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前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等待正午的阳光赶快过去。那样我就有充足的勇气，不必顾及阳光的辐射，夺门而出。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拿不长胸毛的何勇当模范青年。手淫或者打开电视机收看《新闻联播》，都不能让现代人从中提炼出什么艺术理论的里程碑。青灯古卷的背景下，一帮老奸巨滑的眼镜，执着于社会学的研究，他们的成绩昭彰千古。价值也不言自明——持续不
断地制造出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然后等待另外一些腰挎吉他的裸奔者在酒吧通宵达旦的嬉闹中将其证明为“一种腐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也许，这两种人的关系是天生的相互寄居，此消彼长。
另外一些人在30人的话剧小剧场欢呼原子弹的再次引爆和Grunge音乐的火药味。这些人在历史的长河中面目模糊，形同鬼魅。再后来，美术工作者会用剪刀或电脑裁出更多的没头脑和不高兴。一只摊开的大手用怪诞的色调，向纸张，向蓝天，向稍纵即逝的秒针，描述如下滞重的现实：这个房间里，囚禁着一个忧伤的病人。
你看到的那个瘦人，就是我。我愿意坦率地向你承认隐匿于我内心的欲望，以及由于后者强烈震动所给心灵带来的颗粒感。它是珍珠、羞怯和油脂的混合物。今天的报纸上登录着以色列的自杀性爆炸事件。对于死亡，人们的表达总是言简意赅，不动声色。
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伴随着污浊羊水，迫不及待地奔跑出来接受这个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的孩子，就是我。那个孕育我的女人满目怜爱，被一层安详的光环绕着。而我向隅而泣，内心阴暗，头痛欲裂。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个细节，我几乎快忘掉它了。
你知道不知道，我的欲念，和他们从来就不同。它产生于迷惑的心灵，被书所记载。我每天衣冠楚楚地走出门，接近那难以适应的现实时，会想到这个问题：这欲念的合理性总是经不起推敲，一波三折。我经历着虚无的折磨。而它从没有单独存在过。我生活安逸，却要为整个人类控诉。
女人们戴着帽子，高举“反对屠杀动物”、“反对污染环境”的的牌子冲上街头时，我正坐在沙发里，品尝着牛奶的淳美。我透过落地玻璃窗观察着那些女人。她们头脑简单，身材丰腴。我爱她们。我在考虑作出一个声明：我是个肉食主义者。与火烧邻居房子的何勇一样，我没长胸毛。但我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肉食主义者。我不关注地震，不关注枪炮和战火，不关注儿童，不关注唯美的爱情电影和动荡的社会。这些，我都要告诉你，都要告诉你。
Mark Knopfler的《Brothers In Arms》在我的唱机里周而复始地转动。这个昔日愤怒的青年，已经衰老成一个隐居苏格兰、满足于享受荣誉的大师。他飘飘荡荡的鼻音已经缠绕我很多年。他从不呐喊。他用减速的吉他表达与众不同的力量。这让我鄙视时尚杂志上频频亮相的带着耳环的男人们。后者满嘴叛逆，信口开河，并一再愚蠢地企图靠肉体去解构政治，承载爱情。事实怎样呢？除了变成自己反对的东西，他们没有任何出路。
没有出路的不只他们这些伪君子。
九十年前，聂鲁达在智利说：我承认，我历尽沧桑。2003年，有些问题我仍旧没有解决：性，生存环境的困窘和情感的压抑。这些年里，曾有无数的经历让我感受过青春之死的高贵和剧痛。到目前为止，我依然很难做到依赖纯粹的精神去超越时间和物质的限制。每个人都是一个秘密。供养上帝的糖果，蕴涵着多少奇迹？一个有雪的清晨，我会推开门。
我希望我能遭遇缠绵脆弱的火。它或许会出现在醉酒的深夜里，一次四小时的通话。或许发生在白衣飘飘的顶楼阳台，璀璨的星空之下。我希望我能站在你——我的女人——面前，反复吟唱这支《Brothers In Arms》，这支只有一个听众的反省之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