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发现每个人都那么危险的时候，惟一的办法就是大家要彼此信任，每个人都要更努力。人是我们惟一可以相信的共同体，难道你要相信空气吗？相信海水吗？相信动物吗？”图本刊记者 大食

罗大佑和李宗盛等在一起

罗大佑和邰肇玫等

2004年5月6日，罗大佑和神秘嘉宾潘越云及齐豫合影

　　本刊记者  郑廷鑫  发自香港

　　和罗大佑的访谈，分两个下午进行，地点从酒店会所到他的家里，话题也不断地跳跃和发散，总是从预设的题目，自然而然地延伸到社会、时事、历史和科技。手势不断，表情丰富，时而激动时而低沉，时而兴奋时而叹息，这位音乐教父展示了他的喜怒哀乐，泄露了他的真性情。

　　春晚：十八岁不能唱成八十岁

　　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个问题。2001年，在新浪网和网友访谈的时候，你说“我大概会写到2008到2010年左右”，按照这个说法，现在时间快到了。

　　罗大佑：那时候看起来，写到2010年是差不多了，没料到金融海啸会来，这个事情可能让我再延续一下。我们在弄纵贯线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去年5月10号，乐队开第一次记者会，那时候我在台北，隔两天四川就大地震了，这也是没想到的。

　　突然之间，很多事情要去handle(应对)，很多题材可以写。去年发生太多事情了，雷曼兄弟的破产变成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听说全世界的财产从60兆美金跌了一半，这个财产是把股市、楼市、GDP和所有储蓄都算进去的。你看前几天的新闻，赌王的身家就缩水了9成。

　　人类的共识从来没有达到一致，但这次，所有的人类，从欧洲到美洲到亚洲，大家都认同这个经济危机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话可能大家会团结一点。

　　人物周刊：萧条时期通常也蕴藏着很多机会，你们纵贯线现在有没有相关的题材？

　　罗大佑：我觉得《亡命之徒》里，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影子。那首歌是阿岳(张震岳)的想法，他是从电影里去找感觉，从一个杀人犯要和自己的女朋友分别的角度去写。讨论的时候，李宗盛觉得可以发展下去，我就说，每个人都可以是亡命之徒啊，每个人一辈子总有个时间是像亡命之徒一样地生活。取得这样的共识后，我们觉得可以从每个人的角度去找一个亡命之徒。

　　人物周刊：看了春晚你们的演出，《亡命之徒》只剩下最后一段，还改名为《出发》。

　　罗大佑：对对对，歌词改得比较健康一点。

　　人物周刊：这背后是怎样一个过程？

　　罗大佑：也没什么，上春晚嘛，就是一个预告。从4月18日的北京开始，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的演唱会，这个时候做做宣传也不错。春晚你是知道的，是给没有新意的人看的，所以我们也按照上级的指示，哪里不能做就不做。阿岳有一首《爱的初体验》，讲到“是不是我的十八岁”，现场把歌词打出来，我说我们唱成八十岁好不好，那边就说不行，一定要唱十八岁，歌词怎么打就得怎么唱，一板一眼，完全不能有失控的感觉。这蛮有趣的。

　　我赞成两岸慢慢地、自然地

　　走到一起

　　人物周刊：现在回过头，怎么看台北？

　　罗大佑：我现在反而最不会形容台北了，一个人一辈子最不会形容的大概就是自己的家乡，自己出生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现在把台北当作自己的家了？

　　罗大佑：还是有点犹豫。不过现在好多了，自从去年5月，马英九上台之后，就好很多了。陈水扁吓死人了，前所未有的吓死人。

　　人物周刊：他们一家这几个月占据了很多报纸的版面。

　　罗大佑：你看这个人，在总统府里搞成这样，在监狱里还能搞成这样。(边摇头边笑)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是在关注那边的新闻吧？

　　罗大佑：重要的新闻都会关注。比如说台湾的经济，很多人都说，哎呀，马英九没什么希望，做不了太好。我觉得陈水扁搞了那么大一个烂摊子，其实李登辉的后期已经很糟糕了。马英九一上来就碰到全球性的金融海啸，蓝绿的对立还是很紧张，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他多一点时间。奥巴马当选之后的演讲说了，金融海啸可能不只一年，甚至不只在总统的一个任期之内就能结束。你想要马英九怎么样嘛。

　　人物周刊：很多人觉得马英九上台，会让两岸关系往好的方向走，你怎么观察？

　　罗大佑：我觉得两岸应该往自然的方向走，不要硬是把关系搞得太僵了。我比较赞成两岸慢慢地、自然地走到一起来，不要太牵强地统一，就像香港和大陆，你要太快也是不可能，麻烦事会一大堆，两边本来就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又说到金融危机可能是个好事情：当人类发现每个人都那么危险的时候，惟一的办法就是大家要彼此信任，每个人都要更努力。人是我们惟一可以相信的共同体，难道你要相信空气吗？相信海水吗？相信动物吗？我觉得每个人在危机里都只能够相信其他人，所以会更团结。

　　我是乐观的。现在大家经济都不好，都需要共同度过这个难关，政府和银行系统的前所未有的合作也是希望把这个难关解决掉，这些都是空前未有的。温家宝这次去欧洲，应该就是谈论金融这方面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对时事的关注挺多的。

　　罗大佑：这个很重要嘛，亚洲、欧洲、美洲现在是鼎立的，就像中国小说里讲的三国时代，亚洲现在变成了美洲跟欧洲之间的协调者，大国崛起就是这样，我觉得现在怎么去扮演一个好的协调者，去帮助另外两个洲，这是好的事情。中国这个名字，本来就有一个“中”嘛，有点中庸的、中间人的味道。

　　人物周刊：可是，中国人也经常相互埋怨对方，要么太左要么太右，就是不够中。

　　罗大佑：你要反过来想，你批评我太左或者太右，其实你是想中的，才会注意到我是不是太左或者太右。中国人是想中而不得其门而入啊。其实中国人是一个蛮矛盾的民族。我觉得归于自然是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哲学观，像老庄哲学就是，从中国的音乐里可以听出来，从国画里也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要打倒崔健？

　　人物周刊：当时你离开台湾去纽约，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罗大佑：从《明天会更好》那首歌就开始了，那首歌基本上就是被政治操作出来的。当时，党外的人批评我被国民党利用，批评我变节跑过去帮国民党；国民党的人又觉得，我写出这样的歌不伦不类。两边都不是人。

　　人物周刊：那时有一个逃避的心理？

　　罗大佑：当然有，我觉得在台湾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容下我，完全被排斥在这个社会之外，这样很辛苦的。

　　人物周刊：到了纽约，可能意味着从零开始。

　　罗大佑：对对对，归零就对了。英语有一句话是“When you are nothing to lose，you win”，你什么都没得可输的话，你就赢了。如果还在意我是罗大佑、在意那么多掌声的话，你就会损失很多。什么都不需要，你就活得理直气壮了嘛。

　　人物周刊：你在纽约的生活怎么样？

　　罗大佑：我跑到最乱的、一般来讲中国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为什么？

　　罗大佑：我觉得这样才踏实，敢在台上唱歌的人，就应该敢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站在台上很危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