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谦表演的魔术

　　马未都是今年和春晚较上劲的一位作者。在直播前夕，春晚剧组发现小品《两毛一脚》的剧本是抄袭马未都的一篇随笔。这是一个自由创作者和春晚遭遇的一个界面。从马未都的角度看，这个界面“所有的细节都会让你不高兴”。比如，春晚的工作人员在约好的时间迟到一个小时以上，在电话里要求把合约打印出来，给一份要求创作者放弃所有权利的合同，但合同中所有关键细节都是空白的。当马未都试图就版权价格做个确认时，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节目上不上还不一定呢……所有细节累积下来，马未都的感受就是：“这是欺负人，欺负人之后还逼着人高兴。这不行！”

　　这或许是事实的一部分，春晚在越长越大。1984年担任春晚副导演的袁德旺告诉本刊记者：“当年春晚剧组只有14人，实行总导演负责制。那时节目少，经费也少，1984年那台春晚花了十几万元，还没有制片人制，总导演提出来做什么然后报批同意就可以做。”那一年，袁德旺还是刚进台一年的新人，“整个中央电视台都只有400多人，我的工作证是491号，表示我是第491个人”。

　　到陈临春出任春晚总导演时，中央电视台已经有上万名员工，春晚剧组的组织架构已经细化为语言节目组、歌舞组、曲艺杂技组、港台演员组等等。“这些组每组都是三四个人。每个组成立后，再把社会上优秀的作者吸收过来进行创作。比如语言类节目组里，会再细分成一个个小组，这个组专门给黄宏写，那个组专门给赵本山写，另一个组给冯巩写。”陈临春对本刊记者说。除此之外，还有策划组——负责整台节目的环节设置，以及串词的撰稿，仪式组——负责晚会中重要时刻的筹备工作。“比如2008年的‘天地交响’零点仪式，时长不到5分钟，但要请到7位宇航员，必须通过6个部门：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宇航员都属于那里)、航天工业部(负责制造飞行器)、北京航天城(央视春晚在那里设立了分会场，月球传回的最新图像和‘嫦娥一号’所携带的音乐都是通过分会场再传到春晚现场的)、中国科学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行文要一级级报批，每个部门领导都要问为什么要在春晚中表现航天事业的发展和怎样来体现，这些联系和说服工作都由仪式组担纲。”陈临春说。

　　2010年春晚的主创部门有上百人，加上演出人员，春晚剧组则有上千人，总导演金越已经无暇来追踪这个日益膨胀的团队中每个纠纷的细节。

　　春晚的权力

　　从东方卫视2010年“群星新春大联欢”的录制现场一下台，刘谦就回到了自己守卫严格的后台休息室。完成和陈慧琳的魔术歌舞表演后，他对东方卫视春节晚会的义务就结束了。即使是主办方的栏目记者想做采访，他的经纪公司人员也不轻易开启大门。

　　这是一个曾经拒绝他的舞台。刘谦的经纪人曾向这台东方卫视春晚的总导演王磊推荐他，这时候的刘谦其实已经不算新人。他在中国台湾和日本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并从2005年就开始在湖南电视台和安徽电视台有固定栏目的表演。但王磊仍然不知道这个一身黑衣、眼睛带电的魔术师，他甚至没看刘谦的表演就轻蔑地拒绝了。“我当时这么说的：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王磊对本刊记者说。如今，王磊却非常坦诚地承认，这是他犯的一个大错，看都没看表演就把他否定了。“电视是很功利的。”王磊说。在这个载体上，最好形态的艺术是最具表演性的艺术。刘谦的表演节奏、眼神，还有语言的设计，都是这个载体最适合的艺人。2009年，王磊看到了他在央视春晚上的表演，“我当时就说，朗昆还是比我厉害啊！刘谦不只是魔术家，他就是个表演家”。

　　2010年，王磊再筹备“群星大联欢”晚会时，刘谦的出场费已经是国内一线男艺人的身价。网络的搜索排名表明，除了传统的赵本山小品，以及王菲、小虎队等新热点外，他的表演已经成为今年另一个央视春晚品牌。他会上春晚吗？要表演什么？刘谦个人已经成为春晚谜底的一部分。王磊要靠着和刘谦经纪人的私人关系才能请到他。参加完东方卫视的表演后，刘谦要赶往北京，参加央视的彩排。他从第一次就参加了央视的春晚彩排，为此在北京待了两个星期。为了不在最后直播前泄密，他要准备至少6套魔术。

　　2月7日他上北京台的一档节目，主持人发现他手心里攒着一把汗。当被问到距离春晚还有6天的心情，刘谦曾搓着双手说：“很焦虑，现在手上全是汗……”他必须要有更精彩的东西回馈给这个给了他太多名利的舞台，而他这一年确实没有太多时间安静下来精进自己的技艺。

　　自参与2009年央视春晚之后，刘谦的演出合同就一直排到几个月之后。2010年5月，他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这一年，太不能静下来了，我觉得没有办法专心在我的工作上，接下来，我希望不要有任何媒体或者节目的邀约。我想好好静一静，好好沉淀一下，思考接下来我的表演。”

　　一个月后，“闭关”的防线就被各种纷至沓来的邀约攻破了。他先是以每集5万元的价格与汪涵搭档主持节目，还接了涵盖各种商品的广告，从方便面、饮料到抽油烟机。从5月开始，他的档期已经排到了4个月之后。有媒体报道，他的单场价位达到60万元，这是国内一线歌手的身价。也有媒体算出他现在的出场费已贵到用分钟来计算，每分钟出场费是1万元。专门为他全国巡演设计的6000件T恤，在启动仪式上，第一号T恤5毛钱的起拍价，被一位“粉丝”拍到了1.58万元的天价。

　　从央视春晚的舞台以几何级数提升个人经济价值，或者实现看起来不可能的个人梦想的例子太多了。小沈阳上春晚前已经是沈阳演出场所的二人转明星，但春晚之后，他才登上了北京电视台的舞台。赵本山连年在春晚的耕耘，让二人转从印象中粗鄙的东北民间风俗，成为京城乃至全国的时尚潮流，本山基地甚至开到了最南端的三亚。

　　这些是春晚点石成金的一部分传奇，它们代表着春晚独一无二的权力。如果要找个参照物来理解这种权力，那我们再回到2010年东方卫视“群星新春大联欢”的录制现场。开演前一小时，晚会的串词卡刚送到主持人陈蓉的化妆桌上。她要一边应付着记者的问题，一边抽空浏览串词卡。另一位主持人林海带着一本黄仁宇的《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候场的间歇，他会回到化妆间看书打发时间。他说有一年带的是PSP游戏机。

　　这是东方卫视春节期间投资最大的晚会，但前台和后台都充满着轻松随意的气氛。对这些有经验的主持人来说，要主持一台在全国平均收视率不到2%的晚会，不是一件多么紧张的事情。录制的间隙，主持人在台上用上海话和观众聊家常。当出现人数比较多的场面，导演、主持人、演员一起挤在台上，七嘴八舌分配台词。林海告诉我们晚会收视有限的一个原因是，作为这台晚会的主要受众对象，大城市居民已经不会把看电视作为过节的主流娱乐。但央视春晚仍然在上海拿下了约17%的收视率，而在收视重镇的北方，这台晚会还保持着80%以上的高收视率。

　　这是春晚权力的来源。所有的地方电视台都在提供舞台，但谁也没能具备这么强大的权力。因此，在“错失刘谦”的故事里，王磊的遗憾也是有限的：“即使我们先在晚会上用了他，也不可能有央视这么火。”

　　一台晚会的垄断史

　　金越竞选今年的总导演标书不到2000字，但花了他和同伴两天的时间。他们着力为这个因为传统而显得有些陈旧的春节仪式发掘一些新意。一份标书包括若干内容，主题、形式、如何实施、宗旨、创新之处、对春晚的认识等，通常要多次参加过春晚筹备，并在这台晚会的各个岗位上历练过的导演才有资格参与竞标。“以前做标书往往会谈按照年度发生的事件来设置内容，今年我们没有这么做，这些构想太一般了。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来做标书，总的来说，希望它更时尚化更年轻化，也更科技化一些，能有一些变化，在这几个方面有所不同。”金越的标书没有包含太多具体内容，但提出宏大的目标：更生动，时尚，绚烂，年轻——一台在掌声之后能够无愧央视的晚会。

　　春晚导演招标制是从1993年开始实行的。曾执导多届央视春晚的文艺部导演袁德旺认为，这是春晚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央视和广电总局越来越重视这个节目。过去台里文艺部的领导就可以拍板谁来当春晚的总导演，1993年之后的操作过程则是竞标通知书发下去之后，规定某年某月某日要竞标了，有志于做春节晚会的人都把标书做好，在投标当天现场抽签，背靠背地来做陈述。在场的中央电视台编委会的21位编委现场投票，由电视台分党组确认了中标人之后，报广电总局批准。过去由一个处级单位就可以任命一个总导演，现在要经由一个部级单位的同意，足可以见到重视程度的变化。”

　　官方重视程度变化的结果“是晚会艺术形态的改变”。1993年后，春晚就逐步变成针对过去一年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庆典式的歌颂，“联欢”的主张越来越少，“演出”的成分越来越大。而最受欢迎的语言类节目，因为对植入国家大事的方便性和明确的指向性，成为晚会中所占比例最大的部分。“在实行竞标之前，语言类节目可能只有一小时，后来变成了两小时多一点，其中包括喜剧小品、正剧小品、相声，还有戏曲类的语言类节目。”袁德旺对本刊记者说。

　　在1993年的基础上，春晚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一台晚会总共四五个小时，一般包括20多首歌曲，占70~80分钟；小品相声加起来11~12个，占两个多小时；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戏曲、杂技、独舞以及仪式等等。“我们在确定节目顺序时，会考虑到高潮点的设置，每小时都有起承转合，其中要有一个高潮。高潮点会在40分钟，或者60分钟时出现，大概都是每小时快结束之前的位置，我们会通过一个板块或者一个节目，造出一个兴奋点。一般高潮的时候舞台上的人都很多，舞台能否顺利实现转换也是我们要思考的因素，之前是上百人的歌舞，怎么让他们全部消失？所以我们会选择在这样的节目之后，衔接一个类似手影戏的表演，全场灯光暗下，上一场的演员退场，就能实现转换。赵本山的小品一般会放在23点40分左右的位置，用悬念留住观众。”导演对本刊记者说。

　　对一年中最重大政治事件的体现也是庆典不可缺少的部分。2008年春晚在零点仪式“天地交响”中，请来了7位能曝光的宇航员。“国家第一批一共培养了14位宇航员，只允许其中的7位露面，另外7位，由于不知道将要执行什么任务，都是保密的。后来‘神州七号’的那3位宇航员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就在这能露面的7位当中。彩排的时候宇航员们有专门的休息室，吃的东西他们自带。我们那次彩排了7次，他们是从第四次开始参加。”导演告诉本刊记者。

　　只有央视才能这么淋漓尽致地完成国家机密和大众娱乐的嫁接。这时候，它已经不是1983年靠编排、娱乐内容取胜的晚会，而是成为一个国家仪式，一个春节民俗，一种主流文化。虽然为一句话排20天的经历让陈蓉回想起来依然觉得枯燥难熬，但她还是觉得这是一次值得体验的经历：“在我去央视参加春晚的前一年，我们台的曹可凡已经参加过一次。我们已经知道央视的做派，但为什么还要去？曹可凡告诉我，还是应该去感受一下。”陈蓉确实感受到了央视独有的风范：“精准，大气，只有它才能做到。”

　　从这个角度看，央视春晚如此高的收视率也不是浪得虚名——它确实提供了一种文化模式的极致，也历练出了一套保证这种标准的办法。仅以每年必须保证的“准时准点进入到零点时刻”为例，创作团队就需要准备好几套方案。导演向我们回忆：“2008年春晚，赵本山的节目一结束，比前一天彩排的时间整整涨出了8分钟。这时候是一个节点，我们必须要决定哪些节目要做调整，而调整牵涉到灯光、舞美、演员，你需要给各个系统都发出指令。之前我们演练了三套方案，比如一种是主持人说两分钟，第二种主持人说一分钟，第三种主持人上来什么也不说，上来就进入零点前的10秒倒数。”

　　“涨出的时间不完全靠主持人来调节，‘天地交响’前后我们都安排了好几个节目来做调节时间的松紧带。像张也的歌曲和一个武术表演，原本都是零点之前的节目，但实际都放到了零点之后。周杰伦的节目仍然保持在零点以前，这是严格按照我们事先签订的协议，港台演员都知道零点前后的收视率不一样，新年钟声一响，出去放鞭炮、拜年，电视机前的观众就少了。”

　　“方案一定是之前就确定的，临场就告诉工作人员按照哪套方案来执行。每年春晚都会有备播带，如果现场出问题，就会播放彩排时录制的那盘带子。但是迄今为止，春晚还没有用过备播带。2008年春晚有几个节目是录播，而不是现场直播，但现场仍然在表演，并不是就空在哪里了。录播的节目都是难度大的，不能保证每场的成功率都高，就像杂技《花式篮球》，万一篮球扔得到处都是怎么办？”

　　为了应付一切可能突发的状况，要求这台晚会储备远比台上呈现的更多的节目内容。仅以待选歌曲为例，“每年春晚我们第一次筛选起码要听3000~4000首歌曲，歌舞组的那三四个工作人员会把它们全部听一遍。第一次筛选剩下几百首歌曲，然后送给领导来审查，最后留下30首左右的歌曲，如果彩排的时候出现问题，还可以有选择的余地。”导演对本刊记者说。

　　2000年以后，当地方电视台开始摆脱禁令束缚，着手提供不同的产品时，央视已经完成了自己在文化领域的“原始积累”。连续十几年独家提供的产品，既培养了观众的趣味，也制定了产品的标准。它已经不惧怕任何传统体系内的挑战。

　　冷兵器时代的生存法则

　　大约2004年之前，上海电视台已经尝试在除夕夜做一些小节目。“当时上海有一个收视不错的电视剧《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我们让这个剧本的编剧写了一个《田教授和28个考生》，演员都是上海台的主持人，他们在当地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戴钟伟对本刊记者说。这部3集的单本剧当年在上海的收视率是9%，央视春晚往年在上海的收视率是20%多，这一年被拉低到12%。“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它也不是不可撼动的。市场还是需要一些不同产品。”戴钟伟说。

　　2004年开始，上海台开始做除夕夜“春满东方”晚会，后来产品线延展到大年初一的“华人群星大联欢”，以及今年的17台各种类别的晚会。“晚会毕竟还是收视最高的一种节目形式。我们曾经调查过，在春节期间，即使播当年最火的电视剧《潜伏》，收视也不如晚会。”东方卫视总监田明对本刊记者说。

　　1983年的时候，沿海省市的电视台都有自己的春晚，北京台台长还跟央视春晚的导演黄一鹤开玩笑，说要和他们打擂台。但这次采访中，我们接触的地方台都一再强调，自己绝没有和央视春晚对垒的意思，不过是提供一点差异化的产品。王磊说，第一年做“华人群星大联欢”，《上海地铁报》就以挑战央视为噱头做了报道，“一看报纸把我吓坏了”。如果非要做个对比，他们的说法都充满尊敬和谦卑。东方卫视说，我们尊重主流文化，央视春晚是满汉全席，我们就是一道西餐的甜点。湖南卫视说：那边是年夜大餐，我们只是给大家打打牙祭。这并不完全是一种对老大哥场面上的客套。“其他频道的晚会好像对央视构不成威胁，只是炒作，从收看的人数就可以看出。”金越对本刊记者说。东方卫视所有晚会的收视并没有在《田教授和28个考生》的基础上有大的突破，甚至很多年份都没有超过这个单本剧的收视成绩。由于十几年的市场缺位，他们缺乏如何提供一台晚会的自有经验，所有的样本和规则还是来自央视。“我有一个观点，春节晚会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对上一年做盘点，对新一年做展望，然后在这个模式下寻求差异。”王磊对本刊记者说。“央视春晚当然是模范和样本。”湖南卫视的春晚导演洪涛说。

　　与央视春晚的制作程序一样，地方台的春晚编导们从当年的时事报道上寻找热点，来对应一台晚会需要的道德模范，提倡的民间伦理，讽刺的社会乱象……东方卫视“春满东方”的导演找到了获得上海7年居住证的农民工等体现这个国际大都市包容性的点滴，做成了感动上海的99个理由。湖南卫视则找到了坚持在贫困地区执教的乡村教师，在政府的帮助下终于从洞庭湖上岸安家的渔民，这些都成为晚会中最让人感动温暖的章节。为了体现国庆60周年阅兵式。王磊在做晚会策划时，看了关于歼击机飞行员的纪录片，决定把一位负责掌机的女歼击机飞行员和女民兵编队的两位领队请上东方卫视的春晚舞台。但最后两位女领队要去慰问中央首长，他选择的飞行员何晓莉也差点来不了。“(请飞行员)的过程非常艰难。我们通过上海文广集团的关系，走了层层审批，但最后还是卡在了部队首长那里。他们不同意。”当何晓莉最终出现在上海的舞台上时，王磊忍不住叹道：“有贵人相助啊！”他特意让主持人为何晓莉加了一句台词：她才是我们今天晚会上真正最大的明星。女飞行员的出现，才完整了一台晚会的形式——对前一年的盘点，对国家大事的庆典式赞美

　　当人们在地方春晚中频繁看到央视的影子以及还不如央视的阵容和制作实力时，央视春晚永远会是观看率最高的晚会。“从一些调查数据看，这几年对它的支持还出现了回潮。”戴钟伟对本刊记者说。根据美的集团提供给我们2009年广告效果的评估报告，2009年春节联欢会的总收视率达34.82%，较2008年提高2.43个百分点，为近10年最高。央视网的浏览量达2.03亿页次(直播期间)，较2008年1.14亿增长了近一倍。网上视频累计观看人次达3356万，较2008年增长了近50%。

　　收视率上难以弥补的差距，导致了最有实力的广告资源都往央视春晚聚集。春晚在制作和销售的双头垄断，让地方春晚很难长大。“湖南卫视一年20多亿元的广告收入，我们也可以花更多的钱来做这台晚会，但没有必要，我们也要考虑投入产出比啊。”洪涛对本刊记者说。几乎所有地方台在说到自己的春节晚会时，都不谈市场和经济，这不是这台晚会的目标。他们只关心制作，关心如何保证收视不掉点，如何在中视协拿奖得到证明。一台晚会的收入，反倒成为对制作目标的伤害。今年“群星新春大联欢”的播出时间预算是3小时，但实际给王磊的时间只有2小时17分钟，意味着有40分钟的时间是广告。对王磊来说，这并不是好消息：“去年晚会有六七个点广告，每个点七八分钟，最后收视单打出来，都是收视率最低的地方。”

　　因此，出现一个怪现象：地方台一边把这台晚会作为台里最高制作水平的代表，一边又面临着制作经费上的捉襟见肘。湖南卫视今年想请苏珊大妈，“但所有费用加起来要200万元，只好放弃这个想法。”洪涛说。东方卫视“群星新春大联欢晚会”是春节期间17台晚会里投资最大的一台，但最后的录播场地设在了上海郊区一家剧院，因为这家新开不久的剧院愿意免费提供场地。“我们真是一家一家剧院去谈，最后才找到的。”一位剧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创作费用上，东方卫视一个颇受好评的小品《最后两只白熊》，也是王磊从报纸上看到哥本哈根会议想出的创意，然后让团队中的一个编导花几天时间写出来。“没有创作费用，就给了点加班费。”艺人的演出费用，则大多靠王磊的私人关系，“一人最多才一两万块钱”。

　　2010年东方卫视“群星新春大联欢”在上海的收视是13.38%，只比央视春晚在当地的收视少3个点。看起来是好势头，但真正的挑战者不会在他们中间。和央视处于相同体制下，生产同样特性的产品，销售渠道和经验还远不如央视成熟，地方台和央视的关系，“就像在冷兵器时代，冷兵器打冷兵器，永远比不过央视”。戴钟伟对本刊记者说。冷兵器时代，地方电视台只能是补充者，不会是竞争者。(感谢吴丽玮、谷亚韬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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