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杭州》实习记者 余驸

　　1986年，当时还叫不上名儿的崔健穿着件绿色半长褂，裤脚一高一低的他背着电吉他，蹦跶上北京工体舞台，吼出《一无所有》，从此中国摇滚乐不再一无所有；1997年，DJ王岳杭邀请了几个先锋乐队在露天溜冰场攒了个局，这就是杭州地下摇滚乐的处女秀。

　　当时参演的乐队有“寄生兽”“甜蜜的孩子”等，从“寄生兽”走出的人组建了“快餐盒”，“快餐盒”大换血后成了“第二层皮”，而“第二层皮”的小样《无数的中性表演》是杭州的首张地下唱片。

　　曾经的金华农村娃娃，现在沸城音乐的校长朱志芳曾是“第二层皮”的吉他手，是第一代杭州地下摇滚音乐人，他说：“我们那一代人的贡献就是，我们证明了搞这个还能活着，还可以接着搞。”

　　玩得了“毛血旺”

　　初见朱志芳，握手，握得我手掌“嘎嘣”响，惊讶于这个并不伟岸的男人的力量。继而求唱片，拒绝，“我以前的音乐都是练习，现在的音乐才是音乐”，他要给我弹即兴爵士！惊讶于他貌似忠厚的外表下骨子里的自信。

　　二十多年前的金华农村，朱志芳放着牛，听着老人的二胡、笛子爱上了音乐。1993年，从朋友姐姐的手里接过断了两根弦的红棉练习琴，叹着：“怎么会这么好听？”就再没舍得放下，20年，每天至少练习两小时。

　　从崔健、黑豹、唐朝乐队的启蒙开始，到后来的性手枪、U2、Radiohead，上了浙大的朱志芳愈发为摇滚而疯魔，走廊、厕所都可以是Band房，一度练到患了腱鞘炎。

　　毕业后在一家机电企业做了24天就辞职了，他觉得这不该是他的生活。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幸运和不幸都是因为拥有梦想，从那以后，“流落街头，食不果腹”就是他的生活主旋律。

　　“当时的地下摇滚乐就像一盘毛血旺，热、辣、便宜，乱七八糟。”朱志芳这样描述那会儿的杭州地下摇滚圈，在他记忆中杭州第一支成编制的地下摇滚乐队叫“天火”。

　　1999年，朱志芳和一起玩儿音乐的朋友李剑鸿组建了乐队“第二层皮”，这是一支试验噪音风格的摇滚乐队。2000年的时候一个杂志社的哥们儿赞助了他们一个四轨录音设备，他们就灌出一张名为《无数的中性表演》的唱片小样。

　　“找东西吃”是他们生活的一个主要环节，有时会到断桥卖唱。李剑鸿负责把风望哨，朱志芳负责弹吉他，还有个女孩演唱，一度造成断桥堵塞，遭到城管驱逐。

　　杭州灵隐路的31号酒吧是当时为数不多接受地下摇滚乐队演出的酒吧，这酒吧很隐蔽很妖。有着贴满报纸的墙壁，覆满小人书的厕所和会打鼓的酒保。

　　朱志芳说当年杭州的地下摇滚乐迷大概也就几百人，每个乐队前往31号酒吧都会捎上自己乐队的支持者，而当时的“第二层皮”非常炫酷，因为他们的粉丝基本都是外国人。

　　有风光自然也有落魄，他曾被一个温州老板骗去演出，结果年三十跟朋友借钱才得以两手空空回家，也曾睡公园的纸皮箱，睡凉亭，幸运的是过往的唏嘘，是以后的谈资。

　　住得了桃源岭

　　始建于1956年的杭州植物园里曾经有个小村落，叫桃源岭，因为租金便宜，吸引了一大批的牛人，其中有诗人、电影人、行为艺术家……

　　朱志芳和李剑鸿在那儿做着他们的噪音试验，经常吓得村子里的鸡上蹿下跳。当时有个邻居是诗人，因为经常挨饿有些犯困，朱志芳老爱黏在床上，诗人就走到他床前念一天的诗。

　　地下摇滚的“身残志坚”离不开最早那一批乐迷。当时有个电信公司的员工，人送外号“柴大官人”，因为他经常用自己的工资换酒给乐手们喝。

　　像电信公司“柴大官人”一样，早上是一拨人，而到了夜幕降临，就会有另一拨黑T恤长发的人“占领”那里，他们喝酒、上网、玩琴。

　　或是找个小酒馆，从晚6点喝到天亮，经常用榨菜下酒，奢侈点的时候炒一碟花生米，因此他们的音乐也透着股便宜、恣意的味道，杭州最早玩地下摇滚的这拨人，使劲作曲、攒活儿，期待着有一天能像崔健一样一炮而红。

　　这群人都很傲，谁也看不起谁，却在为同一件事努力，希望地下摇滚有一天能走在阳光下。他们就像是凯鲁亚克小说《在路上》中走出的人，喊着“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然后迈着吊诡的步子，拎着酒瓶，带着血液里的摇滚，傲娇地上路。

　　换得来工作室

　　2001年的时候，朱志芳开始当吉他老师，这时一个叫古盐英理的日本女孩走进他的世界，说要照顾他的生活，当时朱志芳一贫如洗，只有一把破木吉他。

　　第二年，“第二层皮”第二张唱片《寄献给一切享受无聊的人》完成地下制作，李剑鸿独自去了云南音乐节，朱志芳选择离队，他想做一些更有章法的音乐，他想做一个像“程序员”一样的乐手。在规则之中戴着脚镣跳舞。

　　忽然有天，琴行老板跟他说有一些人在找他，朱志芳就到了琴行，见左右无人，他照例玩起布鲁斯，大约两个钟头后，一个男人问他：“如果给你个机会，你想要做什么？”

　　朱志芳说要开工作室教学生，男人问他大概需要多少钱，朱志芳说10万，这个揣着音乐梦的商人后来给了他20万，那个年代的20万，没有借据没有收条。这就有了杭印路上起初只有40平米的沸城。

　　宋城那片儿做过一个音乐节，请了来自上海、杭州的36支乐队，形形色色。“我仿佛看到了很多个自己，不同阶段的自己。后来我想，我玩够了。”那时开始他的梦想变了，“我曾经的梦想是做一个杰出的吉他手，后来我成了一个合格的吉他手，我现在想教出杰出的吉他手。”

　　背弃不了梦想

　　“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他拿beyond的歌词开始谈及理想，不像是我们90后这一代羞于讨论理想。

　　“我太太的理想就是嫁给我当家庭主妇，而我的理想是办一个机构可以让有天赋但是贫穷的孩子免费接受培养，我负责他们的生活。”很让人着迷的想法，让人想起麦家的“理想谷”，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美国的“作家殖民地”，而中国确实也缺一个音乐的乌托邦。

　　他并不在意穿着，每天上下班还坐公交，三餐通常也是太太准备的便当，就像他根本不是两个校区600多学生的校长一样，他甚至可以过得奢侈，但他选择了清贫而平和的生活，他仿佛已经在为想做的事做着财力上的准备。

　　朱志芳跟我讲起以前桃源岭的房子已经变成植物园里普通的一棵树了，就好像那里从来不曾有一所属于地下摇滚的房子。也许他们不像伍德斯托克一样喊过“Make love, no war”这样旗帜鲜明的口号，也没有十分成熟的作品可供瞻仰，但他们证明了搞地下摇滚饿不死，并且没饿死的可以接着搞。

　　采访结束的两天后，朱志芳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失败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叫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