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刚才您说了，借演和王(申)，表演了一些生活中不敢做，不敢说的一些言行，你又演一个上校，他做了一些生活中不敢做，不敢说的事情。

　　王刚：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不敢做，不敢说的事情。

　　提问：您认为这两个角色哪个角色演得更好，更过瘾？

　　王刚：首先非常感谢您知道我演这个上校。那个戏是在北京保利大厦国际剧院，在上海剧院演了33场，为两会的代表和委员们也进行了表演。应该说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说演哪个过瘾？应该说都很过瘾。因为我也是一个爱国主义情操很强的人，之所以东芝动物乐园后来半道下来了，跟我这种情绪有关，有时候也未免太偏激一些，因为我们出国的时候，在这儿我们可以说我们有这样的毛病，这样的不足，畅所欲言，包括我们此时谈的一些话，大家也可以感觉出来。但是如果出国，外国人，或者说香港人，他们说北京人，大陆人怎么怎么样，我能跟人家玩命。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特别欣赏上校，有两处非常欣赏，一个是我在玛丽亚老师的引导下，终于觉得孩子这么可爱的时候，孩子们给我唱起了歌，一回头看着跟玛丽亚老师站在一起的孩子们，然后转身唱起了雪绒花。开始前面有几句对白。“爸爸爸爸，给我们唱一支歌吧。“不不，不唱”。“爸爸，唱一支吧”。后来拿起吉他，当时，台下鸦雀无声，一个简单的前奏就唱起来了。“雪绒花，雪绒花..”刚刚两句，台下的观众就鼓起掌来了，我觉得那时候非常感动，沉醉在一种美好的情感中。

　　还有“逃离奥地利”的时候，也唱雪绒花，那是在德国法西斯的压迫之下，观众鸦雀无声，我讲了几句话：也许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今天晚上我给大家唱一首歌，一首奥地利的情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爱情是美好的。他是假借歌颂美好的爱情，其实是在宣泄自己的爱国主义情绪这这时候唱的时候，孩子们很多都留下了眼泪，大家合唱的时候非常激动。人们沉浸在一种美好的情感里，真的是一种非常高尚的享受。他跟我演和王(申)的感觉，表面看是对立的，但是这种强烈的冲击都是一样的。我在演和王(申)的的时候，也是一种美好的出发点，要把这个人物演得丑恶，让大家都嘲笑他，让大家感觉真实，出发点是美好的。

　　提问：我觉得从和王(申)身上，可以学到一些为人处世的技巧。

　　王刚：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就像在书店里有《厚黑学》，有关的书籍，在社会转轨时期，比较混乱，比较浮躁，这也可以理解，当一些主义，一些思想，有时觉得不是那么很实用了，找一些更实用的东西，股市操作技巧什么的，这还有情可原，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东西，人们思想感情的意识应该是近而又近的东西，于是就出现了如何行骗，如何厚黑的东西，我第一次感觉到它的负面影响的时候，是《刘罗锅》播出后不久，我记得山西北部，内蒙西部一个和贫困的县，县里领导请我吃饭，然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就聊起来了，说王老师和王(申)您演得真是太形象，太真实了，我们单位也有和王(申)。我一想，他们单位揪出贪官来了。说这个和王(申)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这位，我们办公室主任，我们大家都叫他和王(申)，和大人。我以为那是会非常尴尬的，当着北京来的客人，我们的县领导，说我是和王(申)，就是说我是贪官，应该很尴尬，连我都感觉有几分尴尬，不知道该如何应酬，我怎么说呢？和大人，您好。这位倒是，站起来，说王刚，老师，我这个做得跟你差远了，我还得好好向你学。我就想，正义何在？公理何在？这是一种堕落。如果是孩子有情可原。有些孩子不懂，爸爸说，三儿，你长大了，喜欢做和王(申)，还是喜欢做刘庸？做和王(申)。为什么？刘庸是好人。和王(申)吃得好，穿得好。这是一个玩笑的东西，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开玩笑的。所以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责任不在我，在谁？我自己去想。

　　提问：最近关于清官的戏不少，您认为这个剧和反腐倡廉有什么关系？

　　王刚：我自己说不好，这是潜移默化的东西，就像我刚才讲的。有没有关系是大家琢磨的问题。我说没关系，我们接这个本子，不是因为和反腐倡廉有关系才上的，这就成了宣传片了，就不是文艺作品了。我们首先是看有意思没有，观众看着也是觉得有意思没有，绝不是因为听说《铁齿铜牙纪晓岚》是一个反腐倡廉的题材才要好好看的，觉得要有意思的。不是这样，是开始感觉很有意思，艺术创作的规律和进行宣传的规律是两码事，我们是感觉很有意思，然后演了以后，让大家也感觉有意思。至于有什么意义，承载什么主题，是观众理解的问题。我想，主要受欢迎的原因，不是因为是歌颂清官的，所以受欢迎。正像你说的，那么多的戏，非常受欢迎的，引人瞩目的并不是很多，因此题材不是决定性的。

　　提问：刚才您谈到好人和坏人，谢晋导演拍《鸦片战争》的时候，最后有一个对话，琦善和林则徐有一个对话，说你因为这个事成了民族英雄，我成了千古罪人。我们看纪晓岚和和王(申)，到底对和错，对于人性好和坏，善恶的把握和塑造，对于自身，对于人性的探索有什么看法没有？另一个方面，当时政策的是崇满抑汉，排满，崇汉，乾隆皇帝曾经说纪晓岚，一个妇孺而已。这好象是很悲凉的，您怎么看？

　　王刚：你的提问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人性说简单很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可以这样讲，善与恶，就像我们刚才，人之初，性本善，在我们身上还肩负着社会责任感，提倡什么，我想你的问题就是这样一层意思，你弘扬什么，鞭笞什么，反对什么，你的态度应该是鲜明的。现在在塑造和王(申)的时候，或者这个戏某些方面是好人受气，或者是好人的道理，清官的道理，被贪官的歪理给淹没了，是不是这样？首先我们自己出发点是这样，我们把坏人塑造得非常形象、生动，并不意味着塑造者本人赞许这个形象，恰恰是要把这个端出来，引起你注意，让你在感觉有意思的同时，受到一些启发。这是两层意思，我想这位先生比我会更理解。一层意思是从道德角度，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人物？好就是坏，坏就是坏，恶就是恶，善就是善，从文学艺术，塑造人物的角度讲，不能这样去塑造，都是作为人去塑造。如果说还有深层的意思的话，很多观众会进行理性的思索，我前面的只言片语提到了，凡是存在就是合理的，它的存在从哲学意义上讲有合理性。但是这个合理不是说一般的合理合法就是合理，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个理就是社会规律，为什么这么多古往今来，古今中外，越是在盛世的时候，恰恰是这样。60年出现了几个贪官？管什么去？一块地瓜都是好东西。在物质条件丰富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的？作为我来讲，粗浅的理解就是三层意思。一个是道德上，宣传意义上的。第二个是从文学作品上，创作规律上。还有不管是如何这个作品的社会意义上。三个层面，或多或少我们在塑造的时候，起码我们是这样考虑的。

　　提问：一开始，您说演和王(申)的时候，编剧、导演，参照老百姓的传说，第二次演和王(申)的时候要照顾到前一剧集的形象，演上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向电影中的上校靠拢？第二个，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任何传说，没有前面的创作基础的形象，您最希望演的是什么样的形象？没有任何前面基础的，全部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演绎，您最希望演什么？

　　王刚：我从来没有想过演过什么形象。这是最可悲的一点，就像我从来不计划做什么事一样。每一件事情，都是不知道怎么就摊到你眼前了，尤其是和王(申)这个形象，我自己都感觉可乐，怎么想起我去演他，挨都挨不到边。演上校也是这样，因为当时操作这个事情的是我老婆，开始找这么一个人，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年龄，这个阅历，更重要的是会演唱，还会英文，而且必须是纯正的，不是说今天学一个THIS IS A BOOK就可以的，我也帮她找，但是没有找到，可着北京没有找到，不是找一个唱歌剧的，上来唱两句就完了，不是那种唱法。没有从美国来的人想到把我这张脸跟上校想到一起，后来有人说，你唱的很地道，而且是典型的欧洲的发音，既不是美音，也不是英国本土的，是欧洲音。从美国来的一个年轻人说让我试试看，我说我这个模样怎么行？大家都看过电影，那里面的唱不是他唱的，是一个形象，但是舞台不行。实在实在没有人了我才上的，关键还能省一笔钱，因为我是免费的。真的很让您失望，从来没有想最想演什么，就想恢复自己，脱光脚，地板上走走，阳台上看看，上潘家园溜溜。其实我是一个生活中很懒散的人，但是事摊到我头上，就是一个非常投入，非常认真的人。

　　提问：您演了和王(申)以后，发现很多人对您的看法分成了两个极端，我有一个朋友本来打算听您的讲座的，他说，一定当面问问王刚，怎么的一肚子坏水，如果演秦桧，一定投您一票。您《刘罗锅》的和王(申)让人可恨，但是纪晓岚里的和王(申)，到最后感觉非常可爱，而且到最后为了给自己的儿子争夺小月的时候，这时候让大家都觉得非常可爱，您觉得这是成功还是失败呢？

　　王刚：你自己都感觉可爱了，应该是成功吧。开始我觉得，皇帝把莫愁弄成大肚子了，我对这个挺觉得没劲的，包括儿子找媳妇，没劲。后来我想，我喜欢的是智慧的较量，不喜欢儿女情长，但是我知道很多观众非常喜欢。昨天晚报登了一位老太太，迷这部戏，结果12号大结局，老太太就惦记着皇上和莫愁怎么样，和王(申)的儿子到底娶了谁了，小月到底是谁的媳妇，结果大结局，老太太特别高兴，一高兴心肌梗塞，死了。这也是这个剧的副作用之一。咱们看东西也不能太投入。至于说什么成功与否，像您说的，如果是那样的效果，应该算是成功的。在这方面，本来不喜欢这种写法，我想借这个把人性化方面，可怜天下父母心这方面，宣泄一下，加重这个砝码，包括铁林表现皇上对民女的爱情方面也很成功，矛盾的心理刻划得淋漓尽致。

　　网友：您觉得自己的歌声怎么样？

　　王刚：还可以。不是因为演音乐之声，春节晚会演音乐剧天长地久以外，唱歌还没有像说话这样经常听到自己的声音，据听到的人反映，很多人感觉很有磁性，大概还可以。自己没感觉。在微型音乐剧天长地久中，98年春节晚会的时候，演员有名单，就找我的名在哪儿？啊，著名歌唱家没有，著名歌星没有，著名小品演员没有，最后青年歌唱演员——王刚，给我算那里了，我很高兴。

　　网友：现在反贪是没有人能够使出铁腕手段，怕承担责任，怕身后骂名，请问王刚老师的看法。

　　王刚：这得很具体的谈，谁怕留下骂名？

　　网友：《生死抉择》里面的主人公反贪，就是怕承担骂名。

　　王刚：反贪怎么会怕留下骂名呢？大家应该是非常赞颂的。我理解的留下英名，骂名，应该是指老百姓。如果一个官员，一个相当一级的官员或领导，能够在这方面，就像我说的那个县委书记，他并没有索贿，刚刚坐上这个位置，是一个好人，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你什么，就给你送了五十多万。他就把这个事情揭出来了，当地老百姓肯定非常赞赏。在座的人，如果一个人纠出贪官，你能不感觉他是好人好人，能不赞赏他吗？就是那些送钱的人，希望把钱能够自己领回来，送钱的人领回的时候一方面感觉比较尴尬，但是大部分人肯定是想我想错了，我们还有这样的好官。

　　提问：县委书记的例子，我作为个人，一方面是反腐败的问题，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太高，人们对于物质的要求和自然的欲望。另一方面，腐败这个问题，就是对现在，从和王(申)这个社会，到民国，到现在这个社会，存在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人的内在的内心的一种纠正和克制问题，更多的恐怕是制度性的安排，这才是最重要的，根据西方的看法，人开始的本原上，人就是有罪的，以这个作为制度性的安排才能解决，如果纯粹谈感情上的人不太现实。

　　王刚：刚才讲三点，第一不是宣传，不是从道德上宣传，是文艺创作。另外，存在是合理的，社会根源是什么？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都殊途同归了。

　　提问：八十年代你在主持《夜幕下的哈尔滨》，一直到主持人，一直到演艺界，到现在，你对人生、社会有什么体会？

　　王刚：随便讲吧。首先一点，我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全力拥护者，我本人的命运也恰恰是通过改革开放才有根本性的改变，也可以直白地讲，我是改革开放的很大的受益者，因此当我看到打出横幅“小平你好”的时候，我当时是哽咽了，我们过去对领导人都是“万岁”。当有些，特别是老同志，在部队呆过二十多年，他们对现实有时候不满，有这样那样的牢骚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传达室的时候，老人们拿着大茶缸子，说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当年怎么样。我说老几位，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在这儿畅所欲言的议论，就是比过去大的进步了，过去你们敢吗？过去咱们都挣一块钱，顶多有人挣一块二，那个人九毛八，但是穷得坦然，穷得那般团结，忽然有一天，我挣五十块，我本来应该欢呼雀跃，我的工资涨了五十倍，但是我忽然打听到有人涨了五百了，我心里有点别扭，好象在琢磨，还不如都挣五块钱呢，心理就平衡了。现在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没有绝对平等的事情，而且当年强调平等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平等。可怜！现在呢？应该说，绝大部分人，我们姑且精神范畴不论，就物质范畴的的确确大大提高了，但是差距也大大的，人们的不满恰恰是这个差距。

　　正所谓过去经常说，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就骂娘，我们对一些官本位问题，过去官僚主义的东西，我们接受得很自然而然，就觉得是那么的顺理成章，我小时候看小轿车，那时候都是华沙等苏式小轿车，说那是哪个局长的车，那是大官，佩服羡慕。可是最近，头十几年，我看忽然在别墅里的车比过去更好了，宝马增加了，都是二十多岁的女同志，还抱着一个小狗。我就特烦，我说你算什么东西？你说他算什么东西？为什么前面那个很可以理解，后面那个就觉得不可以理解，不能接受。其实你说他也很委屈，他的钱恰恰是自己挣来的。你知道吗？他那个车是自己花钱买的，别看他有钱，汽油由两块八涨到三快五，他心里格登一下，因为是花自己的钱，过去那些不在乎，爱涨多少涨多少，别说油，司机都是别人配的。我也如此，或者是，那小子，原来上学的时候什么都不是，现在他发了，这就别扭。什么你才能感觉不别扭？

　　真的，人总是不平衡的不平衡。不否认有时候我也开车，但是开车的时候跟你在下面走路的时候心态就不一样。我走路的时候，一辆车，特别是高级的跑车，从我旁边开过去，溅了一身水，我跳了高的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当你开车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心态，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想，一块钱，五十块钱，五百块钱的关系，你挣五十块钱，总比挣一块钱的时候好，你以后争取挣五百块钱，骂是没有用的。如果说，他这个钱肯定不是正道来的，那好，自然有法律管他，多行不义必须自毙。你放心。那种不走正路的人，最后你有一天你会觉得——怎么样？让我说着了！我也有不平衡的时候，我今年五十开外，现在二十几的，十七八岁的，一半都开大奔，那些歌手，歌星们，人家挣钱比我多，不平衡有什么用？而且人关键是活的愉快，整天跟自己较劲何苦呢？我每天办的第一件事，家里的窗帘肯定是我第一个拉，我特喜欢拉窗帘，一拉窗帘，阳光射进来，就感觉一天精神就非常好。有点阿Q精神也未必不好，别搞得斤斤计较，大家都这么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