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差”、“逆差”素来是表述一国对外贸易状况的重要内容。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的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将超过160亿美元。而在迅速增长的出口中，作为新兴行业的文化产业究竟占据怎样的地位？来自政府文化部门和专业公司的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外文化产品的进出口比例至少是10∶1！中国对外文化贸易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巨大的逆差？文化产业怎样才能真正“走出去”？为此，《环球》杂志记者对电视剧、电影、图书、演出等文化市场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调查与采访。
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困惑
《加里森敢死队》《成长的烦恼》《东京爱情故事》《蓝色生死恋》《人鱼小姐》……说起这些电视剧，许多中国观众可能如数家珍，因为它们曾经是我们电视饭桌上的一道道“佳肴”。
而在品尝外国大餐的同时，我们不禁会想，咱们做出来的“菜”是否也有机会让别人尝尝鲜？
在2005年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上，有关部门透露，2004年我国电视剧海外销售总额是1亿人民币，销售的具体剧目主要是《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
也就是说，中国电视剧海外销售一直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拍摄的四大名著系列上睡大觉。
基于这样的现实，国家广电总局提出，2005年的一项重点工作是加大促成国产电视剧“走出去”的力度。
国际市场对中国电视剧有需求？
伦敦夸帝尔拉丁传媒有限公司主席兼董事长米歇尔·诺尔曾经在中国媒体上撰文指出:“迄今为止，尚没有人认识到中国风格的节目会获得世界性的认可，没有人真正了解国际市场对中国节目的需求所在，也没有人真正认识到什么才是具有竞争力的中国节目。”字里行间，反映的正是中国电视剧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研究所刘军研究员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从文化战略角度考虑，积极推动电视剧“走出去”工程很有必要。
首先，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发展模式越来越趋同，为了维护文化发展的生态平衡，需要不同文化形态的相互流通。在所谓的东方文化体系中，中华文化最具典型性。事实上，真正的“文化”并非玄而又玄的东西，而是能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最好体现。反映一个族群的日常生活，这正是电视剧的使命与长处。
现在国际文化市场有一个显著特征，强势文化为了提升自身品位，不断吸纳异质文化的一些要素，为我所用。中国就通过武侠电影的广泛传播，让好莱坞产生了“动作导演”这么一个新行当。所以，国际市场对包括电视剧在内的中国文化产品有着客观的需求。
另外，在电视剧贸易往来中，中国长期存在很大逆差，维持着贸易之间的不对等格局。为了缓解这种现状，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加强扶持力度有其积极意义。
“走出去”，为何步履蹒跚？
不过可以肯定，这种必要性并不是直到现在才得以显现。那么，中国电视剧在“走出去”的道路上为什么一直踟蹰不前？
国家广电总局分析了三大原因：第一，政府主导作用不够显著，各种行政手段和相关政策的扶持力度不够；第二，管理部门、制作机构和创作人员的外宣意识需要进一步加强；第三，海外推广工作力度不够。
而文化评论家、《北京日报》文体部主任记者彭俐则从电视剧创作本身出发来考虑这一问题。早在2002年，他就公开发表论文，呼吁中国电视剧要树立全球意识。
他认为，中国电视剧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分一杯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电视剧过于自我，闭门造车，眼光都盯着国内市场，获得一点利益就有自满情绪，对于广阔的国际市场则缺乏信心，更缺乏进取心。
例如，中国战争题材电视剧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以《太平天国》《东周列国志》为代表的古代战争剧和以《乌龙山剿匪记》《延安颂》为代表的现代战争剧。
两者在一个点上“殊途同归”，那就是都具有“内战”性质，说的是中国内部历史沿革、斗争的故事。对于中国历史不甚了解的人，就顺理成章地把这些电视剧当成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与他无关。“试想，一部《激情燃烧的岁月》，能够燃烧起国外电视观众的观赏激情吗？”彭俐这样质疑。
可惜的是，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历史事实在我们的电视剧创作中被长期忽略。按道理，这应该是我们创作的一个突破口。
另一个例证是，2004年创作的电视剧《历史的证明》引起日本媒体广泛关注，日本朝日电视台主动提出购买该剧在日本的播出权，而这部电视剧主要内容就是控诉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走出去”的人性情感基础
中国电视剧要想真正“走出去”，就要有意识地淡化过于强调民族性、地域性的传统，在意识上要追求普适价值。用彭俐的话说，就是要“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以人为尺度”。
著名文化评论家、同心出版社总编辑谢玺璋也持类似观点，“在人性上，在情感上，人与人之间最容易实现有效交流”。
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中国电视剧《非常24小时》是美国电视剧《24小时》的临摹之作，但是美国的电视剧征服了中国观众，而中国的电视剧连中国观众都觉得虚假，就免谈受到海外青睐了。
在4月8日举行的“中韩两国影视剧精品创作研讨会”上，有人提出为什么中国引进了那么多的韩国电视剧甚至还刮起了“韩风”，而韩国却对中国电视剧引进并不感冒？
韩方代表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们很多男性都很喜欢中国的武侠小说，只不过现在发生了一点变化，武侠题材越来越狭窄，英雄性格过于单一，从头到尾都是义气，无法和现在观众取得共鸣。”
看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崇尚人性、情感上能够保持一致，在反感“高大全”和“假大空”的文化现象上也站在了一条线上。
“走出去”，准备好了吗？
根据谢玺璋的总结，历史上国际文化传播有这么几种主导方式：在宗教传播过程中，顺带进行了文化的渗透；政府之间的官方文化交流，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再有就是商业化的文化输出模式。当前，商业输出模式占据主流。
“我们要明白，商业输出模式得以建立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作为支撑，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了推动力。”
谢玺璋举例说，海尔产品之所以能够在海外占据一定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家电产业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基础，这个基础像一股能量，自然而然地将海尔助推出去。
而中国电视剧当前的市场环境还相当孱弱，一些“瓶颈”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一味地要求“走出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厢情愿。
原中央电视台台长、现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杨伟光表示，电视剧要“走出去”，关键是要提高电视剧的质量，避免制作上的粗制滥造；还应该建立常年的电视节目交易市场，在为内地电视制作公司提供公平竞争平台的同时，也能向海外购买电视剧的机构提供一个展示平台，从而避免电视剧交易过程中的暗箱操作。也就是说，只有打造一个透明、公平的电视剧交易环境，才能取信于人。
一般而言，进入市场的商品应该具备明细化的特点，只有这样交易才能顺畅。具体到电视剧，就是要有相对固定的类型，形成“这一类”的识别标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真正的中国电视剧类型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谢玺璋认为，中国电视剧要想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应该让一些有代表性的类型剧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
除此之外，观念的转变也很重要。“我们的文化交流更多的是打扮好了给人看的，但这样并不是文化交流，只是文化展示。”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政治的方式推动文化交流不可取，即使是以文化的方式推动交流也可能使预期目的“流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采取市场的手段，适应市场需求，也制造市场需求。
所以电视剧“走出去”应该在观念上弱化强烈的政治诉求，而更多地依靠市场杠杆自然而然地来完成。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向《环球》杂志记者表示，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热情不宜过热，因为每个国家在政策上都设置了一定的壁垒，不可能对引进剧投入太多的关注。
比如，内地电视剧获得当前的发展规模，跟1999年政府部门的一纸通知就很有关联，通知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引进剧必须退出内地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既然我们的电视剧在享受着政策的庇护，就没有理由要求别人的市场完全朝我们敞开。
“甚至是乐观的观察家都认为，在电视节上取得成功的地方性节目不超过5%，包括受高度赞扬的美国节目。”
米歇尔·诺尔认为，地方性的电视剧对本国的观众更有吸引力。一部电视剧在他国受到欢迎，是有很多的偶然因素促成的，而我们总是喜欢把偶然虔诚地当作必然来供奉着。
资料：
据杨伟光介绍，1994年《三国演义》以8000美元一集的价格将播映权卖给了香港亚视，台湾中视则以12000美元一集的价格购得播映权。《三国演义》在港台地区的成绩一举改变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港台剧在内地泛滥的局面。有意思的是，由于《三国演义》的热播，香港亚视在收视率上第一次超过了香港无线。这让无线的老板邵逸夫大为光火，责问自己的购片经理为何没有获得播映权。所以当《水浒传》尚在拍摄阶段，香港无线就以每集12000美元的价格争抢到《水浒传》在香港的播映权。
四大名著的“走出去”，为国产电视剧受到海外关注开了一个好头。随后，《雍正王朝》《康熙王朝》《铁齿铜牙纪晓岚》《还珠格格》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所谓的“走出去”，主要是走到东南亚一带，其他地区则主要局限于华人圈。即使是国外已经购买的电视剧，拿去以后也要重新按他们的胃口进行改编，会将完整的名著剧作当牛扒一样乱切，84集的《三国演义》就曾经被改编成28集播出。
在2004年的戛纳电视节上，国内组织了包括海岩剧、金庸剧、涉案剧等在内的多部作品参展，期望值很高，但最后都铩羽而归，还不如一些介绍中国文化风貌的专题片受欢迎。“地道”的外国观众认为，与武术、皮影戏、中医药、旅游地理相关的音像制品更能直观地表现出中国文化的魅力。《环球》杂志记者/王国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