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男子唱红歌：最大客户是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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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
南方人物周刊5月2日报道 英国人伊恩作为红歌里批判的帝国主义一分子，站在舞台上，那种讽刺感，让中国观众增强了身份自豪感。对伊恩来说，红歌是他融入中国最好、最快的方式，还让他获得了政治资本，这种政治认同，也是他在中国生存的法则之一。
伊恩最近比较闲。他呆在海南三亚的家里，像是一个打了败仗的战士，显得有些垂头丧气。“没有红歌唱了。”
他依然保持了做家务活时听红歌的习惯。伊恩说，他喜欢红歌那种锵锵有力的节奏，可以给他一种精神力量，跟着节奏做事，会特别有劲。
伊恩，是一位英国人。在中国，他因唱红歌被人认知。成名，让他很快在中国获得了名誉之外的政治资本。而这种政治认可，也让他接到了来自全国很多城市的演出邀请。在此过程中，他因红歌逐渐找到了在中国的一种生存法则。
但随着重庆红歌的落幕，他在多地的演出被无理由地取消。这意味着，他“把红歌唱遍全中国的梦想”很可能就不能实现。
另外，伊恩的红歌生存法则也让他陷入另一种困境：“到底还要不要唱？”
“黄金时代的纪念品”
伊恩的家，距三亚市区大约十公里。在这个二室一厅的家里，他把专门的一个房间腾出来，摆放着他从全世界搜集过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切物品。
伊恩把这个房间命名为“黄金时代的纪念品”。此前，这是他家的书房。
“为什么叫黄金时代？”我问。
“哦，应该是红色时代才对。”他回道。
这是一个大约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推开房门，墙上依次挂着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社会主义思想早期领袖的画像。画像下方的书柜里，摆放的书籍也多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比如，查韦斯和委内瑞拉，英文版的《毛泽东传》，以及金日成与朝鲜。
在这些人里面，查韦斯是伊恩最喜欢的。查韦斯去世后，伊恩还为此流下了伤心的眼泪，虽然“就只有一两滴而已”，那一刻，他特别担心委内瑞拉人民的未来。
对英国同胞，伊恩就不显得那么热心。当我问她，撒切尔夫人去世他有没有这种感觉时，他突然把头抬起看着白色的房顶，愣了十几秒钟，轻轻回了一句，“哦。” 那一刻，时间好像停住了。过后，他又连忙解释，“在英国，好像没那么受欢迎。”
伊恩喜欢查韦斯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美国反对的。“只要是美国反对的人，我就觉得里面一定有阴谋，我就特别想去了解。”而伊恩不喜欢撒切尔夫人的原因恰恰相反，他觉得是她把英国“变成了美国的走狗，什么事都跟美国走”。
2005年，伊恩在云南昆明旅游时，特意跑到新华书店去买回了这些领袖画像。因为妻子余燕伶的反对，这些画像在他卧室的一个柜子里，过了好几年黑暗的日子。
余燕伶觉得，死人的画像不应该挂在家里，而且还是一堆死人，她更加反感。但为了照顾伊恩的情绪，余燕伶允许伊恩在书房的一个柜子里，摆些“红色小物品”。比如，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胸微和国旗，以及这些国家不同时期的宣传画册。
余燕伶警告他，把“那些变态的东西，控制在柜子里面就好了”，不然，她就翻脸。
直到去年10月，余燕伶被学校派往澳门学习，伊恩才把锁在柜子里好几年的领袖画像拿去裱了装框，挂在书房里。
在完整地挂好后，伊恩拍了一张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里。他的一位在当地宣传部门任职的朋友对这条微博表示了赞同。这令伊恩很高兴，他觉得“只要领导高兴就好”。伊恩的微信头像，用的是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的雷锋。“看到头像，就容易对我产生好感，因为他是榜样。”
当然，伊恩并不满足只是看到他们的画像而已，他更愿意一睹这些领袖的遗容。在此之前，伊恩踏足俄罗期、朝鲜、越南、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去看看这些领袖。
在此过程中，也有令伊恩不高兴的事情。他觉得大家都太假装了。“进去之前，还哈哈哈地笑个不停，一进去之后就假装不说话，低着头，很悲伤的样子，出来后，又哈哈哈地笑了。”伊恩说。
也就是在游历这些国家的过程中，伊恩收集了各个国家的红色歌曲。他学会的第一首红歌是还未解体的苏联国歌。《社会主义好》则是他学会的第三首红歌，也是他学会的中国第一首红歌。
2013年元旦，余燕伶回到家中，看到这个房间后，有些生气，她向伊恩下了最后通牒，在她从澳门修学回来后，她不想再在这个房间里见到这些“变态的东西”。
如今，伊恩的期限只剩半年。
“那怎么办？撤下来吗？”我问。
“放心，我会说服她。”他做了个鬼脸。
“为什么收集这些东西？”
“讽刺。”伊恩边收拾柜子里的东西边回头，淡淡地回了两个字。
爱上社会主义
伊恩，1978年出生于英国。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告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时代。人们逐渐从第二波唱红歌的日子里解放出来，奔向经济建设。
一年后，伊恩不喜欢的撒切尔夫人赢得大选，成为首相。执政后，撒切尔夫人对当时盛行社会主义的英国进行改革，打破了英国式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平。比如，废除了为上学孩子提供免费牛奶的福利政策。伊恩是这种政策废除后直接“受害者”。
伊恩从小就表现出了跟同龄孩子不同的兴趣爱好。小时候，他对游戏从来不感兴趣，反倒是对国际新闻充满了好奇。虽然很多时候，他也不是看得很懂。
在“资本主义国家”长大的伊恩，对社会主义的一切都充满了想象。他总觉得，世界的另一头“一定很美好”。
为了了解世界，伊恩10岁时，请求父母送了他一张世界地图，作为生日礼物。他把地图挂在房间里，在上面把他所知道的社会主义国家用红笔画圈标了出来。他总想着，要去这些国家旅游。
在这些画红圈的国家里，伊恩最钟情苏联。伊恩学的第一门外语，就是俄语。极具语言天赋的他，仅仅用了10天时间，就学得有模有样。
伊恩10岁那年，从父亲的书柜里翻出了一本学习俄语的书籍，便开始自学。“那本书是父亲60年代买的，大家都觉得应该学习俄语，因为总觉得苏联应该会统治全世界，很快就会来接管我们英国。”
父亲见伊恩学俄语很有天赋，便帮他找了一个俄语老师。伊恩从俄语老师那里学会了第一首红歌——苏联国歌。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伊恩仍记得其中的三段。
这首歌，彻底让伊恩喜欢上了红歌。“听着就觉得很有力量。”苏联解体时，伊恩说他有些接受不了，其中最大一个原因是“不想换世界地图，取下挂上的很麻烦”。
苏联解体7年后，伊恩终有机会到俄罗斯留学。当时，在他的宿舍里，有一同学是共青团成员。为了让伊恩见识社会主义的伟大，同学拉着他去参加了一次游行。之后，便听到斯大林的孙子做演讲。
当伊恩见到斯大林的孙子时，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斯大林回来了。“相貌很像，好怕，我怀疑是不是特别去整过，以唤起大家对斯大林的记忆。”伊恩说。
回学校的路上，伊恩看到各种共产主义的标志，还有苏联的国微。但斯大林已经不在了，他总觉得一切都不那么真实。
毕业找工作时，伊恩把社会主义国家都放在了自己考虑的范围之内。其中包括中国。他想趁着工作的机会，更多地了解社会主义。但时至今日，他仍讲不明白，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
但在研究了一轮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后，伊恩发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工资水平太低了。他终究把工作地点选在了同样是“资本主义”的日本。原因就是，那里的工资待遇可以满足他。“人，总得生活，生活比一切都重要。”伊恩说。
在日本工作一年后，也就是2003年，伊恩第一次由北海道飞往上海。这座城市让伊恩觉得不可思议。“那么发达，跟资本主义一样了，怎么可能是社会主义国家。”伊恩说，“但城市真的很丑，都是水泥森林，一点都见不到科学发展观的影子。”
回日本前，伊恩特意跑到一个音像店，买了一盘中国红色歌曲的碟片。那时候，伊恩的中文还不是很顺溜，只能在音像店里对着服务员比划，带着英式的口音一字一顿地说，“毛，主，席，毛，主，席。”还好，服务员总能领悟。
这成了伊恩到社会主义国家买红歌碟片的通法。不管在哪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他一字一顿地喊出领袖的名字，服务员总能“稳、准、狠”地找到他想要的东西。
在走过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后，伊恩也有些小郁闷，他觉得“他们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初衷，走偏了”。尽管这样，他仍然相信社会主义有一天可以实现。“也许是一百年，一千年，终有一天要实现的，只要地球上还有人类存在的话，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