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老级指挥家黄晓同
B：听说你在苏联学习时，还特别受高克器重。
H：我去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指挥系参加入学考试的时候，他就一眼看上了我，要收我为徒，还惹得同校的另一位大师N. 安诺索夫(N.Anosov)醋意大发。因为抢不过高克，安诺索夫只好主动要求指导我总谱读法。
B：高克给你留下的印象如何？
H：高克这个人沉默寡言的，我刚去的时候，俄语也不好，所以我们交流都是用“手”说话。我跟他上课呢，就是一个礼拜在教室，一个礼拜去他家里，上课要不是准备得胸有成竹，都不敢去。他就看着你指挥，一言不发，指挥得好，就拍拍手，指挥得不好呢，就停下来示范给你看。他常常在开音乐会时，领我去看他排练，我就坐在定音鼓的位置，一个班上30多名学生，可不是人人都给去的。
B：你是他唯一的一名中国学生，据说这还记载在他的文集中。
H：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我被迫提前结束学业。幸好，我早就在4年中完成了5 年的学习课程，而且门门功课都是5分。1986年，张国勇去柴可夫斯基学院学指挥，发现了一本《高克文集》，行文中提到一位唯一的中国学生，就是我。我急忙让张国勇把书买回来。像高克这样的大师，门下弟子无数，从来都只字不提的，只有我还让他念叨着。
B：4年的学习对你影响很大吧？
H：真怀念苏联的音乐氛围，学习的时候就是不停地推敲经典作品，深入以后就能举一反三。大家沉浸在音乐里，平时还常常可以看歌剧、听音乐会，熏陶熏陶。回来以后就不一样了，整天搞运动，心神不宁的。
60万字毁于一炬
B：你“桃李满天下”，却在2007年初收钢琴家许忠为徒时，说他是你“迟到的学生”。
H：这话你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许忠的基础好，如果好学，可以达到更高的高度。他在巴黎音乐学院学过看总谱，能吃透一部钢琴协奏曲，那便离啃一部交响曲差得不远了。而之前的学生，全都底子薄。尽管他们很多都学过乐器，但是基础不好，没有基础，房子就造不高。
B：怎么会呢？
H：从1970年第一届指挥班学生开始，我就是手把手，喂饭一样，一口一口地教，就差没站在台上，扶着他们的手，帮他们挥了。“文革”中，带着钢琴辅导老师上“牛棚”来拜师学艺的汤沐海，之前只学过手风琴，手风琴这种乐器怎么能跟钢琴比呢。后来去乡下挑苗子组建“五七音训班”，那是表演样板戏接班人乐队，招来的包括张国勇等学生，家庭背景必须三代工农兵，还有丁善德的外孙余隆，之前也只是乐队里敲打击乐的。
B：听说你在“文革”前，编写了60万字的著作《总谱读法》，还没来得及出版就毁于一炬了。
H：当时学校没什么教学资料，我就利用业余时间，搞些翻译。指挥是门实践学问，别人的理解不能代替你自己的实践，我亲身经历少，所以不写著作。翻译大指挥家的感悟才是宝贵的真知，这比我自己“打肿脸充胖子”有意义。《总谱读法》就是将总谱缩编，这样在讲解乐曲时，就能直接在钢琴上弹出来。后来变“牛鬼”了，书里引用了那么多《弥赛亚》等宗教作品做例子，那个年代，怎么吃得消呢！一把火就把手稿烧掉了。
B：后来有没有重新出版呢？
H：没有了，我的学生那么多，没时间弄这些。我现在年纪大，手也不听使唤，看着是这个音，弹下去也不是那么回事了。只是对于有实践机会的年轻人，只要他们上门要求学，我总是能帮帮忙的，就指导一下。如今社会承认了指挥专业，我也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几十年没白忙活。
黄晓同
1933年，生于江苏镇江，祖籍贵州省贵阳市。幼承学家，进达德学校，继而就读于陶行知育才学校和黄炎培比乐中学。
1950至1955年，在上海音乐学校随富华教授(Pr. Arrigo Foa)学习小提琴，张隽伟教授学习钢琴，邓尔敬教授学习作曲。
1955至1960年，留学并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师从一代宗师亚历山大·高克教授(Pr. Alexander. V. Gauk)学习歌剧、交响乐指挥。
1960至1998年，在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作曲指挥系执教
[上一页] [1] [2] [3] [4]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