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唱红歌

　　寻路中国

　　就在上海飞往日本北海道的飞机上，伊恩认识了中国妻子余燕伶。并于一年后，来到中国上班，“在苏州做一名外教。”

　　此时的伊恩，已从碟片中学会多首红歌，中文说得也是“顶呱呱”，除了还带点英式的口音之外，基本可吐字清晰。“我妻子不反对我唱，也不支持我唱，她也从来不教我唱红歌，她就觉得这是我的自由。”伊恩说，“我的中文也不是她教我的。”

　　反倒是为了提高余燕伶的英文能力，他们俩在家时，基本用英语交流。“出了这个门，我就只能用中文了。”

　　来到中国两个月后，伊恩学会的红歌派上了用场。当时，学校里组织了“外国人展示中国文化”的活动，有人推荐了伊恩。“平常没事，我就喜欢哼哼红歌，被同事听到了，就觉得，嗯，我可以去参加。”

　　在这次活动中，伊恩以一首《社会主义好》获得了最具人气奖。但此时的他，仅仅只是把红歌作为一种爱好而已。

　　这一唱，奠定他一首《社会主义好》唱全国的基础。不多久，学校领导让他去参加一个饭局，并让他在饭局上再次表演《社会主义好》。伊恩没有多想，当场拒绝。

　　回想起来，伊恩觉得，这个拒绝，是他在中国犯的“第一个政治错误”。伊恩说，如果可以重来的话，他一定会选择去参加这个饭局。他觉得，就是因为没有去参加这个饭局，让他在中国获得认可的时间推迟了好几年，从而错过了很多赚钱的机会。

　　如今伊恩吃透了中国。“领导就喜欢面子，邀请了都不去，肯定不高兴，领导都不高兴了，那还怎么混。”他的书柜里，有一本红色小本子，书名为“小毛与南子”。书中都是解释各种中国特色的用语。比如，对“没有”的解释，共有6种。“从这本书中，学如何跟中国人打交道，根据他们说话的语气判定那个词语的真正意思。”

　　2007年1月，几经辗转，伊恩来到三亚，在一家酒店任职。在这座城市，他第一次重新定义了红歌。同一年，薄熙来由商务部长调任重庆市委书记。日后，他在这座城市掀起了中国唱红的第三波高潮。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一次，伊恩和妻子余燕伶回家的路上，在一个公交车站，看到了三亚市举办红歌比赛的通知。凭着喜好，伊恩也想报名参加。可没想，当他看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截止时间已过去两个小时。但伊恩还是记下了通知上留下的QQ号。

　　伊恩想争取一下。却没想到，这个负责报名的人，是余燕伶曾经的学生。就这样，伊恩顺利通过报名。

　　在此次红歌比赛中，伊恩拿到了第四名。“我成了整个三亚的骄傲了，很多旁边的人都认得我了，跟我打招呼。”

　　伊恩发现，此前两年努力想融入的社会，还不如他唱一首红歌有效果。他突然领悟，红歌才是他融入中国的最好、最快的方式。尽管还获得了400块钱的奖金，但此时的伊恩没有想到靠红歌来生存。

　　伊恩知道，他应该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唱红歌。在朋友的建议下，他瞄准了江西卫视2006年开始举办的《中国红歌会》。

　　在这个舞台上，伊恩第二次定义了红歌的价值。此时的他意识到，唱红歌原来可以转化为经济收入。“在酒店一个月一万多块钱，唱红歌比酒店的收入还强。”

　　伊恩便把三亚酒店的工作辞掉，专心唱起了红歌。伊恩说，在此之前，他没有经过任何声乐的训练，但小时候，在英国时，就有人夸他歌唱得不错。

　　虽然融入中国的方式多少令伊恩有些意外，但他极其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这种名誉是此前在无数中国唱红歌的外国人中为数不多的。

　　但不管如何，他的英国身份，多少令他对所遭遇的某些中国特色十分讨厌，“道德自律性太差了。”

　　这个论调似乎很像他不喜欢的撒切尔夫人说的。撒切尔夫人认为，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的真正威胁是道德的威胁。

　　从伊恩家里往三亚市区，有9路公交车。一般没有特别急的事情，伊恩都是坐公交出行。他不想汽车尾气把三亚搞得太糟糕了。伊恩刚到三亚时，整个城市就3个红绿灯，而现在，不管修多少路，好像都始终满足不了爬行的车子。

　　在半个多小时的车程里，伊恩差点被挤倒3次。他苦笑着说，这就是中国特色。

　　他说，在英国，公车不会挤这么多人。

　　红歌梦

　　进入中国红歌会后，伊恩有意识地用红歌系统性地包装自己。比如，去定制红军服，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红军战士。“大家会觉得我很愿意主动融入中国文化，他们就会觉得小伙子不错。”

　　而这其中的代表，是伊恩的丈母娘。她刚开始不同意女儿余燕伶和伊恩的婚事，“一开始心里很忐忑，通过了解，特别是他唱红歌后，女儿跟着他就让我更加放心。”丈母娘在达人秀的舞台上说。

　　伊恩觉得，红歌之所以能在中国出现第三波高潮，是因为有人需要它。“唤起大家的记忆，时刻强化一种感恩的心态。”

　　伊恩很清楚，他之所以在红歌会受到欢迎，并不是他唱得多好听。“他们不是过来听我唱歌的，是过来看我唱歌的。”

　　伊恩的身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中国观众而言，伊恩作为红歌里曾经批判的帝国主义的一分子，站在舞台上，那种讽刺感，在戏剧性之外，更让他们增强了国人身份的一种自豪感。

　　在众多粉丝里，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占了绝大多数，稍年轻的一代似乎对伊恩没有多大兴趣。“红歌是他们的一种记忆，也是他们那时候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老了的时候，需要一种方式去怀念。”

　　最终，伊恩获得了中国红歌会的第5名。他很满意这个结果，他知道，“这就是一种政治安排，一场秀。”他认为，一个外国人唱中国红歌得了第一，说出去就会是一个笑话，很多人在情绪上接受不了。但也不会让他名次太靠后，毕竟需要靠他的身份来强调某种意义。

　　红歌影响伊恩，他第三次定义了红歌的价值。唱红歌走红后，他很快在中国获得了名誉之外的政治资本。这种政治认可，让他成为了江西及九江的旅游大使，同时也接到了来自全国很多城市的演出邀请。

　　最火的时候，伊恩在南昌一个小剧场演出，每场10分钟左右，可以拿到一千多块钱。而此时的伊恩，已志不在唱了。

　　“通过唱红歌，得到领导人的认可，跟政府打交道起来就很容易。”伊恩说。

　　伊恩不太愿意说明红歌到底给自己带来了多少具体收入。但他承认，红歌让他在英国很体面地举办了一次婚礼，也大大改善了他的生活。英国媒体报道，伊恩在演出中，最高可以拿到5万块钱一场的报酬。他认为这是在胡说，“偶尔有一次拿到了，并不是每一次都拿得到。”

　　伊恩的红歌会结束了，但他知道，他不能停止在公众面前的曝光率。在中国达人秀导演组的三次邀请下，伊恩欣然应允。

　　在上海的一次表演中，伊恩穿着红军装，扭着秧歌，手拿红色的《毛泽东选集》，唱完了《社会主义好》。事后，伊恩承认，《毛泽东选集》里面夹了很多歌词。

　　当时的评委周立波评价伊恩，“真像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同样是评委的伊能静(微博)则问道，“这是一个很好的秀，但算什么达人呢？红歌达人吗？”

　　结果是，3个评委当中，伊能静给了伊恩一个NO。但红歌达人从此就成了伊恩的标签。上海某区甚至还想让伊恩做他们的公益广告代言人。“意思是红歌达人教你做什么什么一类的。”

　　但电视台播出来的结果跟伊恩在现场录制的结果却不一样。伊恩说，在现场时，3个评委都给了他YES。当时，他打电话去跟中国达人秀的导演组沟通，想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复是，“这个没关系，是为了让观众对你更加好奇。”

　　伊恩也没过于较真，他清楚，这只是一场秀，只要领导看到高兴就好了。但这些却令余燕伶感到不满，她觉得伊恩来到中国后，把他身上所有的规则都改变了。

　　通过中国达人秀，伊恩说出了他想“把红歌唱遍全中国的梦想”。伊恩说，就在我采访他的第二天，三亚电视台的记者找到他，希望他出来谈谈中国梦。“不知道唱红歌算不算中国梦？”

　　伊恩也说不清楚，这个梦到底是他自己心里想的，还是达人秀导演组给他编的。他惟一清楚的是，为了表演效果，他必须这么说。他还把这个梦带到了现实生活中，面对媒体，他总是不停地重复强调这个梦。

　　为了秀的表演，伊恩最终把这个梦变成了一种身份认同。但这个梦，随着重庆红歌的落幕，变得飘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伊恩在此前后两次去重庆演出。

　　重庆红歌落幕前，伊恩被重庆一个县城邀请过去唱红歌，受到了当地领导的高规格接待。甚至有公司想跟他签约，在重庆办些小型红歌会。但当重庆红歌落幕后，伊恩再去重庆时，邀请方不允许他唱红歌，而是临时让他唱阿黛尔的歌。可那时的伊恩连阿黛尔是谁都不知道，只好作罢。

　　随之而来，是各地取消跟他约好的红歌演出。最明显的一次就是《我要上春晚》节目组。十八大前，《我要上春晚》邀请伊恩参加，伊恩爽快答应。“我知道没什么希望，但还是希望上去宣传一下自己。”

　　但最终，伊恩失去了这次机会。“我打电话过去问，给我的回话就是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就不让我参加了。”

　　伊恩不知道红歌还会不会允许唱下去。如果允许的话，他想到西藏、新疆等边区去唱。 “有红歌的任务，准备随时为党唱歌。”他说，“我最大的客户就是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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