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笔畅劝珍惜机会 罗琦欲玩更酷的音乐

2014年02月18日17:25  南方人物周刊 微博

  在这个意义上,电视串起了一部中国流行音乐简史。以前只有一个中央台,现在频道多了,音乐节目的形式也翻新得更快。从完全接受港风台语的影响,到内地乐坛的自我更新,电视节目记录了这一切。敖君怡介绍,在唱片业比较成熟的台湾,尽管包装歌手还是以专辑为单位,但也离不开电视台的帮衬。

  在和一家内地唱片公司合作4年之后,敖君怡发现这里制作艺人的速度奇快。在台湾,从参加比赛到出单曲,最快也要3个月,而在内地,两星期就足够了。“当然我觉得这个有好有坏,节奏要抓准了,就是钱嘛。”谁有奇招异术,谁就神通广大,房子车子速来。

  速度,像子弹一样射穿了现在的流行音乐、电视荧屏和观众。在美国、韩国,《美国偶像》《学徒》《两天一夜》等节目都是持续好几年甚至数十年,哪怕形式一成不变,也有观众热捧,而在中国,节目播到第二季,观众就开始索要变化。“希望你每一分钟都在变,问你跟上一季的不同在哪里,仿佛只有不同,大家才觉得是可看的。”《爸爸去哪儿》播到第二期,就有观众厌烦,怎么又是做饭?洪涛同时也是《爸爸去哪儿》的监制,他一直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也有一种喜欢走捷径的风气。社会在加速地发展,也培养了大家对加速度的需求。”

  音乐不会消失,只会以更快的速度消耗

  没有人知道下一个火起来的节目会是什么,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一定和流行音乐有关。

  洪涛说:“音乐是最好的娱乐方式,大家好像会厌倦,但总会发现一个新的切口,让我们重新唤起对它的兴趣。”他猜测,如果能把陈奕迅[微博]、张惠妹[微博]、张学友这样的大牌请来比赛,也许会是下一个卖点。

  山河说,“流行音乐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它一直在更新。交响乐、各个国家民族本土的民族音乐,那都叫文化遗产。只有流行音乐是文化商品。”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在他的一篇文章[微博]《流行音乐》里说,“人们需要标准化的伪个性化的商品,因为他们的休闲是逃离工作,同时又要受到工作时间里没有的心理观念的锻造。对于大众来说,流行音乐就是上班族的休息日。”

  这类音乐的主要特征就是旋律简单、段落清楚、容易上口、适合流通。周笔畅[微博]的概括是:“通俗。好唱,也好理解。”它是需求,是日常生活里最方便的调剂,在咖啡馆、酒吧、洗浴中心甚至厕所里随时随地响起,“就像洗脑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当年16岁的罗琦[微博]也是偶然听到了邦·乔维的歌,从此迷上了摇滚。

  欧美的音乐市场细分得厉害,摇滚就包括死亡金属、新金属、华丽金属、哥特等等,就像中国人以前进园子听京剧,也讲究门派。但在中国,作为舶来品的流行音乐是个大杂烩,摇滚、爵士,甚至一部分交响都掺杂其间。这种音乐类型在改革开放后才进入中国,和所有在以西方为模板的现代化过程中引进的物件一样,来不及建立规则和界限,就已经东冲西决。音乐工业和电视荧屏的彼此渗透,一个综艺节目迅速变身电影产品,都是这样的例子。包括版权制度,在一段长时间的野蛮生长之后,才慢慢竖起牢笼。

  被英国殖民的香港、经济起飞更早的台湾在这方面都比内地先走一步。即便这样,有时面对新人,敖君怡也直接劝退,“如果你书还念得不错,可不可以打退堂鼓,因为能红的没几个。”就算在娱乐业发达的韩国,长相一样、舞步一样的男子团体也陷入了朝生夕死的残酷游戏,无数青春成了昙花一现的代价。她说,在这个时代,音乐不会消失,只会以更快的速度消耗。铺天盖地的娱乐消费,就像台湾24小时滚动播出的新闻,吞噬着人的耐心。“不是大家不再听歌了,而是现代人没有耐性再好好把一张碟从壳里面拿起来,放到机器里,一首一首听完。”

  互联网的兴起成倍加速了这个进程,乐视网独家代理了第二季《我是歌手》的网络播出就是一个信号。等到互联网电视逐渐普及,它所串联起来的网络就将取代现有的收视率——广告模式。更进一步,当网络成为节目内容制造者,它将真正冲击电视台的存在。洪涛已经收到了这样的邀约,据他所知,腾讯视频已经建成3000平米的演播厅——新媒体的投入和野心,会比电视台更加慷慨。

  这是所有行业的危机。一头更新更快的无形怪兽在身后追赶着人们,好像一旦谁慢下来,就会陷入险境,人们只好慌张地先把身上那些既笨重又精巧的本事丢掉。最后,对速度、新鲜、快感的饥渴,征服了人本身。

  “总会碰到你更喜欢的,或者是你也喜欢的,就算是情侣,也是一样。”周笔畅现在对这一行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她说,“给年轻人的机会多,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给了他们希望,又把这个希望亲手摧毁。”

  她知道我们挺酷的

  罗琦显得更加胸有成竹。2011年冬天,她在一个活动上听到了姜树发行的一张电子乐唱片,就端了一杯酒,走过去跟他说,这个音乐太酷了。她回国后一直想做这样的音乐,不想再玩老摇滚了。姜树说,“我认为她挺职业的,在国外有了见识,她知道必须得找一个团队。”两人一拍即合。

  20年前,罗琦刚到北京,也是在一个摇滚圈的party上,跑到崔健经纪人王晓京的面前毛遂自荐,用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敲开了北京的大门。

  这次她在电视上又唱了这首歌。团队为她选的歌几乎都带着一个“我”字——《我期待》《我是一只小小鸟》《我相信》《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这种第一人称叙事也是眼下的潮流,用音乐完成对话,让观众代入自己。连洪涛都说,你们这个团队策划很厉害。

  姜树认为,摇滚乐不能拒绝主流,因此坚定地支持崔健上春晚。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把罗琦带到了《我是歌手》。他否认“唱片业不景气”这种被人们挂在嘴边的说法——实体唱片销量不高,但单价高;版权制度开始完善,网站都在支付费用;市场开始细分,独立音乐甚至比流行乐卖得更好。

  “人家把路都修好了,去哪儿都可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东西,马上就可以铺设出去。但你得有音乐,这是你必须完成的。”他的“树音乐”每年发行二三十张唱片,数量仅次于摩登天空,是目前行业内第二大版权方,市场估值已经过亿,还和地产公司合作,在北京东直门附近建起了后山艺术空间。他和投资商、地产商说着同样的语言。

  摇滚乐是流行音乐的起点,也是对社会生态最直白的翻译,因为它直接把人的情感喊出来。而姜树把摇滚定义为“正能量的反抗”,这个温和的、更加大众的旗号能让他更好地实现流行音乐的商业价值。就像山河说,“不光演艺圈,现在生产个牙膏,最重要的都不是产品质量,而是市场推广。广告投放的平台也很重要。《我是歌手》如果不是在湖南台这个平台上,也收不到那么大的影响力。”

  罗琦已经接到三四十场商演的邀约,唱两三首歌的报价是40万。但姜树只是用高价来试水,并不打算赚快钱。这和黄绮珊去年的策略不同,后者迅速出现在商演、电视台、颁奖礼的舞台上,沉寂多年之后立刻跟上了娱乐圈的速度。姜树对罗琦的规划,是同时打入主流和摇滚市场,一方面利用她身上具有符号意义的传奇故事,另一方面开发新的品牌价值,和汪峰[微博]、许巍、郑钧等人一样,“脚踏两只船”。公司张罗了国内最新最好的一批年轻乐队为她写歌,“她会很酷的”,姜树兴奋地说。罗琦自己开玩笑:我也太不容易了,就让我踩一会儿吧。

  十几岁时,罗琦赶上了摇滚乐初入中国的黄金年代,叛逆的她为那个叛逆的年代唱出了背景音;十多年后,她结婚生子,重新回来,面对初成规模的大众娱乐时代,她的故事和受德国影响的电子摇滚依然时髦,而且她现在懂得配合,尽力照顾电视的表达习惯。姜树说,你不能要求罗琦叛逆一辈子,这不公平。说到这些,罗琦总是憨憨地笑,她说,“我的笑有很多意思,掩饰自己的害羞、尴尬和不想说话,都用笑来代替。”

  “她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她知道我们挺酷的。”不幸的罗琦这次成了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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