时候很不好意思，想要给人家一点报酬，没有一个人要的。”赵冬苓说，他们也想把自己的科研成果，通过我传递到两会上。

　　所以，她对自己议案的专业性非常自信。“一个议案四五个专家审过，说的问题也都在点上。”

　　现在，她会留意看财税专家在朋友圈分享的文章，关注学术界的新进展。“其实我对财税一向不感兴趣，到今天也不感兴趣，就是逼着自己硬着头皮去了解。”

　　这有个很实在的理由：“我觉得，我当了人大代表了，就不想过来举举手，投个赞成票就回去。” 赵冬苓说，她平时不出门，也不爱与人接触，每天上下午都有固定的时间写作。“我是一个把时间看得像性命一样的人，每年要过来开十多天的会。我肯定希望自己有所作为啊。”

　　尽管如此，赵冬苓仍然觉得人大代表的身份对她改变不是太大。“首先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从来没用过人大代表这个身份去占过什么便宜，这是我自己都非常警醒的一件事情。”

　　她想了想补充道：“除非这次我从国外回来，入关时突然看到一个两会代表通道。我觉得这个挺好，就走了一回。其他的时候，我尽可能不提人大代表身份。”

　　走进那个通道的时候，赵冬苓带来了一份关于信息公开的议案。希望推动信息公开立法，由过去的条例上升为法律，真正让老百姓看到政府如何出台一项法规政策，真正听证，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看似简单的提法，实际情况则困难重重。

　　对这份议案，赵冬苓判断：“只要党和政府有决心，什么事都能干成。”

　　对自己两年来的履职表现，赵冬苓评价说：“算没白当吧。”

　　(新浪网 刘洋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