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例3：著名编剧刘恒老师是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思德》等的编剧。由于工作压力，剧作家通常都有抽烟、熬夜、不按时吃饭等不良的生活习惯，生活也比较清苦。说起这个，我更加注意了秦溱总是不住地清嗓子，烟瘾也很大。但刘恒老师还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喜欢用英式的沾水钢笔写作，这也无疑加重了劳动负担，而每一张稿纸上都饱含了刘恒老师无尽的辛苦。在投资方来到刘恒老师家领取剧本的时候，刘恒老师来到书房，关上门，对着那厚厚的一摞手稿恸哭了一个小时；之后交给了投资方。这些泪水涵盖了多
少，又代表了多少中国编剧们不为人知的辛酸……
“编剧在中国连起码的尊重都谈不上！”
问：对于我国目前编剧所处的恶劣环境而言，国外的编剧们是怎样的？他们有哪些经验制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说到此，秦溱抢话说，先不谈制度不制度的问题，光说中国社会对编剧连起码的尊重都谈不上！
在这点上，在座的各位一致认同，西影厂副厂长丁小鹏说，从影视作品诞生以来，就开始有了剧本。剧本是拍摄的依据，是思想转化为影响之前的一个文学形象。日本把剧本称为“脚本”，顾名思义，是一个东西的立足之本。
你看现在的比邻国家中，日本影视圈在每年举行的盛大的红白对抗赛上，编剧占有重席；在电视金像奖颁奖典礼中，编剧一定是站在全体得奖合照的正中央；文化基金赏、向田邦子赏、桥田赏等多项剧本大奖都是直接为编剧设立的奖项。在韩国，编剧成了质量和收视率的保证。继“长青树”金惠玄、“大众编剧”金秀贤之后，优秀的“脚本大家”纷纷树起自己品牌，他们可以自由地对演员、导演进行筛选。
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颁奖礼上，凡是颁发最佳编剧奖时，台上前来领奖的往往都是导演、副导演；在电视剧前期精心策划的宣传册或宣传海报上，一般除了海岩、王朔等大牌作家几乎看不到任何编剧的名字；在任何场合，编剧的地位和作用几乎被全部抹杀。编剧的署名受到非常严重的歧视，甚至被剥夺。很多编剧都碰到过这种情况，一些维权意识差的编剧甚至在投资商或制片人找他们写剧本时说，署名的时候把我署上，我不要钱。可是实际情况是，署名权决定获酬权。各种海报、宣传资料、VCD封套上抹杀编剧署名权的情况比比皆是。
说到此，秦溱气愤地说，一群写剧本的文化人却得不到文化的尊重，听来有些可笑，确切地说是可悲！而这一群根本不懂得尊重文化的人还要去拍文艺作品、去谈欣赏理念、去品头论足、去颁奖领奖，更可谓荒谬至极！
“可怜的稿酬如何能出优质的剧本？！”
问：目前编剧的稿酬是分几个步骤拿到的？大概能拿到多少？
秦溱介绍说，制作一部电视剧本，编剧和投资方一般要经历：谈构思→列分集大纲→定合同→获取定金→写剧本→后期修改→再拿部分定金→跟组拍摄→获得全部报酬这一过程。不同的编剧，定金在全部报酬中所占比例也不同：对于大腕和熟人来说，前期多则可以拿到五成定金；但大部分编剧只能拿三成，甚至是更低的20%。投资方对支付编剧报酬时限切分得越细，对每一个环节越有主动权，编剧随时被“炒”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目前海岩一集一般在3万元以上；《渴望》、《过把瘾》的编剧吕晓明是每集3万元；《雍正王朝》的编剧刘和平每集约为2.5万元到3万元——这已经算编剧行业的顶级标准，但这些报酬，依然仅占一部戏预算中5%～10%。比起大明星动辄上百万的片酬，编剧智力投资的回报都显得有些寒碜。而且，对于不成熟的剧本或“不够腕儿”的编剧，投资方还可能随时撤资或者放弃剧本。
说到此，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院长王劲松接着说，而且一名普通编剧面对如此之低的报酬，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他们通常还要同时接4、5个甚至更多的剧本；这其中还要打出一两个投资方不能如约付款的富余，这么可怜的稿酬，怎么能出高质量的剧本！
“我们就是要和霸王条款抗争到底！”
问：刚刚秦溱提到的所谓霸王条款中，都有哪些不合理的内容？
问题一出，几乎所有人都怨声载道地念了几句，秦溱更是义愤填膺地说，编剧行业里的霸王条款太多了，最常见的两条就是：第一，剧本质量要达到投资方要求的标准为止；第二，剧目不开拍不给编剧税后的酬金。
这里听起来冠冕堂皇，其实根本就是变着法儿拖欠编剧稿酬。首先，质量的认定标准十分模糊，完全由对方说了算；而随着市场的逐渐开放，更多的投资方都直接奔着利益去，凭良心论质量的已经越来越少。其次，开拍与否根本是编剧无法决定的，资金不到位、演员不到位的情况远超出了编剧的能力范围。很多人是拿着剧本四处找资金，拿不到钱就不给编剧稿费，甚至不经编剧同意倒卖剧本版权。把拍摄中的难度和风险转嫁给编剧。更糟糕的是，编剧们在投资方不能如约履行合同的情况下，也无法将其送上法庭。原因有二，一是怕得罪人，以后没人敢找他写剧本；二是如果对簿公堂，剧目则要停播，甚至因为官司刚拍到一半的剧目也会夭折。这样一来将两败俱伤，所以编剧们只能整天吃着哑巴亏，忍气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